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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我們的問題意識：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反思| cdg070089 |
發表於： Jan 31 2016,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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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達不了於諸候  發表數： 469 所屬群組： 一般 註冊日期： 8-13-2008 活躍：8 聲望：206  |
Source: http://www.opentimes.cn/bencandy.php?fid=407&aid=1947
我們的問題意識：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反思 黃宗智 開放時代 2016年第1期 我們的問題意識——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問題——可以說是學術工作中至為重要和決定性的組成部分。它設定了我們想知道什麼，以及我們所想問和沒有想問的問題。它把我們的探照燈照向某一個方向，由此而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我們會找到什麼。 在美國的學術研究中尤其如此，因為它幾乎在所有的學術刊物中都設定了一個固定的格式：要求研究者先說明其所要解答的問題，一般多涉及某某理論，而後圍繞一個中心論點來提出其經驗證據。這樣的格式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學術有一定的不同（譬如，英國比較強調經驗主義的學術），也和最近幾年才開始模仿美國規範的當代中國學術有一定的不同。當然，問題的實質內容要遠比格式重要，因為它常是學者們代際或國際間的主要不同所在。 本文先是根據筆者自己五十多年來參與其中的經驗而寫的關於美國戰後三代學術所處理的主要問題的簡略敘述。目的不在爭論所有美國學術都可以被納入這些問題，而是要說明這些是每一代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們所試圖處理的問題。此部分意圖不在詳盡的文獻綜述，而在借助筆者最熟悉的領域和研究來闡明本文的論點。其意圖也不在否認偏重經驗或求真研究的學者多不會參與討論那些理論-意識形態問題，他們常是這方面的“沉默的大多數”，但我們仍然需要批判性地剖析那些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這是因為其影響力多源自某種理論或意識形態潮流。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自己工作的思想環境，這樣才能更好地區別自己的研究和可能是被誤導的“主流”。 這裡需要連帶說明，根據每一代最具影響力的著作的不同程度的意識形態化，有的可能有意或無意地違反現有經驗證據來論證自己所想得出的某種答案。與此不同，真正求真的學術，即便是在某種問題意識框架之內所作，仍然可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如果主要是被意識形態所推動的研究，其學術價值會伴隨某種時尚意識形態或理論潮流的沒落而消失。 在梳理了關於過去的研究的問題意識之後，筆者將把其置於現代西方關於中國的思考的歷史中來論析。在我看來，它們體現的是一個特別頑強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乃至於一直都特別突出要麼是西方的優越性，而中國只不過是其對立的“他者”，要麼是像最近一代那樣強調中國和西方是相等的、一樣的，甚或更優越的——使用的其實仍然是原來西方的標準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兩種論點基本都來自西方的理論和問題意識，都嚴重違反了現代中國的基本實際：即不可避免的古今、中西混合。 這個不僅是美國（和不少其他西方）的中國研究的問題，也是當代中國本身的中國研究的問題，後者也許更加如此。現代中國的學術大多受到西方的建構和問題意識的影響。譬如，之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便試圖用一個來自西方的分析框架來理解中國。其後在近三十多年中，則試圖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來理解中國。同時，兩者都觸發了對其一定的反動，即堅持必須用本土的概念來理解中國，拒絕西方的理論和框架。 本文論證，我們需要把這個二元對立的框架置於一旁，而從現代中國不可避免地是由中西相互滲透所組成的實際出發。對這個基本實際的認識，是擺脫過去從過分簡單化的源自西方的問題意識和理論出發的第一步，避免其所導致的對中國的嚴重誤解，避免其甚至把想像中的或誇大了的實際投射於中國。這樣，方才能夠走向建立中國研究在理論層面上的主體性，正如不少優秀的中國研究學者早已提倡的那樣。如此方能促使中國研究，不僅在西方也在中國，得能更符合中國實際，並把其置於一個真正的全球視野中來理解。 更有進者，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也可以見於一系列其他相關的二元建構，諸如現代VS.傳統、工業VS.農業、城市VS.鄉村、市場VS.人口、市場VS.國家、形式理性法律VS.實體非理性法律、普適VS.特殊等。歷史的視野要求我們把這些二元視作相互關聯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除、非此即彼的。本文將提出一些具體的例子來闡明筆者所提倡的研究進路。 一、“共產主義中國”VS.“中國” 筆者在華盛頓大學（位於西雅圖，以下簡稱“華大”）讀研的時候（1960年—1966年），中國研究的大問題是怎樣理解“共產主義中國”。許多漢學家進入中國研究領域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愛好和認同，尤其是其（精英階層的）“大傳統”，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明顯拒絕了那個傳統而擁抱了馬列（共產）主義，並且是在“冷戰”的大環境中作出了那樣的選擇。研究中國的學者該怎樣來應對兩者間的巨大分歧？一個是可恨的，另一個是可愛的；一個是對美國友好的（蔣介石的）“中華民國”，雖然是軟弱的，另一個是與美國敵對的共產主義中國。那些深層的矛盾在當時的具體體現是美國是否該承認共產主義的中國並支持其進入聯合國（拒絕臺灣地區的蔣介石政府），還是像美國的右翼政見（被朝鮮戰爭進一步激化和擴大）主張的那樣，仍然支持其盟友國民黨和蔣介石及其在聯合國的位置？ 在華大，當時的主要“右翼”中國研究中心，答案主要來自該研究所的正所長泰勒（George Taylor）和副所長麥克爾（Franz Michael），他們堅持“共產主義”是完全外在于中國文化的，是一個完全由莫斯科控制的國際共產主義陰謀所強加於中國的。泰勒和麥克爾主要在他們的教科書《現代世界中的遠東》中宣揚這個意見，該書把毛澤東描述為一個完全追隨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者，他不具有任何理論創見，只因為他僥倖獲取了黨和軍隊的統治權而由此“征服”了中國。（Michael and Taylor， 1964［1956］：412，423，430，432）筆者對當時為他們的課程當助教的經歷記憶猶新。 當然，華大的“遠東和俄國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的所作所為並不僅止於此。它同時還集合了當時的一些優秀的中國研究學者（包括來自中國的華裔學者）來從事有實質性內容和價值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位主要學者便是（筆者的導師）蕭公權（Kung-ch’uan Hsiao）老師，一位無論在什麼樣的標準下都是世界級的學者。研究所的學術成果包括張仲禮關於中國“士紳”階層的兩卷本（Chang， 1955，1962）、蕭公權關於十九世紀國家對農村的控制的大部頭研究（其實是一項奠基性研究，更像一本參考書而不是意識形態化的著作）（Hsiao， 1960），以及麥格爾和張仲禮的《太平天國叛亂：歷史與文件》兩卷本（Michael and Chang， 1966，1971）。它們都是重要的學術貢獻。 華大中國研究的另一維度是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他當時每年從哥倫比亞大學來華大工作一個學期和從事其“東方專制主義”研究。與華大的其他教員不同，他不是一位中國文化的愛好者，而是一位深深憎恨“極權政權”者——對他來說，納粹主義（他曾親歷其害）、共產主義（雖然他曾加入德國共產黨）和“東方專制主義”都是被合而為一的“極權”敵人。（Wittfogel， 1957） 華大的敵對方是費正清在哈佛的比較開明和沒有華大那麼“右”的中心。他們的主要著作是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國的共產主義和毛澤東的興起》，它與華大的觀點對立，論證了“毛主義”的中國特徵。對史華慈來說，“中國的共產主義”主要把原來的目的是在工業世界的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重新理解而適用于中國的農民社會和農民革命。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因此並不是一個由莫斯科控制的國際陰謀，而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逐步獨立於莫斯科的革命運動（Schwartz， 1951）。他的論點被表述為共產主義的“中國化”而引用於哈佛的教科書《東亞：現代的大轉型》（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1965 ［1960］： 851，855）和《美國與中國》之中（Fairbank， 1972 ［1948］）。 對這個（美國的）“中國問題”的關心無疑是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的核心。雖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比較純粹的學術著作，而且雙方都致力於提高其學術水準、擴大和深化其圖書館藏書，以及培養新一代具有更好語言訓練（中文和日文）的下一代青年學者，而又同時相互競爭試圖獲取更多的“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以及福特基金會）的研究機構資助和研究生的外語學習和實地研究獎學金資助。 上述的“中國問題”不僅比較明顯地影響了以上的那些中國研究，也不那麼明顯地影響了其他的研究。譬如，在中國的“士紳”階層方面，華大的主要論點是，其基礎主要寓於其所承擔的處於國家和社會之間的仲介功能，而不是像馬克思主義理論所設定的那樣，是基於“生產資料”（土地）的佔有的“統治階級”。那是一個和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主要源自治水功能相契合的論點，也是一個認同于中國士大夫階層，其“學者官員”和大傳統的漢學家們所歡迎的論點。而且，它是一個具有一定實質性經驗證據的論點，雖然它並沒有能夠證實土地佔有並不重要。 “中國問題”在思想史領域也具有不那麼明顯的影響。在史華慈的第二本主要專著《探尋富強：嚴複與西方》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先前的研究方法的延續，即探究中國是怎樣重新理解和闡釋西方思想的：此作證實，嚴複對西方的一些經典自由主義著作的翻譯和闡釋並沒有集中關注個人相對國家的自由（那是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而是特別關注自由怎樣釋放了個人能量並把其凝聚為促進國家富強的群體力量。史華慈並更進一步論說，在嚴複對西方的重新理解中，我們可以看到某種類似於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觀察）的那種現象，即一位外來者更能夠洞見本土人所看不到的，即西方的一種基本的“浮士德式性質”（Faustian character， 即為知識和權力而把靈魂賣給了魔鬼）。（Schwartz， 1964）它是一本罕見的著作，既受到當時的問題意識的影響，也展示了如今半個世紀之後仍然具有洞察力的研究進路。 與此不同，當時中國研究領域的明星似人物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任職于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校區），雖然也同樣關注到中西文明關係的問題，但採用的卻是中西二元截然對立的概念框架。在他關於梁啟超的第一本研究中，其基本論點是這樣一個公式：梁在思想上已經脫離了中國傳統但在感情上則仍然與其糾結（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from his tradition，but still emotionally tied to it），而其思想的主線是要試圖“埋沒歷史與價值間的衝突”（smother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tory and value）（Levenson， 1959 ［1953］：1-2，34-51）。在其後來的《儒家思想與其現代命運》三部曲中，他試圖把這個公式從思想VS.感情，改為主觀意義VS.客觀意義（subjective significance VS. objective significance）：即由於其價值觀和制度的解體，儒家思想已經不再具有客觀意義，只具有主觀意義。（Levenson， 1972 ［1958，1964，1965］： x-xii） 列文森的高度概念化和理論化而不是紮根於經驗證據的研究所反映的其實是，西方長期以來把西方和非西方截然劃分為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這是一個貫穿西方啟蒙時代以來關於中國的思考的基本框架（下面還要討論）。他認為，馬列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反映了儒家思想之從歷史舞臺完全退出：從此“價值”將隸屬於西方而不是中國傳統。如果史華慈關於嚴複的研究展示的是試圖超越簡單的中西，以及共產主義和西方自由民主的二元對立，列文森的研究顯示的則是這個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強大和深層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的研究中將更為明顯。當時，列文森的研究似乎比史華慈的影響要大也更為廣泛地被閱讀，但實際上則遠遠沒有後者那樣持久的學術價值。 這些著作也說明，高度政治化的“中國問題”已在逐步淡出。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正式取代“中華民國”，終結了之前西方對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實際的意識形態化否認。繼之而來的是1972年的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以及1979年的正式建交。那些歷史事件標記著美國戰後第一代中國研究的主導問題的沒落和消失。伴隨是否該承認中國共產黨勝利的實際那樣的問題的退出，深一層的，關於怎樣去思考中國的過去和現在的問題將會浮出水面。 二、革命VS.現代化 即便是在承認中國與否的問題消失之前，美國的中國研究已經顯示了對“現代化”範式的深層認同。它主要被理解為資本主義 + 自由民主的發展，是冷戰時期賴以與蘇聯和中國所宣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抗衡的理論／意識形態。兩者之間的鬥爭行將成為主導美國中國研究的問題。 現代化范式早已可見於一系列不同的研究。首先，在外交史領域，被費正清設定為一雙二元對立的建構：即現代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理念（雖然是在帝國主義憑藉侵略和戰爭而攫取“不平等條約”的歷史實際之上的建構）VS.中華帝國的“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中國優越感”（Sinocentrism）和“朝貢關係”（tributary relations）。這個框架也被運用于費正清指導下的一系列專著，包括張馨保關於鴉片戰爭的研究——爭論該戰爭的導因主要是“文化衝突”而不是鴉片（Chang， 1964），徐中約的總理衙門研究——特別突出“中國之進入民族國家的大家庭”（Hsü， 1960）等著作。和費正清一樣，張馨保和徐中約把“朝貢關係”設定為現代主義的國際關係的對立面。 現代化主義也可見於其他重要著作的問題意識，如萊特（Mary C. Wright）關於“同治中興”以及費維愷（Feuerwerker， 1958）關於盛宣懷和“官督商辦”的研究，其焦點都在“中國為什麼沒有能夠現代化”（why China failed to modernize）。萊特寫道：“是因為現代化的必需條件和儒家追求穩定的要求直接衝突”。（Wright， 1966［1957］：9）雖然如此，萊特的研究是如此地扎實和詳盡，即便是在其問題意識的局限之下，也不失為一本具有長遠價值的學術貢獻。 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的新趨勢是對現代化範式的挑戰。它是伴隨反越戰運動而來的：美國真的是像官方表達的那樣為了現代化和民主而介入越南內戰的嗎？還是，是代表帝國主義而與革命和民族解放（有的人把其表達為美國威爾遜主義下的“自我決定”［Wilsonian Self-determination］）鬥爭而戰？對年輕的一代（包括費正清在哈佛的一些學生）來說，這當然也包括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它不僅是一個中國化了（由上而下）的馬列主義，更是一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解放戰爭。這些新的視野是伴隨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和受其影響的理論而來的。在之後的二十年中，具有影響力的著作幾乎都必需考慮到馬克思主義對現代化範式的挑戰。 在現代化主義的一方，早期的理論概括主要依據關於西方發展經驗的如下設定和概括：認為其是，或者應該是一條普適的從“傳統”到“現代”的演化道路，它的主要特徵包括（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自由民主、城市化、專業化、理性化、高效化、蓬勃動力化等。①正是那樣的範式指導或影響了上述第一代的學術。它是第二代的“主流”學術的基本範式。 與中國有特別關聯的是兩位經濟學理論家，他們後來於1979年同時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首先是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他具體討論的雖然主要是印度而不是中國，但他可以被視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綠色革命”的理論家，宣導的是個人創業和技術更新的農業發展模式，針對的是蘇聯和中國的集體化農業。（Schultz， 1964）他還特別強調，勞動力過剩（他把其定義為一個稻草人，即零價值的勞動，而不是人地的相對壓力和勞動力的隱性失業）其實並不存在。路易斯（W. Arthur Lewis）則聚焦於發展中國家所謂的“二元經濟”，其“傳統”部門是“勞動力無限供應”的一元（相對于充分就業的現代部門）。但即便如此，伴隨個人創業、技術更新以及市場機制的運作，如此的經濟必定會進入一個“拐點”，之後其二元經濟將會被整合為單一的現代經濟，其勞動力資源（以及其它資源都）會得到最佳配置。（Lewis， 1954，1955）舒爾茨憑藉理論而排除了中國相對人多地少的問題，而路易斯則一開始便直面該問題，但即便如此，路易斯認為，這是一個現代化必定會克服的問題。這樣，他最終也接受、參與了普適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建構。兩人等於是共同憑藉理論而排除了中國自身稱作其“基本國情”的現實，而且完全無視20世紀30年代以來三代美國優秀學者卜凱（John Lossing Buck）、何炳棣（Ping-ti Ho）與珀金斯（Dwight Perkins）等所積累的研究成果。當然，這裡不是要爭論人口是決定性因素，而是要說明市場機制並不能排除人地壓力因素；兩者是互動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此點將在後面進一步澄清。 以上的理論組合被伴隨反越戰運動而興起的左派學術所挑戰。在馬克思和列寧的原作之外，還有一系列的，大多是來自中國研究領域以外的左翼的理論家和史學家。經濟學家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提出了“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爭論在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的介入和美國的援助並沒有導致現代化的發展，反而促使其長期陷入“依附”關係和“欠發展”（underdevelopment）狀況。（Frank， 1967）他的著作之所以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不僅是因為其所指出的顯然是真相的一個方面，也是因為其簡單化了的誇大使其論點變得更為直白明瞭。 另外，還有學術方面的重要貢獻，如英國的湯普森（E. P. Thompson）關於英國勞工和其階級形成中的文化維度的研究，深深影響了其後的勞工研究（Thompson， 1991 ［1963，1968］），以及法國年鑒學派的勒華拉杜裡（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其著作代表了從精英人物的政治史和思想史轉入新的底層“小人物”的社會史研究（Le Roy Ladurie， 1974）。 在中國研究中，歷史社會學家蒂利（Charles Tilly）可能是影響最大的一位理論家，這是因為其同時使用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理論（下面還要討論）資源來批評現代化主義、其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性使用（如“階級聯盟”［class coalition］和“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以及其關於現代國家機器的（起源和）建造（modern state making）理論（Tilly， 1975a， 1975b， 1975c）。此期間的一個對中國研究意義特別重要的論爭是新自由主義政治學“理性選擇”理論家波普金（Popkin， 1979）對實體主義理論家斯科特（Scott， 1976）的批評：農民集體行動的動力到底是來自個人的“理性利益”的追求還是農民社區為了“生存權利”而對資本主義和現代國家的入侵的抵制？斯科特所代表的是在現代化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外的“第三”選擇：即實體主義理論傳統（如恰亞諾夫［A. V. Chayanov］和波蘭尼［Karl Polanyi］）。雙方分別代表日益眾多關乎中國革命和民眾運動的研究中的兩個重要的理論傳統。它們是從政治史和思想史轉向社會史的大潮流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研究之進入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大傾向的一部分，促使各大中心都吸納了各個不同學科中的中國專家。這些新的趨勢進一步豐富了美國的中國研究。 當時最緊迫的問題當然是美國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的反戰運動引發了一整代的學者的政治化，導致美國學術總體和其中國研究明顯的左傾轉向。在那個理論-意識形態的變遷之中，以及社會科學中的區域研究和史學中的社會史的興起之中，最主要的大問題無疑是現代化VS. 革命。如此的問題意識主導了一整代學術領導者的研究，如塞爾登（Mark Selden）和他關於“延安道路”的歷史社會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捕獲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是怎樣在一個邊遠的貧窮地區成功地動員了農民並創建了一個士氣高昂、相當高度平等的新社會和政府，一個能夠高效地執行人民戰爭和革命的實體（Selden， 1971），和周錫瑞類似地使用年鑒學派“總體歷史”（total history）的方法於地方層面（湖南與湖北）的（晚清的）改革與（辛亥）革命歷史的研究，說明其社會基礎主要在城市的追求西方化的精英，與廣大的農村人民幾乎完全無關。（Esherick， 1976）它們預示了一整代的“新社會史”研究的來臨，代表的是一個有意識地從外交史、思想史和大人物研究轉向民眾研究的趨勢。它們大大豐富了美國的中國研究。 該代的學者中有不少既是學者也是政治行動者。他們聚合起來組織了“關心亞洲（問題）學者委員會”（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其宗旨是反對越南戰爭和批評美國在亞洲的帝國主義行為。會員包括幾乎所有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各大中心的研究生的領導者。他們出版了《關心亞洲（問題）學者通報》學刊，提供了許多關於亞洲、美國政策以及中國和越南革命的相關研究，多是比較激進的，並常是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當時的現代化VS.革命這個主要問題，曾被具體化為一個圍繞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亞洲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論戰。其事實背景是，在哈佛的亞洲研究機構中，有中情局的人員參與，有的作為研究人員在那裡工作，有的作為學生在那裡學習和攻讀學位，偶爾還有人員在那裡為中情局徵募新人員。②作為一個在冷戰中成長起來並且原先是因為“國防”需要而建立的研究機構，這其實是一個不足為奇的現象。論戰始于研究生佩克（Jim Peck）寫給中心（社會學）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後來是繼費正清之後的中心第二任主任）的一封公開信，質問哈佛和中情局的關係以及其可能與美國越南戰爭政策同謀的關係。費正清的回復是，學術研究必需具有“包容性和公開性”，對中情局人員的包容，其性質無異於當時哈佛對作為共產黨員的某些歐洲學者的邀請（來哈佛做學術報告——所指的應該是研究中國工人運動的法國名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但是，據他所知，中情局人員並沒有在哈佛進行徵募新人員的活動。繼之而來的是研究生利文斯頓（Jon Livingston）致費正清的公開信，具體說明在他認識交往的學生中，便有數位有過被徵募的經歷。由此，利文斯頓尖銳地提出，學者們對一個“滅絕（越南）民族的戰爭”（genocidal war）以及“衛護蔣介石的獨裁”的政策應該肩負一定的道德責任。利文斯頓還提到美國政府當時的兵役規定對學生的切身影響的問題。傅高義對此的回復是，“感情不能替代理智”，“在政府之內工作”來“試圖改變政策”是比“純潔的道德”更好的選擇。③ 當時雙方都曾一度提到把論爭導向建設性活動的可能，特別是建立一個定期討論的平臺並組織關於各個研究中心和政府間的關係的系統研究，但是，結果並沒有付諸實際行動。論爭基本結束於和其肇始時同樣對立的狀態。在那樣的背景下，現代化VS.革命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幾乎是必然的，而且不僅是理論上的對立，更是政治立場和行動上的對立。有的學生運動的領導後來完全脫離了學術界，有的則繼續做研究，其中有的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名義而進行研究的（其馬克思主義多是在野的批判性學術理論而不是由政權推動的意識形態），有的則主要從事進步的 ／ 批判性的學術研究。其中有不少人後來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但人人都幾乎不可避免地多少受到對立的現代化主義VS.革命問題的影響。 《批判性亞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是CCAS“通報”後來採用的名稱，是一份重要的、一直維持至今的學刊，但它已經不多涉及中國，主要關注的是其他的亞洲國家。至於當代中國，主流的刊物一直是早年由中情局資助（通過其所謂的“文化自由代表會議”［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和“法弗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傀儡組織）的《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MacFarquhar， 1995：692，696）④ 在那樣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環境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幾乎不可避免。而“革命”範式不僅在美國也在中國，是和其現代化主義敵手同樣地是一個全面化和普世主義化的建構。兩者不可避免地不僅是學術-理論的，也是政治-意識形態的立場和觀點。在美國的兩者對立中，它們佔據了中心地位，掩蓋了（我們回顧起來可以看到的）與中國實際更為緊密相關的問題，譬如，日益顯著的城鄉差別問題——從1952年到1979年，城市工業產出一直相當快速地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長，而鄉村農業的年均增長率則只是2.3％（相對於2.0％的人口增長率）。又譬如，在二十多年的革命運動之後，人民生活水準並沒有顯著提高的問題。也就是說，問題是中國要怎樣才能做到不僅是“革命”的目標，也是“現代化”（特別是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的目標，而不只是其中之一。 三、西方中心主義VS.中國中心主義 （一）新保守主義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美國呈現了新的意識形態和學術研究的轉向，主要是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它是之前的現代化主義的重組和更新，並在倡議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內容上，只有比之前更加原教旨化。它是伴隨全球化資本 + 國外廉價勞動力的跨國公司模式，擴張到主宰全球經濟的地位而來的，並導致了美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到20世紀90年代，它已不再受到前社會主義國家的挑戰的約束，在蘇聯和東歐的党國體制的崩潰下，成為一個帶有得意洋洋的凱旋意識的意識形態大潮流。 在學術界，首先是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復興。其主要代表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 1899—1992），他成為美國1981年到1989年的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和英國1979年到1990年的首相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所最推崇的經濟學家。早在1948年，哈耶克在其《個人主義與經濟體系》中，便從對新古典的課本經濟學的有力批評出發，論證其分析是多從掌有完全資訊的完全理性個人以及純競爭性的市場的設定出發的，但實際是，人們和市場絕對不像其所設定的那麼完美。因此，它代表的只是一種“偽個人主義”。同時，新古典課本經濟學過分依賴數學模型、（供需）平衡分析、建構的理論以及對自然科學的模仿。他爭論，正是那些傾向最終導致了極端的科學主義，特別可見於共產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經濟學需要的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即直面個人和市場的非完美實際，但仍然據此認識到即便如此，依據個人的選擇和市場的價格信號的經濟體系乃是人類迄今所看到的最好的體系。（Hayek， 1948） 哈耶克在1974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是和瑞典的“左派”經濟學家繆達爾［Gunnar Myrdal］分享的），但其影響要到20世紀80年代在新保守主義大潮流和雷根、柴契爾的特別推崇下才達到頂峰。據說，柴契爾在1975年保守黨的一次討論該否採納一條經濟上的“中間的道路”時，從其手提包裡拿出了哈耶克的《自由的憲法》一書，拍在桌上，宣稱：“我們相信的是這個！”（Ranelagh， 1991：ix）至於雷根，他曾宣稱哈耶克是對其影響最大的兩三人之一（Anderson， 1988：164）。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原教旨自由市場經濟學正是其與頗具影響力的政府干預性的凱恩斯主義的關鍵不同。在市場VS.國家的二元對立中，哈耶克是堅持聽由市場機制運作、反對國家干預的論者。正因為如此，他對雷根和柴契爾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哈耶克的反科學主義論述的實際效果是，協助把新古典的課本經濟學從對其的“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猛烈攻擊中挽救過來，把那樣的攻擊轉向了共產主義計劃經濟。哈耶克本人則公開明確地認同於把個人和國家對立起來的古典自由主義——那也是為什麼像雷根和柴契爾那樣的原教旨保守主義人士特別欣賞他。他給予了所謂的“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哲學內容，使其成為新保守主義的核心。 哈耶克對雷根和柴契爾的影響甚至超越了他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與哈耶克不同，弗裡德曼堅持經濟學是一門跟任何自然科學領域相等的科學（例見其諾貝爾獎講演［Friedman， 1976］）。他在1976年獲得諾貝爾獎，後被邀請參加雷根總統的經濟政策諮詢委員會，並在1988年被雷根授予（至高榮譽的）“總統自由勳章” 。在哈耶克和弗裡德曼兩人的聯結下，古典和新古典課本經濟學（亦可統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如今實際上成為一門魚與熊掌兼得的學科，既批評了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又一仍其舊地普遍依賴高度科學主義化的數學模式和統計資料。 在那樣的混和物之上，課本新自由主義還添加了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哈耶克早已在芝加哥大學教經濟與法律課程時便已啟示了其內容。它繼承了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前置公理——市場經濟是最佳的資源配置機制，而後添加了私有產權是經濟發展的至為關鍵條件的論點。科斯（Ronald Coase，和哈耶克同樣在芝大教經濟與法律）和諾思（Douglass North）兩人都和哈耶克同樣從（貌似）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評出發，前者特別批評其忽視了公司交易成本的關鍵經濟因素，後者特別指出其忽視了國家和法律的關鍵角色（Coase， 1990［1988］； North， 1981），共同強調的是穩定私有產權的不可或缺。科斯在199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諾斯於1993年獲獎，由此鞏固了兩人在新保守主義時代的經濟學理論界的顯赫地位。綜合起來，以上的複合理論成為跨國公司全球化利潤追求意識形態的核心。私有企業 + 市場交易被視作一切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中國研究領域，這個理論潮流導致了幾乎完全由市場主義主導的經濟史研究，迥異於上兩代以人口問題為主的研究——特別是何炳棣（Ho， 1959）和珀金斯（Perkins， 1969）的重要學術貢獻。新保守主義的市場主義理論的意圖是完全抹掉人口因素，就像舒爾茨所爭論的那樣。 （二）後現代主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股新保守主義的學術-政治-意識形態大潮流是和另一股“激進的”後現代主義理論潮流共同興起和並行的。後現代主義首先是一個對實證主義（科學主義）在知識論層面上的挑戰，質疑其對“客觀”和“科學”知識和研究的深信不疑。新的批判性轉向歸根到底來自西方所面臨的“認識論危機”：之前，人們一度信仰的是“上帝”所揭示的真理，而後在啟蒙時代，神被理性和科學所取代，如今則是對科學和理性的質疑，所提出的問題是知識的根據到底是什麼的基本性問題。在其最清晰和強有力的論析中，後現代主義堅持所謂的“客觀真實”其實不過是一種話語建構，歷史其實也不過只是一種需要解構的文本，不是什麼“客觀真實”。話語建構才是歷史和知識中真正基本的元素。後現代主義中最突出的理論家，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和其對一系列主輔對立的二元建構的批判，以及福軻（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和其所突出的話語的獨立性和關鍵性，是對“啟蒙現代主義”及其所導致的現代化主義的強勁有力的質疑和批判。 後現代主義的第二主題是其“去西方中心”論。其中，對關於非西方世界的學術影響最大的是薩伊德（Edward Said）和吉爾茨（Clifford Geertz）。薩伊德爭論，學術最主要的工作是對現代主義話語的批判和解構，特別是西方關乎“東方”的（帝國主義）“東方主義”話語（Said， 1978）。吉爾茨則論述，學術該做的工作（不是像現代化範式那樣地追求“客觀”和“普適”的“真實”和“真理”而）是要闡釋非西方文化的主觀的、特殊的“意義網路”。（Geertz， 1983）二人志趣相近，寫作中相互推崇和引用。兩人都認為，現代化主義的普世主義應該被後現代主義所強調的特殊主義所取代，普適性的實證主義研究應被話語主義／意義網路主義研究所取代。也就是說，他們的特殊主義是普世性的，是源自普世與特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框架而來的，其用意和其現代主義對手同樣是普世的。 但求真、求實的學術，在我看來，其關鍵在於普世和特殊兩者間的關聯和互動，不在其非此即彼。實際無疑既包含普適也包含特殊，既包含話語也包含實踐雙維。學術研究的核心正在於根據經驗證據來質疑、界定或重構普適理論所帶有的可能正確性；同時，也是要根據特殊的經驗事實，通過連接恰當限定的理論洞見來探尋其更寬闊的含義。學術的目的既不簡單是普適主義化，也不簡單是特殊主義化，而是兩者間的相互關聯。（黃宗智、高原，2015） 但極端的後現代主義理論，雖然在一般民眾中影響有限，在學術界卻取得了巨大的影響。“反思自身性”（reflexive）的“批判性”（critical）學術成為時尚，而且不僅是在年輕一代的學者之中，也在不少曾經是唯物主義／科學主義的年長一代的左派學者中。至於比較傳統的思想史學者們，他們以為這些對客觀主義的攻擊是自身的主觀主義思想史研究獲得更大影響的好機會；同時，他們也被“話語”和文本“解構”分析概念所吸引。這股潮流由此成為強大的潮汐。在中國研究領域，其影響雖然稍滯後到20世紀80年代及其後，但通過新近信仰或改信仰後現代主義的學者們，擴延到一整代的青年學者——乃至於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年會上提交文章的目錄越來越像是一個後現主義範疇和題目的羅列。 新保守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並行興起把兩者都置於和之前的左翼學者衝突的位置。後者，即便是長期批判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者，不可避免地被與共產主義政權體制的崩潰相聯繫。對有的後現代主義者來說，哈耶克那樣的經濟學也許顯得沒有共產主義計劃經濟那麼令人反感。更重要的是，新保守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在學術領域同樣處於新興的在野地位，而左翼的和進步的（如社會史）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大多已人到中年並在多個學術領域和高校院系佔據領導地位，新保守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才是後來者、未曾掌權者。而且，新保守主義者與後現代主義者相互之間似乎並沒有明顯的衝突，因為它們主要分別針對兩個似乎截然分開的領域：一個是經濟學科，另一個是人文學科，不像馬克思主義那麼包攬一切。在那樣的三分天下局勢下，新保守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者常常成為敵對左翼學者的同一方。 在中國研究領域，代表性的後現代主義著作首先是柯文（Paul Cohen）的《發現中國的歷史》，把費正清對中國近代史的西方中心的“衝擊和反應”分析模式顛倒過來，爭論需要從以中國為中心的內生動力來理解其過去和近期的歷史。（Cohen， 1984）這是一個與後現代主義無關但認同于中國文化和傳統的美國學者們所歡迎的論點，也是不少中國的學者們所樂意接受的中國中心論點。在那樣的感情性動力上，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其實不可能只是任何單一方的結果，只可能是兩者互動的結果這樣一個簡單實際，變得似乎無關要緊。柯文的論點顯然是誇大了，但其簡單化的誇大，卻給予其論點更清晰易懂的威力。 （三）後現代市場主義 從學術潮流的角度來考慮，更重要的是另一種，由新保守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一些不同部分結合而組成的觀點。其所聲稱的目的是“去西方中心”化（de-center the West），所採用的不僅是後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批判，也是新保守主義的全球化原教旨自由市場主義。 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之前（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曾經因其把現代化主義顛倒過來而聲譽顯赫一時。而在20世紀90年代，憑藉其對學術潮流異常的敏感性，想重演過去，這回把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經濟觀顛倒過來，爭論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中心地位。他借用的在根本上是自由市場主義和貨幣主義，但給予其以去西方中心化的激進包裝，由此組合了其新的模式。（Frank，1998）他的《重新看待東方：全球經濟的亞洲時代》居然在1998年到2002年間被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重印了四次。⑤與其之前的著作同樣，此著作也比較意識形態化和簡單化。 其經驗證據核心是世界的白銀從1400年到1800年間一直從西方流向中國這個歷史事實。弗蘭克本人，因其散射似的寫作風格，並沒有集中有序地在單一處解釋清楚這個現象，但其實質是相當顯而易見的：從1400年前後開始，歐洲（尤其是西班牙）白銀相對豐富，其後則由於16世紀在新大陸（尤其是在秘魯和墨西哥）發現白銀，白銀價格在西方要比在中國低廉，在16世紀歐洲白銀和黃金的比價約為12：1，在中國則是6：1，其後在17世紀（中國）上升到先是7—8：1，而後是10：1，但一直要到1750年前後，其與西方間的差值方才消失（見陳昆，2012：第7-9頁的表）。這就意味著白銀不僅作為交易貨幣，也作為商品，從西方（從新大陸經過歐洲或馬尼拉）流向中國是有利可圖的。加上當時中國的絲織產品，以及棉、麻、茶、瓷等產品比起西方既價廉（絲織品價格才是歐洲和墨西哥的三分之一——見陳昆，2012：第3頁）又物美（由於中國在這方面的早發展），西方的買商既可以獲利於商品的廉價也可以獲利於其用以支付的白銀的更高值。兩者相互提高了其分別的盈利。結果是白銀在這期間相當大量地流向中國。根據弗蘭克提供的數字，在1550年到1800年的250年間，從西方流向中國的白銀總量達到六萬噸，也就是平均每年240噸。（Frank，1998：149）對弗蘭克來說，這就是證明當時中國是全球最富裕和最高度發達的經濟體，是其處於“全球經濟／體系”（world economy / system）中心位置的經驗證據。 正是從這個經驗核心，弗蘭克建構了其中國中心的1400年到1800年全球體系“理論”。由此出發，他更建構了一個長達五千（乃至七千）年的“世界經濟／體系”理論，該體系不僅是一個整合的體系，而更是具有可以辨析的一系列的“長週期”（long cycles）的體系。其中，從1400年到1800年是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長週期，之後被西方中心的長週期所取代，但行將再次被以中國和亞洲為中心的長週期所取代。如此這般，他批評了所有此前的論著， 包括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理論，認為他也是西方中心的，因為他僅僅關注了西方1500年以來的興起，而弗蘭克本人才是真正具有“全球視野”的論者，論證了西方的興起只不過是全球視野下數千年中眾多長週期中的一個週期而已。 弗蘭克沒有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商品（不僅因為白銀的差價）會比西方的便宜，但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理解的現象。筆者過去已經詳細論證：人地關係的壓力促使許多農民必須依賴副業生產（使用家庭的較廉價的輔助勞動力，即婦女、老人、兒童），尤其是蠶桑（和繅絲）以及棉紡織來協助維持生計，由此形成了遠比歐洲強韌的農耕和手工業的緊密結合。英格蘭和西北歐在其“原始工業化”（手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很快就呈現了農耕和手工業的分離，一個成為農村的生產活動，另一個成為城鎮的生產活動，兩者都能夠分別滿足其生產者的生存需要。那就和中國十分不同，因為在中國兩者都不能單獨支撐其生產者的生計。因此，它們一直緊密纏結，一直到1949年之後的當代中國仍然如此。（黃宗智，2011，2002，2014a：第3卷，第13章；亦見黃宗智，2014a：第1卷， 2014a：第2卷，2014c） 正是西方白銀在中國的相對高值、中國絲織和棉布等優勢產品的相對低廉的勞動成本，以及中國人口和國家的規模，促使中國出口比進口要多的產品，因此導致白銀隨著西方購買這些產品而流入中國。這個現象所揭示的不是中國當時是最富裕和最先進的經濟體，而其實是其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麥迪森（Angus Maddison）合理地估算了18世紀英格蘭人均收入和中國的差距：1700年英格蘭的人均收入是1405美元，中國是600美元；1820年英格蘭和中國的人均收入分別是2121美元和600美元（根據1990年“國際美元”估算［Maddison， 2001：90， 表2-22a］）。 這個現象其實有點類似於近三十多年來美元之流入中國。廉價和守秩序的中國勞動力製造了相對廉價的中國產品，而美元（作為如今國際貿易的定值標準和儲備貨幣）的豐足促使其價值在西方要低於中國，在美國財政部可以隨意印刷更多美元的現實之下尤其如此。兩大因素的結合推動了美元大量流入中國，如今已經達到四萬億美元之巨。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積聚了全球的財富，而這真正反映的是美國的跨國公司通過“外包”而借助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而獲得巨額的利潤：跨國公司所掌控的是高利潤的產品設計和銷售兩端，把低利潤的中間生產環節外包。蘋果公司和富士康（臺灣公司，雇傭了一百萬中國工人，主要為蘋果公司代工）便是典型，其始末兩端的利潤率高達30％，因此使蘋果成為美國利潤率最高的公司之一，而中間環節的利潤率則才7％（封小郡，2015）。在全國人均收入方面，根據世界銀行2014年的資料，美國的是55260美元，中國的是7380美元，二者的比例是7.5：1（World Bank， 2014，根據其“Atlas”計算方法⑥）。我們如果以“非正規經濟”的（即沒有法律保障的、沒有福利或只有低額福利的）農民工（是其所雇傭的大部分的工人）來計算，差距還要大得多。（黃宗智，2014a：第3卷，第11、12章）這絕不等於弗蘭克所說的（中國是）全球最富裕和最先進的經濟體，以及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而只是在總量上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但對弗蘭克來說，根據其市場主義和貨幣主義的經濟觀，這種貿易和貨幣的流動是經濟高度發展的無可置疑的證據。他的整個七千年以來的“世界經濟體系”和其“長週期”是根據這樣的“證據”來建構的。⑦對他來說，它證明了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先進的經濟體，要到其後兩個世紀方才被西方所取代，但如今行將再次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中心。這就是他“去西方中心”建構的整體。 如此的“理論”的問題是，它完全無視之前的貿易“體系”和如今的體系之間的截然不同的規模和性質。白銀在弗蘭克研究的1400年至1800年間的流動總量只占當時中國經濟體的一個極其微小的百分比。我們即使只考慮當時的物流條件以及中國的人口規模，此點便已十分明瞭。具體估計的話，根據弗蘭克的年平均240噸白銀流入中國的數字，它只占到1750年中國糧食生產總值的0.4％——這是根據目前最好的估量來計算的數字。⑧這就和如今的中國十分不同，其進出口總量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0％以上（黃宗智，2014a：第3卷，第12章；亦見Naughton，2007：377）。一個是微不足道之量，另一個是極其重要之量（雖然並不是單一決定性的）。把兩者等同起來是荒謬地把如今高度全球化的經濟投射於截然不同的前工業化歷史時期，極端地誇大了世界貿易在前現代的作用。其所真正說明的是，當時世界各地有一些貿易接觸，但絕對沒有形成像如今這樣高度整合了的世界經濟體系，更不是一個遵循和今天同樣的邏輯和帶有週期性運動的體系。 但是，在弗蘭克比較荒謬的“理論”著作之後，還出現了一系列與其觀點比較接近的著作。其中，影響最大的可以說是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彭的著作重申了弗蘭克的論點，試圖論證直到18世紀末，中國（和其最先進的長江下游地區）的生活水準及勞動收入與西方（和其最先進的英格蘭）基本一致。彭慕蘭爭論，兩個經濟體在市場發展程度方面基本相似，在私有產權方面也基本一致，在資源稟賦乃至人地壓力方面也沒有什麼分別。所以，其“大分流”要在之後19世紀的工業發展方才呈現，而那個變化的導因主要是英格蘭（偶然的）特別豐富的煤炭資源以及其從殖民地所獲得的資源。（Pomeranz， 2000；黃宗智，2002） 這裡，我們需要進一步說明彭慕蘭所採用的理論邏輯：即在前工業化時期，兩個經濟體的市場發展程度如果基本一致，就必定會導致類似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發展水準。所以，如果中國在（自由）市場發展（包括私有產權的確立）方面和歐洲基本相等的話，其經濟的其他各方面也會基本相等。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會大致相等——如舒爾茨所爭論的那樣，在一個市場化的經濟體中，根本就沒有“勞動力過剩”或“人口壓力”可言。同理，雙方的人均收入和消費也必定會基本相似。這樣，要促使農業現代化，只需要現代技術的投入，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都如此。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西方和中國的分流要到18世紀之後方才出現。西方和中國的“大分流”要到19世紀的工業化方才實現。（Pomeranz， 2000：尤見“導論”） 未經明言的是，中國後來的革命把其經濟從正確的市場經濟軌道挪移了出來，因此，要到之後在其改革時期的市場化下，方才走上快速發展的正軌，而且可能行將超過美國。⑨這正是弗蘭克所打出的論點，而他是以被認作是彭慕蘭等的所謂“加州學派”的成員之一而引以為榮的。（Frank， 2001） 這樣，哈耶克的新保守主義、古典自由主義、原教旨市場主義，把市場貿易設定為經濟體系的決定性核心因素，並排除了人口和國家等其他因素，被與後現代主義的激進去西方中心主義結合成為一個統一論點。這樣，新保守主義對市場主義的普世化信仰（包括諾斯和科斯的私有產權主義）被全球化而納入了中國經濟，由此一舉抹掉了中國（過去和現在）與西方的巨大不同。在這樣的建構下，人地關係的不同、社會關係（如主佃關係、商農關係，乃至於城市中產階級的形成）的不同、城鄉關係的不同、殖民國和被殖民國、資本投資國和勞動力供應國之間的關係和不同等，都變得無關要緊。 彭慕蘭論點的錯誤，除了其理論-意識形態依據之外，和弗蘭克同樣在於忽視了中國經濟的一些基本實際。18世紀中國家庭農場的耕地面積只是當時英格蘭的百分之一，在人地關係資源稟賦上中國面臨的是嚴重得多而不是相似的人口壓力。正是那樣的壓力迫使耕作主業和手工副業緊密結合，副業的低收入則由家庭的輔助勞動力來吸納， 兩者共同組成的是維持農家生計的兩柄拐杖。這迥異於英格蘭當時已經呈現的城鎮“原始工業化”的發展，以及其從農村種植業的分離。沉重得多的人地壓力是把副業勞動報酬壓低到不可單獨維持生計的主要原因，也是阻止為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和資本投入于農耕和手工業的主要原因。 彭慕蘭完全忽視了中國和英格蘭之間的這個差別，並無稽地試圖論證當時江南地區農民每人每年的生產和消費（他簡單地把兩者等同了起來，無視長江三角洲農民多通過地租向城鎮和全國其他地區輸送大量棉絲），不止十套棉布和將近兩套絲綢衣著（14.5磅棉紗⑩和2磅生絲——Pomeranz， 2000：138，140-141）。他似乎不知道只有城鎮的上層社會才會穿著絲綢，而農民則一般每人只有兩套布衣。（黃宗智，2002：166；Huang， 2002： 522-523；亦見黃宗智，2014a：第1卷，2014a：第2卷）在前工業時期，這是非常懸殊的不同，是貧窮和相對富裕之間的差別，也是生存邊緣與相對高收入的差別。這是關於中國經濟史的基本常識。彭慕蘭的著作因為完全沒有一手研究，所依賴的完全是根據二手資料的推論，才會出現如此脫離實際的錯誤。（黃宗智，2002） 彭慕蘭對長江三角洲的錯誤認識也可以見於他關於棉紡織手工業的論述：他爭論，當時棉紡織手工業的回報其實已經超過種植業。他所以得出這樣的論點是因為他錯以為較高回報的織布程式乃是棉布生產程式的全部或大部分。（Pomeranz， 2000：102，322-23）但實際上，在生產一匹布所需的七天之中，織布只占一天，而低報酬的紡紗（只有種植業的1 / 3到1 / 2的回報），則需要足足四天（剩餘的兩天用來彈花和上漿）（黃宗智，2002：158）。正是那樣的錯誤認識使他完全忽視了關於中國農村生產的常識，也就是人們廣泛使用（耕作）“主業”和（手工）“副業”兩詞來表達的區別，11前者主要由家庭主勞動力來做，後者則主要由“輔助”勞動力（女人、老人、兒童、少年）來做。這是研究中國經濟史不可或缺的基本知識。 至於英國，數十年的關於18世紀英格蘭的社會經濟史和人口史研究已經證實，該地的“原始工業化”更導致了早婚和更普遍的結婚，因為其青年男女可以憑藉城鎮的手工業來維持生計，不必再等待繼承其家庭農場才能夠獨立謀生（Levine， 1977；Schofield， 1994）。這些現象完全沒有在中國出現。伴隨英格蘭原始工業化而來的城鎮發展更導致了消費上的演變（以及其所包含的城鄉貿易發展的含義）——亦即德弗裡斯（Jan de Vries）稱作“早期城鎮化”（early urbanization， 即小城鎮而不是大城市的發展）的變化（De Vries， 1984），以及辛勤的勞動者所促成的（所謂的）“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12（De Vries， 1993， 1994； 參見Weatherhill， 1993）。中國則不同，城鄉貿易主要限於強大人地壓力下的貧窮鄉村向城市的輸出，而不是雙向的貿易。小農戶為城鎮居民提供細糧、肉-禽-魚、優質棉花、生絲等；他們不具有購買城鎮產品的能力——他們的市場交易主要是生存物品，以棉布換糧食或反之。（黃宗智，2014a：第2卷，第5、6章）18世紀的英格蘭-西北歐洲和中國的市場經濟其實十分不同。但這些差別都完全被彭慕蘭忽視了，因為他關注的只是要論證中國和英格蘭的同等，其目的是時髦的所謂“去西方中心”。（黃宗智，2002） 諸如此類在經驗和研究層面上的基本錯誤，在我們這個認為所有經驗“事實”不過是某種話語建構的後現代主義時代，以及認為原教旨市場主義乃是不需驗證的給定公理的新保守主義時代，似乎無關重要。在這個資訊無窮無盡的時代，越來越少的人關注經驗證據、依據經驗證據而作出判斷，而大多傾向依賴簡單籠統的概念，沒有認識到它們多是來自沒有經驗依據的理論-意識形態，只是不久即將成為過時的短暫時尚傾向。 彭慕蘭的論點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李中清及其協作者們的著作。他們試圖在人口史領域作出同樣去西方中心化的論述，堅持中國也具有類似於西方的相對晚婚那樣的“預防性”生育控制行為。在李中清那裡，其關鍵概念是其“產後墮胎”建構，匪夷所思地把溺殺女嬰說成是“理性的”“預防性”生育控制，把其等同於西北歐的晚婚。具體來說，這個建構使得他能對其相當嚴謹地得來的資料——即中國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要遠高於西方（壽命預期則遠低於西方）——進行調整：一旦把被溺殺的女嬰（根據他們自己的資料，高達25％）理解為“產後墮胎”便可以把其排除於生育率之外，也排除於死亡率之外，這樣，便把中國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壓低到和西方比較接近的數位（Lee and Campbell， 1997：70； Lee and Wang， 1999：61）。這也是彭慕蘭所重述的論點（Pomeranz， 2000：38）。正是這樣的邏輯使李中清和彭慕蘭都能得出中國和西方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壽命預期上相差無幾的結論。他們並不在乎，實際上溺殺女嬰大多是貧窮人們由於生存壓力迫不得已而做出的選擇，而此事實本身便說明中國所面對的極其沉重的人地關係壓力，達到西方所不可想像的地步。正是那樣的壓力導致了中國18世紀中葉之後的兩個多世紀的嚴重社會危機，即便今天仍然是中國鄉村面對的一個嚴重問題。（黃宗智，2002：167-174；亦見Huang， 2002：524-531）他們的論點其實等於是抹掉了（人們至今仍然稱作）中國的“基本國情”。 常被彭慕蘭和李中清所依賴和引用的中國學者李伯重，則進一步試圖論證中國江南地區在宋元明清時期的生育控制技術要遠遠超前於其同時期的西方，爭論當時墮胎已經廣泛被人們使用（李伯重，2000）。這個論點被李中清所引用和重述（Lee and Wang， 1999：88，90-91，92）。最近，所有這些著作所採用的“經驗證據”被蘇成捷一一系統檢視，證明其實他們三人並沒有提供任何具體的墮胎案例為證，連一個都沒有，而不過是根據一些醫學著作的選擇性推測來作為其論證依據的——是根據書本的想像而不是實在的案例。而蘇成捷，根據其所搜集的訴訟案件檔案，挖掘了共24個實際墮胎案例——其中，17名婦女因墮胎而死亡，其餘的要麼事後嚴重患病，要麼沒有記錄。（Sommer， 2010：130；亦見蘇成捷，2012：28-29）更有進者，根據民國時期和20世紀50年代的較翔實的資料，傳統的墮胎方式明顯仍然是具有生命危險的應急性措施而絕對不是人們所廣泛採用的措施。蘇成捷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李伯重、李中清和彭慕蘭等人是把自己的想像，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想像投射於清代中國。但是，在我們這個後現代主義時代，蘇成捷的此篇著作並沒有獲得其應有的注意，起碼在中國以外的經濟史研究領域裡如此，也沒有被熱衷於認為中國比西方優越的史學家們所接受。在近年來興起的，重要的世界歷史著作潮流中，有不少盲目接納了上述的彭慕蘭、李中清的論點，這是其一個比較嚴重的弱點。 我們看到，新保守主義、後現代主義，以及結合兩者的後現代市場主義（“後現代新保守主義”），仍然主要是源自西方的理論-意識形態觀點，與中國的實際和實用需要的關聯十分有限。如果從中國的實際問題出發，我們會更多地關心不同的問題：譬如，近三十多年來，中國已經從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轉化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2.7億的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工人中的絕大多數，但他們仍然是在沒有法律保護和沒有或只有低等的福利下工作的二等公民——幾乎類似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民眾（而且，他們沒有能力長期在城市居留，而其家鄉環境已經嚴重污染、社區已經近乎崩潰）；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嚴厲生育控制之後，人地壓力有所緩解，但隨之而來的是不可持續的每對獨生子女夫婦必需協助贍養四位父母的困境。13對上述的這些問題，李中清、彭慕蘭等學者的中國沒有人口壓力的論點顯然不會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只可能妨礙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有，我們要問：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結合西方的資本主義和中國的革命性社會主義（以及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今後將如何維持兩者的結合？對這個問題來說，後現代市場主義（後現代新保守主義）的去西方中心化和中國／東亞／亞洲中心化論點，顯然完全無濟於事，同樣只可能導致對實際的誤解。 四、邁向不同的問題意識 但是，憑藉理論-意識形態潮流來推動的論點是不能僅憑經驗證據來推翻的，起碼在我們這個後現代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時代如此。我們需要的是對這些仍然影響很大的論點的思想和“理論”依據做出更為深入的分析。下面我們從問題意識的角度對後現代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以及結合兩者的“後現代新保守主義”作進一步的檢視。 （一）西方VS.中國的二元對立 在啟蒙時代之前，西方對中國的知識主要來自耶穌會士，其所關心的主要是使中國人和平皈依基督教，其研究因此多集中於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的相通之處。從18世紀的啟蒙時代開始，由於西方自身進入了所謂的“理性時代”，逐漸形成了西方與其他文明不同的意識，而伴隨“理性”和科學的進展，以及工業化的來臨，接踵而來的是強烈的西方優越感，乃至於認為其文明是典範的和普適的。在那樣的大背景下，一個“沒有成功現代化”的中國只可能成為一個“他者”，成為突出西方優越性的陪襯，並說明其必須現代化／西方化的例證。 下面只以兩位影響較大的思想家為例。首先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從其晚年（1825年）開始定期開辦關於中國的講座。那些講演表達了一些至今仍然有一定影響的對中國和中國文明的批評意見，都是從西、中二元對立的框架出發的論點。黑格爾認為，哲學是一切知識中至高、至重要的領域，但中國則根本就沒有哲學可言，只有一些初級的抽象概括，沒有像西方哲學那樣的持續的推論。中國的主要思想家，尤其是孔子，沒有能夠做出持續的思辨；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真正的哲學。這個意見迄今仍然可見于眾多哲學學者：在美國的頂尖高等院校哲學系中，一般只開設西方哲學的課程，而中國、印度、伊斯蘭等其他文明的“思想”則只能在各個“語文系”（東亞、南亞、近東等系）開設（之前被統稱為“東方學”，也就是薩伊德所集中批判的“東方主義”範疇所指）。更有進者，黑格爾聲稱中國根本沒有法律可言，只有“實質的”（特殊的）道德價值和規則——這是如今仍然有人堅持的論點——因為它的根據不是理性、自由、意志和自覺（self consciousness）。中國的政體極其專制，其人民沒有自由意志和自覺“精神”（spirit），和“主體性”（subjectivity）。中國甚至並沒有真正的宗教——儒學只是一些習慣和行為規則。（Hegel， N. d.，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 Part I， The Orient， section 1. China”； Hegel， N. d.， “Hege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riental Philosophy”； Kim，1978； 張國剛，2006） 黑格爾的現代主義意見在其後得到不少更為系統的表達和推進，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對韋伯來說，現代法律必須是由“形式理性”所整合的，其從（演繹）邏輯得出的所有抽象和理性原則都可以一貫被適用於所有的具體事實情況。中國沒有那樣的法律，因此，其法律體系只可能是“實體主義”的——即具體而非抽象、道德化而非理性化、特殊而非普適的。它隨時可能受到統治者的干預，要麼是隨意性的要麼是特殊道德性的干預，因此，它只可能是“非理性的”。西方的法律歷史所展示的則是一個長時段的形式理性化演變過程，其起源可見於羅馬法，亦可見於天主教教會法規（canon law），最終形成了現代（大陸法系的）德國法。相比之下，即便是英美的普通法系，因為其依賴普通人民（而不是精通法律邏輯的法學家）的陪審團制度，也有非理性的缺點。（Weber， 1978：尤見 654-658， 845， 889-891； 黃宗智，2015a；黃宗智，2014b：第1卷，第9章）對韋伯來說，宗教也十分關鍵，而他認為只有在西方才能看到加爾文主義的精神，而它正是促使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Weber， 1930 ［1905］）無論是其關於法律還是關於宗教的研究和論述，其主要目的是探索西方現代文明和資本主義的核心，中國只是作為陪襯的他者。 韋伯的論點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影響，無論是在比較法研究領域，還是在中國法律研究領域。這不僅是由於其理想類型理論的洞察力和其極其寬闊的視野，更是因為資本主義和工業化在現代西方得到顯赫地發展，其軍事和經濟勢力達到壓倒性的優勢。同時，這也由於其普適性的科學和技術方面的發展。 在更深的一個層面上，雖然是人們不多討論和明言的層面，是這樣的一種意識：即西方早期的演繹邏輯的發展（歐幾裡德幾何學是其典型）使其文明特別適合於發展普適的現代科學與法學，使其在這些方面特別突出于世界各種文明之中。蘭德爾（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 1826—1906），哈佛法學院院長（1870—1895）和美國法學“古典正統”的創始人，便一貫特別強調這一方面。（Grey， 2014： Chapter 3； Langdell，1880； 黃宗智，2015b） 他堅持法律和法學要從有數幾個（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出發，憑演繹推理得出一系列的定理，由此來整合整個體系。正是那樣的思維促使人們似乎別無選擇地得出西方與其他文明的非此即彼的對立結論。如果西方的法律在邏輯上是前後一貫的整體的話，它只可能被當作一個整體而被全面接納，而不同文明的不同法律則只可能被視作非理性的“他者”。如果只有演繹邏輯能夠帶領我們進入理性和普適的真理，欠缺如此的邏輯的文明只可能是非理性的和與西方完全相反的。所以，現代化只可能是全盤引進西方法律，全盤接受現代西方文明。 我們可以在過去三代的美國中國研究中看到這些思想元素。首先是第一代的“中國問題”中設定的非資本主義、非自由民主和非理性的共產主義，在那個“他者”和西方之間，西方現代化的優越性被認為是無可置疑的。在那個層面上，中國的共產主義到底是像華大一方所堅持的非中國性的，還是像哈佛一方所論證的是經過中國化的，其實最終無關要緊，因為無論哪一方都不是真正的西式現代化，而後者則是雙方都同意的觀點。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兩大學派之間的爭執只不過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程度的拒絕。其深一層的現代化主義／西化主義並沒有被任何一方所認真質疑。現代化主義的方方面面是否真的全都適合非西方世界，是一個沒有被問的問題。現代西方的普適性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 現代化主義要到第二代才遭到挑戰，但只是遭到仍然是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的挑戰。西方的現代化主義沒有被從其並不適合非西方世界的角度來質疑，也沒有被因非西方的後發展國家思想家的啟發而被質疑，更沒有被不同的非西方的“現代性”的圖像質疑，而是主要從一個西方的革命性社會主義的角度來挑戰的，它設定一個更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的西方來取代資本主義的西方，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以及一個國家（機器）逐漸消失的共產主義社會，來取代階級化資本主義下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其中心思想從來不是西方文明會因與非西方文明相互作用而改變和進展，而是西方資本主義 + 自由民主的今天將進一步發展成為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主義的未來，而那樣的道路被認作是普世性的。那樣的想法並不僅限於西方對中國的思考，更是來自“毛主義”下對其自身的過去和現在用舶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思考。普世主義的現代化主義被同樣是普世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所取代。 美國左傾的反越戰運動的思想源泉主要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他們的影響遠比毛澤東或其他非西方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理解來得重要。在實際的學術研究中，他們主要是中國研究領域之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其他進步的歷史社會學家／理論家們，如莫爾（Barrington Moore）、蒂利、佩奇（Jeffery Paige）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和其他非中國和非中國研究的理論家們，如恰亞諾夫、波蘭尼、斯科特等。在美國的語境中，“毛澤東思想”只是極其邊緣的思想：費正清便寫道：“他的創新只在於實踐，不在理論”（Fairbank， Reischauer， and Craig， 1965： 85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樣的判斷和華大的邁克爾和泰勒的幾乎是一樣的。 與此主流不同的極其少量的著作之一是舒爾曼（Franz Schurmann）關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的敏銳分析，強有力地區別了“純理論”（pure ideology，即馬列主義）和“實用理論”（practical ideology，即毛澤東思想）（Schurmann， 1970 ［1966］）。他的分析可以被理解為與康得（Immanuel Kant）關於“實用理性”是怎樣作為“純理論”和實際行動之間的媒介的論析比較相近的論點。（黃宗智，2015a）但那樣的思路對反對費正清的關心亞洲學者委員會成員們的思想來說並沒有什麼影響，對大多數關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也沒有多大影響。 有的青年美國學者無疑也受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但當時的美國中國研究對其實際運作所知十分有限，主要只是受到該“群眾運動”（但是被“最高領導”所宣導的）一些修辭的影響。而那些修辭（如消除“三大差別”）之所以引起那些挑戰現代化主義的論者的共鳴主要是由於他們自身在美國的反戰運動中的經歷和理解。說到底，中國和越南的實際情況對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們來說，只是一些自己所知無幾的、比較遙遠的經驗。對“文化大革命”的那樣的脫離實際的，從美國本身的未來來理解的想像，將會導致其中不少人對中國革命和當代中國整體的“失望”，而在中國自身官方話語對其更加苛刻的攻擊之下，變得更加如此。 轉向後現代主義的第三代與前兩代既十分不同也在較深的層面上基本相似。首先，我們要承認，後現代主義是對西方近三個世紀以來的啟蒙現代主義的全面的挑戰，包括對知識的依據的根本性質疑，以及對“科學”——對沒有從事過實際的科學研究、經歷過其中的困難和不確定性的外行學者們來說，它是那麼容易成為科學主義——的根本性質疑。而新的話語概念工具以及話語分析又似乎是那麼地強有力和吸引人。加上十分令人憂慮的極端的新保守主義，直接導致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許多之前的左派學者也投入了後現代主義的大潮流來表達他們對（似乎是越來越）保守的、帝國主義化的美國現實的不滿。 但在後現代主義和之前的左派之間也有深層的分歧。對“反思自身”的後現代主義者來說，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官方化了的共產主義，似乎要比現代化主義和（哈耶克型的）新保守主義犯了更嚴重的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錯誤。同時，對有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後現代主義和新保守主義顯得同樣地主觀，前者因為其對“客觀真實”的拒絕，後者則因為其對原教旨基督教、古典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主義的信仰。14也許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對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來說，史達林（也包括毛澤東）的壓迫性的一面，以及共產主義党國體制在蘇聯和東歐的崩潰，似乎是無可置疑的事實。左派的學者，即便是一直都批判史達林主義的，也不可避免地受其牽連。 以上的這些因素也許可以部分解釋新保守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對前左派的（帶有一定偶然性的）共同的敵視，但在更深的層面上，還有西方長期以來對中國的一貫的基本思維：上面已經討論了西方是如何一直把西方和中國設定於一個二元對立的框架之中來理解，這可以清晰地見於黑格爾和韋伯的思想。在那樣的思維框架下，邏輯似乎迫使我們，如果要對西方中心主義提出商榷，唯一的做法是爭論其對立面，即中國是多麼地和西方相似，或比西方更優越。我們看到，柯文、弗蘭克、彭慕蘭、李中清和李伯重都是從那樣的框架和思維出發的：要去西方中心化的話，必須論證中國在同樣的標準下的同等性或更加優越性。因此，像柯文那樣，堅持如果要推翻把西方當作原動力、中國當作消極的回應的論點，我們必需把其顛倒過來而爭論中國的歷史其實是由其內部的動力所推動的。或像弗蘭克那樣，爭論中國經濟在1800之前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根據市場主義的（在世界經濟中的市場發展程度）普適標準，其實比西方先進，而且今後將會再度如此。或像彭慕蘭那樣，堅持18世紀中國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準是和英格蘭一樣的。或像李中清（和彭慕蘭）那樣，堅持論證中國也有像西方那樣的“預防性”生育控制，並沒有承受比西方更沉重的人口壓力。或像李伯重那樣，堅持中國的生育控制方法其實比同時期的西方要先進。正是二元對立的基本框架推動著這些論點。要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我們除了論證中國在同樣的標準下也同樣先進之外，似乎別無選擇。正是在那樣的支配性框架之下，促使他們無視，甚或違反經驗證據；同時，也忽視了中國實際的、實用性的問題。 （二）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 已有不少的學術探索了怎樣超越過去這個二元對立框架的道路，不僅是對新保守（新自由）主義的（關於西方資本主義 + 自由民主 + 科學／理性的）主導性敘述的批判，也不僅是與其對立的中國中心論，而是試圖在更寬闊的視野下既納入這兩種視角也超越之，試圖勾畫出不同的關於現代性、經濟發展、社會前景、政治體制、哲學、文學、學術、藝術，乃至於科學的圖像。筆者將不試圖轉述自己只具有局部認識的那些其他學者的貢獻，只集中說明自己所最熟悉的一些領域。目的絕對不是想要佔據某些“地盤”或宣示自己的獨特貢獻，而是要舉出一些比較具體的、能夠說明不同於二元對立的研究進路和思維的例子。在自己已經做了初步的探索的領域，將注明那些著作，為的是對有意進一步瞭解那樣的思路的讀者指出可能有用的材料。 首先，中國與西方的諸多不同是無可置疑的實際，例如在其主流儒家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想）中持續不斷的道德主義傾向、其相對缺乏演繹邏輯、其相對不那麼重視形式化和程式化的正義體系、其對西方的資本主義 + 自由民主道路比較難以全盤接受等。筆者自己，在社會經濟領域，特別強調了中國十分不同的人地關係和特別強韌的小農經濟的基本國情，而在法律和法學領域，則特別強調了其從漢代中期以來便偏重基於道德價值觀念的非正式正義體系多於正式化的法律體系，雖然並不排除後者（黃宗智，2016，2015a；亦見黃宗智，2014b：第1、2、3卷） 當代中國的一個基本現實是這些特徵的頑強持續，即便是在大規模引進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形式理性”法律、英語學習、在學校裡教歐幾裡德幾何學、高等院校裡教西方法學和社會科學，更不用說規範化了的自然科學等，仍然如此。現代和當代中國的一個基本現實是中國過去的一些方面與從西方引進的一些方面的必然混合和相互滲透。即便是當前的漢語，在引進了眾多西方（和日本）的單詞、概念、專業術語以及話語之後，已經與之前十分不同，但仍然維持了其眾多的基本特徵。 中國的經驗實際其實多是“悖論的”——即兩種被西方二元對立框架視作是矛盾的、不可並存的，但實際上是共存的並都是真實的。譬如，在前現代中國乃至當代中國，高度發展的城市和落後的鄉村的共存（即城市發展與鄉村內卷的並行）、高度市場化的經濟和農民的糊口經濟的共存（黃宗智，2014a：第1、2、 3卷）；在古代，高度道德化的儒家正義體系和高度理性化的法家法律體系的共存；在現代，舶來的西方法律與強韌的中國社會實際的共存（黃宗智，2014b：第1、 2、 3卷）；民主制度和現代國家的形式與舊官僚體系運作特徵的共存；改革時期中，資本主義（私有企業與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國有企業與國家管控）的共存；以及“社會主義的”共產黨領導資本主義的市場化和經濟發展等（黃宗智，2015b，1993［2000］）。 從當前的中國的視角來看，中國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可能像有的西方和中國學者想像的那樣，做出完全中國化或完全西方化的選擇。兩者間的碰撞、矛盾和拉鋸，以及重新理解、混合和調和，都是給定的實際，排除了非此即彼選擇的可能。無論設想全盤西化還是全盤中化，都是違反實際的思路；給定的實際是中西、古今的混合和相互作用。這正是為什麼西方現代主義和後（反）現代主義都是違反中國基本實際的建構。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只有在西方關於中國的理論建構上才是可能的和可以想像的。它是惟有置於西方關於中國的思考的理論和歷史中才可以理解的問題意識，不是一個與實際相符的、中國真正面對的問題的意識。 由於西方理論對當代的中國（以及民國時期的中國）的強大影響，許多中國學者也採納了西方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在經濟和經濟學領域，曾經一度完全拒絕（西方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而採納了（西方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後在改革時期則倒過來採納了（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而兩者又都激發了對其的本土主義反動。那些極端的反復和非此即彼的設定都是違反中國實際的，真正需要的是怎樣去重新闡釋西方以適應於中國的追求（例如史華慈對嚴複的研究），怎樣將西方的理論導向中國的實用（例如舒爾曼對毛澤東思想的闡釋），怎樣由此建構中國自身的、符合中國實際的理論，以及怎樣調和中西——不僅要直面兩者間的張力和矛盾，更要使其相互適應、結合與調和，乃至於超越。 極端的反復可以最清楚地見於現代中國的立法和法學，先是拒絕了傳統法律而採納了西方法律，而後是拒絕了西方的法律而主要採用了民間的調解慣習和非正式（和半正式）的正義體系，加上一些從蘇聯引進的法律，而後又再次採納全盤引進西方法律。如今到了應該採用一個更符合實際需要以及可持續運作的中西、古今協調與結合的方案的時候了，應該有意識地從兩者中選擇不同的方面，對其進行重新理解，乃至超越（黃宗智，2016，2014b：第3卷），就像在中國文明史上對待儒家和法家、儒學和佛學、固定的農業經濟文化和流動的遊牧經濟文化等二元的調和那樣的進路。 筆者認為，那樣的問題意識才能讓我們將長期以來不僅在美國也在中國自身一直困擾著中國研究的非此即彼的概念死結置於一旁。如果從中國和西方必定相互滲透的基本問題意識出發而為之探索出路，我們將會探尋調和兩者的方案，而不是從一個（西方中心的）極端擺到另一個（中國中心的）極端，從西方優越論擺到中國同等／優越論的極端。如此的問題意識才會使我們有可能像過去的一些最優秀的中國研究學者早已提倡的那樣，建立中國研究自身的理論主體性。這當然不是要完全拒絕（西方的）現有理論，而是要有選擇、有批判地使用現有理論，通過與之對話來建構新的理論。在那樣的研究進路上，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方才能夠真正借助其雙重文化特長來作出對理解中國以及我們這個多種文明的世界的特殊學術貢獻。（黃宗智，2005） 本篇文章已被 cdg070089 於 Jan 31 2016, 08:33 編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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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Jan 31 2016,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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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達不了於諸候 發表數： 469 所屬群組： 一般 註冊日期： 8-13-2008 活躍：8 聲望：206 |
五、對中國研究的含義 上面我們看到，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研究的問題意識是怎樣受到美國自身的問題，多於中國的實際問題的影響的，是怎樣被美國的政治-思想大環境，多於中國本身的問題所塑造的。它們反映的其實更多是關於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而不是關於中國主題的本身。在如今的一代中，新保守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中國研究是同樣被其西、中二元對立的思維框架所主導的。正是那樣的框架導致了一些對中國經驗實際的嚴重誇大和誤導。近幾十年來，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們確實在語言能力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其人員和研究中心數量也有一定的擴增，與中國的第一手接觸也越來越頻繁，理論知識的水準也在不斷提高，但是，即便如此，美國的中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被其主題的中國以外的，違反中國實際的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潮流所主導的。 西方VS.中國的二元對立是個貫穿於三個世紀以來西方關於中國的思考的基本框架，它深深塑造了不僅是過去西方看待中國的西方中心主義，也同樣塑造了最近對其作出深層反思的中國中心主義。當影響較大的一些學者們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反思時，他們所做的是簡單地爭論其對立面，從現代化主義到革命主義，從西方中心到中國中心。西、中二元對立的基本思維結構的影響是如此的強大，以至於那些學者們完全忽視了中國的基本實際：即現代中國必定是其過去和現在並存、中國和西方相互滲透的結果，而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在最近的這一代中，有的學者深深沉溺于後現代主義的一些理論建構，因此看不到中國自身不僅企望其現實和未來是中國式的，也企望其是西方-現代式的這樣一個基本實際。“現代中國”實際上只可能是雙重文化的，如今更不簡單的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而是既是資本主義的也是社會主義的。要真正將西方去中心化、真正把中國中心化，我們的問題意識需要從中國的實際問題出發，而不是從西方的理論建構出發。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西方VS.中國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更被擴延到一系列其他的二元：如現代VS.傳統、工業VS.農業、城市VS.鄉村、市場VS.人口、市場VS.國家、形式理性法律VS.實體主義法律等。一貫的是，在理論和意識形態中追求邏輯上的統一，和非此即彼地在二元之中完全偏重單一元，常常無視經驗證據和實用實際。 筆者已經比較詳細論證的一個具體例子是，我們不該簡單排除中國的小農經濟而採納現代西方的資本主義化和產業化農業的道路，而是要探尋一條發展小規模家庭農場的道路。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韓國、臺灣地區）之前的農業合作化經驗——為“小農戶”提供“縱向一體化”（加工和銷售）服務來應付“大市場”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它來自一個歷史上的偶然巧合，先是明治時代晚期的地方政府把發展現代農業設定為其主要任務，而後在戰後的美國佔領（在日本，在韓國和臺灣地區則是美國的決定性影響）下，進行了扶持小自耕農的土地改革，又把地方政府所掌控的部分農業發展資源轉讓給民主化的農民合作社，借此來推動合作社的組建，由此成功地（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本以及稍後的臺灣地區和韓國）確保了持續的農業發展以及普通農民有尊嚴的生活水準。它們的經驗展示了中國今天能夠走的一條道路，而不是像如今那樣，由於既來自新自由主義也來自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認識，只給予合作社十分有限的扶持，完全偏重規模化的大農業（企業）。（黃宗智，2015c，2014c，2014a：第3卷，第10章）建立實質性的合作社，才有可能改進如今的嚴重社會不公問題以及農村社區趨向崩潰的問題。 這裡要提倡的不是要偏重人口因素而排除市場因素（或相反），而是必需同時考慮兩者。人地壓力是中國小農經濟頑強持續的主要原因，即便是在相當高度市場化的經濟下，無論是過去（帝國時期和中華民國時期）還是近幾十年的改革時期下都如此。而處於人地壓力下的小農經濟的頑強持續則決定了農產品市場的性質——把貧窮的小農戶置於完全被大型商業資本的擺佈之下。正因為如此，“小農戶”特別需要聯合起來組織（加工和銷售的）合作社來應對“大市場”，借此來為小農戶保留其市場利潤。市場機制運作本身並不會像新保守主義理論設定的那樣消除人地壓力問題；兩者是相互塑造的。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清代的市場交易主要是單向的，由貧窮的小農為城鎮提供優質農產品，但他們無能購買反向的產品，和亞當·斯密所概括的城鄉雙向貿易十分不同，也和德弗雷斯所謂的勤勉革命中的消費轉型十分不同。無視人地壓力基本資源稟賦便不可能理解其市場；相反亦然。在中國的實際之中，兩者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只有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中才如此。（黃宗智，2014a：第3卷，尤見“導論”和第10章） 如今中國巨大的由2.7億農民工組成的非正規經濟同樣如此。與舒爾茨的理論截然相反，其所展示的農村勞動力（相對）過剩和就業不足是無可置疑的，無論是在過去的還是今天的市場經濟下都如此。同樣，與路易斯的理論也截然不同，現代經濟部門的興起並沒有導致傳統部門被整合入現代部門，而是導致了處於農村和城市、傳統和現代兩者之間的龐大非正規經濟的爆發性突現。事實是，脫離了人口和市場之間的互動，便不可能理解如今的勞動力要素市場（黃宗智，2014a：第3卷， 第11、12章；亦見黃宗智：2009，2010a） 新保守主義的市場VS.國家的二元對立也同樣。市場主義理論認為，中國近35年的發展要完全歸功於市場化和私有化，其不足則是由於市場化和私有化程度還不夠透徹。但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這段經濟發展歷史中起到至為關鍵的作用：包括其利用國家擁有的一切土地資源產權來融資（即地方政府的所謂土地財政）、其利用農村廉價勞動力（和其他由國家提供的激勵）來吸引資本、其積極推動貿易和扶持國有企業等。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經驗來說，把國家和市場設定為非此即彼的對立二元，可以說是完全不得要領。（黃宗智，2015b） 至於正義體系的組建方面，我們不應該簡單排除中國過去的正義體系——特別是紮根於社會的非正式正義體系——而全盤採納高度正式化的西方法律體系，而是要探尋如何把兩者結合為一個必然既是中國的也是現代的體系。優先由民間調解而不是法庭判決來處理民事糾紛是漢代中期以來經過“（法家）法律的儒家化”而確立的“中華法系”的核心。它處理了民間大部分的民事糾紛。正因為如此，歷代法典才能夠是“以刑為主”的。那個儒家化的正義體系深深地塑造了其它東亞文明國家（特別是日本和朝鮮）的正義體系。如今在中國，“民間調解”仍然起到解決每兩起基層社會的（有記錄的）民事糾紛中的一起的作用，而“法庭調解”則解決了每三起民事訴訟案件中的一起。在韓國和日本，調解同樣起到重要作用。這正是今天“東亞文明”國家的正義體系和一般西方國家的正義體系的關鍵不同。此點尚未被近年來的一些試圖評估全球各國“法治指數”的機構所理解，因為它們多是從現代西方的標準出發的。（黃宗智，2016）在這點上，“中華法系”和“東亞文明”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含義。 實際上，當代中國的經驗，不管是其成功的經驗還是其失敗的經驗，都需要從中西兩者的結合和互動，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單一元來理解。中國的成功經驗，如中國共產黨在近三十五年改革中所領導的高度資本主義化和市場化的經濟發展，便是由兩者的結合而來的。（黃宗智，2015b）而其嚴重的問題，如其全能政治體制（來自革命、農村集體化、城市社會主義化，以及計劃經濟化）與逐利的國家機器（不僅是地方上也是中央層面上）的結合，一直都十分顯然地在利用中國的廉價農民工勞動力來吸引（國內外）資本主義企業的投資，因此而導致了嚴重的社會不公——也是源自兩者的結合而來的。（黃宗智，2015b）在法律領域，其非正式正義體系仍然起到了通過調解來解決糾紛以及借此減少訴訟頻率的重大成效，乃是其如今的正義體系中的一個亮點；而在建造了一個模仿西方的法庭體系的同時，以實用性和提高施法效率為藉口，廣泛使用傳統的“刑訊逼供”，則是其比較最惡劣的一面。（黃宗智，2016；亦見黃宗智，2010b）這些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都是來自中國過去（帝國時代或革命時代）和西化的今天的結合下的結果。 在農業領域，中國，不同於其他的“東亞”國家，由於當時的快速人口增長而沒有能夠通過“綠色革命”來實現農業和農民生計的現代化。結果是，農民生活的改善要等待後來的，另一種性質不同的農業革命：即資本和勞動力雙密集化的“小而精”的“新農業”（即生產高附加值農產品的農業，如蔬菜、水果、肉食、魚）的快速發展，在1980年到2010年的三十年間，農業總產值（可比價格）因此上升了590％，達到6％的年增長率，遠高於之前歷史上其他農業革命的經驗（黃宗智，2014a：第3卷， 第6章）。筆者把這稱作“隱性的農業革命”（“隱性”是因為其性質與之前歷史上的農業革命——多是由於某些作物的單位面積產出的提高——很不一樣，容易被忽視），是一個來自三大歷史性變遷趨勢的交匯而形成的農業革命：一是源自國民經濟整體收入上升所導致的中國人食物消費結構的基本演變，糧食：蔬菜：肉食的消費比例從8：1：1向4：3：3（即城市中上等階層以及臺灣地區的比例）演變；二是源自20世紀80年代啟動的嚴厲生育控制所導致的世紀之交以來新就業人口數量的下降；三是大量農民工的非農就業。後兩者導致勞均耕地面積一定程度的擴增（達到勞均約十畝的幅度），雖然仍然是以小規模農業為主。（黃宗智，2014a：第3卷， 第5章）但政府則由於其（既來自新自由主義也來自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認識，依然主要採用了不符合實際的扶持規模化農業（企業）發展的政策。學者們也由於同樣的理由而較多忽視了這個劃時代的變化。（黃宗智，2014c，2015c） 回顧過去三代的美國的中國研究，我們可以徑直把第一代高度意識形態化的簡單問題意識置於一旁，而第二代的革命VS.現代化則對理解近現代中國仍然具有一定的意義，但需要從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角度來思考。學者們已經浪費了太多時間從革命的視角來全面譴責現代化，以及從現代化的視角來完全排斥革命，如今需要瞭解到現代中國是多麼地期望兩者兼具，多麼努力地在探尋一條革命性的現代化道路。近三十多年來借助全球市場和資本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是不可厚非的政策，問題只是，為了發展而允許日益嚴峻的社會不公。今天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而絕不是（再一次的）暴力革命（老百姓經受不起！）。對待第三代的西方中心主義VS.中國中心主義也一樣：中國今天真正的問題不是用中國中心主義來取代西方中心主義，不是非此即彼地在全盤西化和全盤中化之間選擇其一，而是探尋中西的最佳結合。我們需要避免的是再次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要探尋的是對兩者的符合實際的和可持續的重新理解，由此來組合一個新型的中國現代性。 我們不要盲目地援用時髦的西方理論和其所關注的問題。譬如，來自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如下的問題：話語是否是最終或最主要的實際／真實？我們應該看到，現實中話語和實踐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兩者之間的關係和互動。一個透過話語表層而深入中國實際的做法不是要堅持話語或實踐哪一方更加重要，而是要探索兩者間相符和相背離之處，理解實際是同時包含這兩方面的。過去和今天的法律實踐實際上多斡旋於條文和社會實際和其變遷之間。筆者曾經建議，一個可用的研究進路是挖掘實踐之中呈現的超越簡單二元對立的創新，由此來建構新的理論，而不是像有的美國和中國學者那樣，在後現代主義認識論理論的影響下，只關注單一元或堅持某一元更加重要。（黃宗智，2016，2014b：第1、2、3卷） 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框架置於一旁而採用兩者必然相互關聯、相互滲透的問題框架，當然並不等於決定我們要研究哪些歷史和現實領域，或強調哪一種論點。我們肯定會繼續看到近乎純粹的經驗研究，而且是具有長久價值乃至極其重要貢獻的研究；也會看到學者們由於其個人特長或志趣而進入各種各樣不同題目的研究；也會看到由於個人的價值觀而主要關注或認同于精英或民眾、思想和大傳統或社會經濟和民眾文化的研究等。在過去的三代之中，主要的學術貢獻可以說不是來自那些在理論或意識形態層面上最具影響力的學術“領導者”，而是來自那些嚴謹求真求實、埋頭做研究的學者。我們需要的是，結合嚴謹求真的學術和理論意識與概念創新。 所有研究中國的學者，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應該把源自西方的，由西方投射於中國的，脫離或違背中國實際的研究問題置於一旁。我們選擇的問題、題目和論點不該局限於來自西方的時髦理論和問題。那樣的話，中國研究將永遠只是一個西方政治和思想的附屬品，並且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論點與經驗證據之間的脫節和背離。我們需要破除過去對中國研究影響深遠的非此即彼西方VS.中國二元對立框架。我們應該返回我們研究的主題——中國——而由它的實際來塑造我們的問題意識。 *感謝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白凱（Kathryn Bernhardt）、白德瑞（Bradly Reed）、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和張家炎的仔細閱讀和建議。 參考文獻： 陳昆 ，2012，《明代中後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中國經濟史論壇網站，http://economy.guoxue.com/?p=7414。 封小郡，2015，《製造緊張：富士康生產過程的基本矛盾》，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黃宗智，2016，《中國古今的民、刑事正義體系：全球視野下的中華法系》，載《法學家》第1期。 黃宗智，2015a，《道德與法律：中國的過去和現在》，載《開放時代》第1期，第75—94頁。 黃宗智，2015b，《中國經濟是怎樣如此快速發展的？——五種巧合的交匯》，載《開放時代》第3期，第100—124頁。 黃宗智，2015c，《農業合作化路徑選擇的兩大盲點：東亞農業合作化歷史經驗的啟示 》，載《開放時代》第 5期，第18—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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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Mary C.， 1966（1957），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97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by Atheneum. 【注釋】 ①一個不錯的總結是Eisenstadt （1974）。 ②論戰中有關乎用詞的分歧，學生方面用的是近乎“特務”意義的詞“operatives”，費正清用的則是比較學術化的“研究者”（analysts），筆者這裡採用的是比較中性的“人員”（personnel）一詞。 ③傅高義本人後來確實在1993年—1995年出任國家東亞情報官員。原來的信件見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Newsletter， No. 2 （Nov.）， 1968，重版於Peck et al. （2009）。 ④筆者1975年創辦的（和如今仍然在主編的）《近（現）代中國》（Modern China）則是處於兩者之間的學刊。 ⑤根據弗蘭克本人的網頁：http://www.rrojasdatabank.info/agfrank/pubs_new.html。 ⑥“Atlas”計算方法是根據平均的外匯兌換率，經過通貨膨脹調整來計算的，而“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則是根據購買力來計算的。用PPP計算，相應的數字是美國55860美元，中國13130元，即4.25：1之比。 ⑦對此，張國剛和吳莉葦（2002）著有代表性的書評。 ⑧我們沒有關於此時期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可用估計，但我們有該年的比較細緻可靠的糧食生產總量的估計。珀金斯的估量採用的是每年人均產出／食用400斤到700斤糧食，實際估算用的是人均產出500斤到600斤。（Perkins， 1969：14-15）。我們如果據此而用人平均550斤的數字，乘以珀金斯對該年人口的估計（2.70億），得出的糧食總產量是1485億斤（也就是7425萬噸）。再用王業健的該年1.64兩銀子一石（約160斤）稻穀的數字，亦即每一百斤糧食價格約為一兩銀子，得出的糧食產值是約1485萬兩。（稻穀價格可以粗略地代表糧食平均價格——見Perkins， 1969：288）然後，用約27兩銀子等於一公斤白銀來計算，得出的是5500萬公斤銀子，亦即55000噸白銀。這樣，弗蘭克的平均每年240噸銀子流入中國之數，是糧食總產值的0.4％。麥迪森用的人年均食用糧食數字（644斤）要比珀金斯的高，其1750年人口數字（2.30億）則比珀金斯的低，但所得出的糧食總產量是7400萬噸，和珀金斯基本一致。（Maddison， 2001：表1.6） ⑨這裡，有的讀者也許需要注意，正如珀金斯等學者早已證實，中國的工業在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下，是以11％的年增長率發展的（而農業的年增長率則只達到2.3％）。（Perkins and Yusuf， 1984：第2章）那個早期的工業化為後來改革時期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工業基礎。 ⑩一套棉布衣著需要用上1.3斤棉紗，亦即1.43磅棉紗。 11當然，20世紀80年代之後，由於農村的一系列變遷，這兩個詞彙已經比較少用。 12可惜的是，“勤勉的革命”一詞的含義已經越來越含糊不清。最先使用此詞的是日本學者速水融（Akira Hayami），所指的是日本德川時代小農戶之結合農耕與手工業生產（Hayami，2015）。後來，德弗雷斯借用該詞來表達英格蘭和西北歐在近代早期發生的消費上升是伴隨更多家庭成員工作更長時間的（原始工業）生產而來的上升。後者的性質其實很不一樣，因為它較快成為農業和手工業、農村與城鎮分離的生產。再其後，又被日本學者杉原薰（Sugihara， 2003 ）用來表述他所謂的勞動密集的“東亞”農業與工業（區別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資源和資本密集型農業和工業），沒有考慮到日本和中國間的重要不同：在日本，在20世紀初期機械和化肥等現代投入來臨的時期，農業人口基本沒有增加，從而導致快速的農業現代化、農業收入的上升，以及農業和手工業的分離；而在中國則遲至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現代投入是伴隨大幅度的人口擴增而來的，其所帶來的產出上的增長基本被快速增加的人口所蠶食掉。農業和手工業仍然（在集體化的村莊中）緊密結合，要到20世紀80年代（伴隨農村工業化）方才分離。這是一個需要分別討論的議題——簡短的論析見黃宗智（2014a，第3卷：6，113-116）。 13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宣佈將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 14正是那樣的輕視客觀經驗證據的態度，導致了無視關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真實憑據，而促使美國政府一步步幾乎無可阻擋地進入了第二次伊拉克戰爭。 黃宗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Philip C. C. Hua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Department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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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an就像一坨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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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發表數： 7 所屬群組： 永久停權 註冊日期： 2-13-2016 活躍：17 聲望：-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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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懶蛇 |
發表於： Feb 13 2016, 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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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發表數： 22,672 所屬群組： 太守 註冊日期： 9-22-2003 活躍：44 聲望：1908 |
 對 hksan就像一坨屎 的負評：忍着淚說一聲Good By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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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g070089 |
發表於： Feb 13 2016, 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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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達不了於諸候 發表數： 469 所屬群組： 一般 註冊日期： 8-13-2008 活躍：8 聲望：206 |
好心讀多啲書啦好嘛，連黃宗智老師都被五毛帖=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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