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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嘉文《范仲淹慶曆新政》出版座談會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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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Jan 15 2016,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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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與慶曆新政》出版座談會發言2015.12.16 林嘉文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694525/

尊敬的李裕民先生、曹偉院長、張艷雲老師、范希望老師、賈連港老師、胡耀飛兄,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崔人傑兄,以及西安中學的校領導和各位老師,還有媒體的朋友:

    請允許我首先為自己今天要念稿發言致歉,因為一般來說隨性的脫稿漫談可能效果更好,且通常更合乎我的習慣,但我尤其想在今天這個場合用念稿這種形式上的嚴肅和控制來表達我對各位的尊敬和感謝。其次要感謝各位老師騰出寶貴的時間在今天下午前來為我和我的這本不入門的小書賜以斤斧,感謝下午因有課而未能與會的王雙懷老師賜書為我祝賀。一般老師們其實都不太喜歡參加這種活動,因為免不了要講套話,即便是實話實說,未免也會因耗費時間而讓人覺得興趣寡然,但老師們今天還是撥冗前來,我知道我自己沒什麼薄面,這全蒙老師們對後學的拳拳關愛和郭老師的支持,所以我今天感激倍至。

    我這本小書主要完成於高一期間,後經胡耀飛兄引薦,由崔人傑兄操刀,現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儘管我在私下里時常講,作為出版稿,我並不滿意書稿現在的樣子,不僅因為我知曉自己的書稿中還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問題,更因為它甚至並非書稿的原貌——崔人傑兄在編輯時刪減了全書的一些註釋和正文,同時調整了原稿緒論的位置。但現在平心而論,那些正文和註釋之所以在出版時被刪減,要么是被編輯覺得有礙閱讀,要么是本身談的太散漫了,總的來說還是我的問題。當初寫作這本書時,受限於出版要求、緊促的時間以及糟糕的身體狀況,很多東西弄得都很粗疏,而且當時曾反复思慮要不要出書,因為我出上一本書純屬偶然,那隻是初中時讀書之餘的戲筆,我當時也可以說是有意,也可以說是無意,專門選了一個不關乎我專業方向的內容為選題,自打交稿以後,我一眼都沒再敢重看那份稿子,因為感覺以那本書語言之輕薄和錯漏之多,恐怕會壓得我一輩子也翻不了身吧。後來我覺得自己年輕,出書越早積攢的都是黑材料,其實我自己一不貪財二不貪名,寫文章只被我當作是督促學習,但是我很怕成為眾矢之的,因為現在社會上的輿論其實也不太偏袒年少有名的人,歷史學本身也不是什麼要拿來張揚的學科,所以當初很猶豫出這本書。不過最後還是出了。

    這次這本《救斯文之薄》本身要比上一本要嚴肅很多,我自己態度也比較認真。書稿叫《范仲淹與慶曆新政》,其實原名叫《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一開始我是奔著敘事的目標去寫這本書的,這個可以從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幾節內容裡看出,第一、二章的一些寫法可不單單是為了吸引閱讀,裡面涉及的景物典故,我都做過必要的考究。但我後來發現真正高標準的、精緻的歷史敘事本身比完成一般的史學論著難度還大,而一般依據大眾材料做出的普通敘事,像過去程應鏐先生的《范仲淹新傳》以及其他幾本范仲淹傳記,其實做得已經比較到位了。所以越到後來,我的寫作意識越發轉向去解決問題。在這之中,我在宋代政治史研究方面有了三點體會,分別是批判借鑒“活的製度史”,解構傳統的問題意識,以及超越舊的政治史歷史書寫。

    關於宋代士大夫政治、黨爭還有新儒學運動,從材料利用上來說,即便充分參考墓誌和方志,能對傳統文獻起到的補充也極其有限。上世紀的宋代政治史和製度史研究所關注的問題都是靜態的,到後來就給人題無剩義之感,或者說選題還有不少,但在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上難以提升。新世紀以來的宋史研究為了突破這種困窘,強調從實際運作的角度重視制度和人事的聯繫,關注人事對製度的解釋、運作甚至創造,以及製度背後的權力關係,也就是包公和鄧老師他們提出的所謂的“活的製度史”。這套想法後來又有所擴展,開始關注文書傳遞、政令運作,另外還有政治文化史的研究。當然這之中還有不少尚待辨析的概念,比如政治文化,它的概念邊界其實特別模糊,近來也有濫用的趨勢。

    我自己在研究慶曆新政的時候,很大程度上也是吸取了這些經驗。因為對慶曆新政在材料的蒐集上,不會有什麼重大突破了,所以就需要在理解上上一個台階。之所以要把慶曆新政放諸北宋新儒學運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是為了點明范仲淹有超越救治時弊的現實目的而志在起興斯文的追求,以及慶曆新政本身有著救斯文之薄的更大目標,從而也就把慶曆新政從通常的歷史敘事中脫離出來了,因為一般的宋史敘事都會將慶曆新政視作北宋變革現實弊病的前奏,而忽視它作為范仲淹等人實現儒家理想的個性化嘗試的獨立性和特殊性。這種基於北宋新儒學運動的大背景的考察同時也解釋了慶曆新政失敗原因中的兩點——一個是蘇舜欽講的新政的很多措施被世人認為“皆非當今至切之務”,顯然並非所有人都能體會范仲淹那種志在斯文的精神;另外就是在新政還未實行和實行的初期,科舉士人們在大目標上的趨同遮蓋了他們在具體事務上的觀點分歧,進而導致了新政的夭亡。除此以外,包括我在書稿中對五代至宋初文學革新與政治文化之關係的梳理,以及我對五代至宋初士大夫“文”“吏”屬性演化的論述,這些想法,都是基於對文化發展和政治態勢的互動關係的關注這樣一種大關懷而得出的。

    另外,為了更好地理解相關的歷史書寫,我在書中粗略地對作為政治概念的慶曆新政和范仲淹進行了文化闡釋,這也是對本世紀初以來宋代政治史新研究方法的借鑒。我提出,在歐陽修、蘇舜欽等人筆下,在朱熹等南宋理學家的著述中以及在明季士大夫的議論裡,對范仲淹和慶曆新政的描述不斷走向抽象化和符號化,成為體現他們政治立場或者精神訴求的載體之一,這種現象遮蔽了和塑造了後來人對范仲淹以及慶曆新政的通常認知和考慮思路,進而限制了研究。

    但是,“活的製度史”以及對權力關係、人事網絡的研究固然開闢了宋代政治史和製度史研究的新路徑,可方法、理論的提升或許並沒能從根本上為政治史研究的問題意識提升境界。近年來我們宣講的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問題,也無非是將對典型政治事件中參與者的關注由主要士大夫轉移到一般士大夫——也就是所謂的“小人物”——身上,另外就是留心像強至那樣的下層士人的境遇,還有就是關注基層運作、基層的社群組織,以及深化對多樣化士人關係網的複雜性的研究。其實這些問題意識本身並不難考慮到,只能說以往相關的研究積累不足,顯得這些問題有新意,但隨著新世紀以來宋史研究的蓬勃發展,很多領域的研究空白被迅速填充,平面化的研究已經沒什麼意思了,似乎陷入了一種新的停滯。我覺得未來的政治史研究還是要對傳統的大問題保留一定興趣,這不僅是學術發展的要求,也是學人自身素養的要求。但問題意識本身又不能不發展,這就要求對北宋政治史的研究不僅要提升研究方法,更要去解構傳統的問題意識。

    比如本書中提到的黨爭問題,在以往,沒有人懷疑過黨爭本身這個問題成立的條件和動態性,即便是寺地遵、平田茂樹的“政治過程論”——這是黃寬重先生認為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趨向的範本——也強調關注從中央到地方、從皇帝到最下層之間勢力集團的聯繫。我記得陶晉生先生在他的名著《北宋士族》的書末還曾制了一張十幾頁的表格疊在一起,梳理從趙匡胤到北宋中期士族的婚姻關係。但正如我在書中反復強調的那樣,士人間的姻親、同年等關係和他們的政治取向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邏輯,譬如歐陽修與胥偃是翁婿,卻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反目。以士人關係來分析政治事件,往往會不自覺地帶有某種先設立場,如我在書中提到的,在滕子京用公使錢的事上,有些著作為了證明王拱辰是其他參與彈劾的台官的幕後主使,就舉例王拱辰在滕子京被輕責後依然不依不饒,說王是為了借範滕的同年關係壓倒範。這種想法本身就未加考量地先設了朋黨之爭的事實存在,可在同一著作中,作為所謂的范仲淹同黨的杜衍卻因公然批評滕子京的貪污行為而被譽為公正,這是典型的先判斷了好人壞人,有二重標準。況且王拱辰在進奏院獄中作為蘇舜欽的薦舉人之一同樣彈劾了蘇,所以即便最終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順應了王拱辰的一些情感,但斷然不能將這些政治事件上升為有謀劃的政治陰謀。在以往對士人人際關係的梳理中,那種具體化的趨嚮往往是有選擇性的,本身對士人關係的研究追求的是細化,可實際上學者容易在追索中一葉障目。我覺得真正細緻的考察會得出的是在所謂的有聯繫的士人關係網之下,更密致的是面臨具體事務時無取向規律的選擇行為。因為看似同道的士人,在一些時候卻會有分歧;所謂對立的雙方,卻常常在執行某件有著立場傾向的事情中有著妥協和配合。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就能理解一些在北宋中期看起來搖擺於改革和保守之間的人物了,比如張方平。

    對於所謂的黨爭,我的態度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摒棄黨爭這一先設的印象,而從具體情境里士人行為的利害角度入手。樊樹志先生研究明代東林黨,他直接說黨爭向來就是不存在的,只是一套輿論攻擊的說法,這種想法也不合適,且不論樊先生那些文章,完全是顧憲成他們說什麼樊先生就信什麼,他這種論斷,本身也是以偏概全,忽視了作為歷史表述的黨爭,其真實性時有時無的動態。歷史上在一些時候,黨爭是確實存在的,但另一些時候它只是純粹的輿論工具,所以還是要具體地看待,不能犯範式癖。另外,那種情誼關係對政治取向的影響作用是極不穩定的,所以就像我在附錄那篇文章的開頭提到的,像類似於何冠環先生的《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 、曾棗莊先生《文星璀璨》那些研究,基本都是由因尋果,從一個同年科甲榜單入手,看這個榜單上的人在一些他們共同參與的事情上的表現,而類似祁琛雲老師的《北宋科甲同年關係與士大夫朋黨政治》那樣的研究則是由果尋因,通過考察士人社會背景的共性,尋找其中有沒有科甲同年這個因素,若有,則進而推論科甲同年關係對事件當事人的行為選擇產生了重大影響。竊以為,由因尋果的遺憾在於可以去考量、解釋的事件的範圍受到了局限,而由果尋因則會使得在探尋事件發生機制的時候得出有失偏頗的結論。最典型的就是祁琛雲認為景祐黨政的產生是由於歐陽修等人不滿高若訥作為同年卻不和他們立場一致聲援范仲淹,可這只是祁琛雲的邏輯推測,文獻上一點影跡也沒有,相反,至少在檯面上所有人都是從政見分歧的角度攻擊高的,可見政見矛盾至少是主要矛盾,況且同年意見相左很常見,祁琛雲是預先覺得同年就該一致,才會推論歐陽修他們曾以同年之誼拉攏高並因高“為諫官而不能辨”的不合作生氣。

    其實,反思這種不自覺的立場先設——或者說慣常的學術路徑依賴——裡面其實包含了很多顯而易見的悖論,之所以以往對慶曆新政的研究總是自然地順著黨爭這條思路走,其實是被歐陽修、蘇舜欽他們的表述以及一些歷史書寫誤導。歐陽修他們自己沒有史家的後見之明,是不會從新儒學運動的背景去觀察他們自己的,但是作為實際政爭的親歷者,他們在後來的歷史解釋中會自然地向讀者傳達他們的立場。比如解釋王拱辰等人行為的陰謀論,就是最早出自蘇舜欽自己寫給友人的書信;把公使錢事件說成是藉機搞黨爭,這也是歐陽修《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裡的說辭,今天人很多見識也基本還就是沉浸在古人的一面之詞裡,當然,北宋士大夫寫文章本身都很強勢,感染力很強。

    在以前,對慶曆新政的研究,被人簡化成了幾個事件點串聯起的過程,天章閣對策、爭城水洛、公使錢事件、奏邸之獄,這都是歐陽修、蘇舜欽他們強調的幾件事,但實際上這裡面有些事情跟慶曆新政關係不大,特別是跳出那種附會的黨爭史觀後再去看它們,一些說法的價值就不復在了。相反是一些中間過程的事,比如蘇舜欽致信批評范仲淹,以前人注意的不多,諸葛憶兵老師注意到了,但是我覺得他理解得不合適。不是蘇舜欽在信裡說他對范仲淹失望就失望了,責怪本身就像徵著不放棄,況且其實蘇舜欽寫的很明白,他提那七個建議的目的就是“欲閣下之譽復如當年”,提的建議裡除了立皇儲,別的大體在方向上和《答手詔條陳十事》出入不大。不過我們確實有必要超脫舊的歷史書寫從而認識到歐陽修、蘇舜欽、范仲淹、富弼等這些人之間細緻的分歧,包括認識到對他們的評價的抽象性,因為南宋以後史學經世致用的作用越發凸顯,而且伴隨著一種憂患意識,所以像朱熹說“本朝惟範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這背後有現實振作的需要,也新儒學塑造道德完人的需要,把范仲淹等人以及慶曆新政的形像都扭曲了。

    關於歷史書寫這塊,ほ相卿老師10月份發了一篇分析歐陽修寫神道碑的文章,他最後在文末講的把神道碑當作文本(text)而非客觀文獻(written documents)來看,其實也就是我說的這個意思。不過他批評王瑞來老師沒弄清歐陽修寫文章的背景,可他自己引用的范仲淹晚年說自己“大忤權貴,幾成廢放”的話其實也不是很支持他的觀點,相反王瑞來老師原來在幾篇文章裡其實是有意識到歐陽修他們在慶曆新政後的思想轉向的,而且王老師跟我一樣,把這種思想轉向方諸一種對儒道理想追求的大背景中去理解。ほ老師在小注裡說王瑞來老師推斷範純仁對呂夷簡有私憤這一點在文獻上不可靠,這或許算得上反而是他自己把text當成了written documents。所以,雖然反思和超越歷史書寫很重要,但也該對目的論抱以適度運用的態度,在進行史料批判時不能忘卻自我審視。不過ほ老師那篇文章還是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比如通過墓誌和神道碑的對比看出富弼和歐陽修二人在寫作時的立場差異,但實際上像富弼這些人,後來在具體的實現儒家治道的手段方面依然有想法上的變化,這點我在書的第四章裡也有說明,只不過歐陽修轉向算是比較早而且比較明顯的,你像東英壽先生他們從日本天理閣本歐陽修的集子新輯出的那九十六篇歐陽修書簡裡有幾支是范仲淹剛去世時歐陽修寫給在徐州照顧范仲淹的孫沔的,其中就有表達對“打破名目,號為黨人”的悔恨。當然,富弼這一塊還有很多可以做的更細緻的地方,除了《兩宋名賢小集》裡有《富鄭公詩》一卷,他沒有傳世文集,這恰恰是李裕民老師指出的值得再努力的方向。

    以上交代的三點,批判借鑒“活的製度史”、解構傳統的問題意識、超越舊的政治史歷史書寫,其實只是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裡產生的諸多想法中的部分,而且有些也只是停在想法層面,書稿裡也不見得充分地拿實證把它們表現了出來,主要是學識,還有我的精力、出版要求都不足夠支持。所以我絲毫不覺得有這樣一本小書出版,我對慶曆新政,對北宋中期的新儒學運動和政治史的互動關係的研究就可以畫上一個階段性的句號了,相反,這本書僅僅只是我研究的開始,故而以後還望各位老師能不吝賜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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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是此文作者只有17歲....O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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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g070089
發表於: Feb 24 2016,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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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cdg070089 @ Feb 25 2016, 0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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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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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g070089
發表於: Feb 24 2016,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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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Pearltea @ Feb 25 2016, 0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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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了?

他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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