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戰爭與民主

[阿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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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戰爭，不民主
本文討論的問題是我們的政治體系能否在和平中幸存──Rosa Brooks對John Ferejohn和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合著的《戰火鍛造：戰爭、和平與民主談判》一書進行了評論。

ROSA BROOKS
2017年 02月 09日 15:44
評論
有些書籍應該標上公共衛生局局長的警告：例如“可能引起不適”，或者“不適合浪漫主義者”。政治科學家John Ferejohn和Frances McCall Rosenbluth就寫了這樣一本書──《戰火中鍛造：戰爭、和平與民主談判》(Forged Through Fire: War, Peace, and the Democratic Bargain)，這本書不適合心臟脆弱的人。
該書以一個悖論作為開篇。“戰爭過程中，人類令彼此承受無盡的恐懼”，Ferejohn先生和Rosenbluth女士寫道。但是，通過普選權和財產權的獨特結合，這些戰爭同時也孕育了我們“最珍視的人類價值”之一──現代民主。
高中公民學課程可不是這麼教我們的。但是，這個觀點由兩位在學科領域頗有造詣的學者提出，擲地有聲、令人信服。兩位作者帶領讀者縱觀2,500年充滿腥風血雨的西方歷史，從伯羅奔尼撒戰爭到越南戰爭，一次又一次地凸顯了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權衡關系：民主的出現和鞏固取決於戰爭，並且這裡所指的是一種特定類型的戰爭。
這一現象背後的邏輯如下：有錢有勢的人都傾向於保持現狀，並且總體而言不願意與窮人共享財富或者政治權力。只有當精英階層面臨軍事威脅的時候，窮人對富人開始變得有價值，因為自古以來軍隊需要人員補給──大量的人員補給。
兩位作者認為，這正是孕育民主的可怕“鐵血魔力”。人力密集型的戰爭需要大規模人口資源，迫使精英階層在外在威脅之下，不得不在政治上向普通百姓做出妥協。Ferejohn先生和Rosenbluth女士並非追蹤戰爭與現代民主國家演化之間相互關系的第一人，但是他們權威性的發聲讓這一結論變得更震撼人心，更明確具體。
讓我們首先回到雅典，當時從貴族統治向民主的轉變是由抵御外敵入侵的需求引發。公元前508年，克裡斯提尼(Cleisthenes)“承諾將政治權力移交給雅典民眾，作為交換，民眾要對擊退頻頻侵擾的斯巴達人作出貢獻”，就這樣雅典民主政治的偉大時期應運而生。
這種民主原本也可能很快走向夭折，但是由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和波斯戰爭期間外在威脅幾乎成為持續不斷的存在，同時，雅典海上霸權很快也需要成千上萬的普通民眾積極參與，該書的作者強調，“不論他們是否樂意，雅典富有的保守派市民似乎已經意識到，城邦的存亡在數千名劃動三層槳座戰船（trireme,古地中海地區被腓尼基、希臘和羅馬等文明廣泛使用的大型戰船）的平民手中”。
同樣的動因趨使羅馬權貴將自由、土地、公民身份和選舉權賦予不斷擴大的平民隊伍，並最終延伸至千裡之外的殖民地居民。正如雅典時期一樣，“羅馬的軍事成就依托於政治話語權換得的廣泛人力資源”。
但是並非所有戰爭都能產生民主。在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主要依賴小規模重騎兵部隊而非大規模動員窮人就可以維持其權力，而這基本上排除了通過向大眾提供政治讓步換取其軍事服役的必要性。
隨後，在現代歐洲的初期，“火藥的有效使用令局勢明顯從此前500年期間由騎兵主導的軍隊向大規模部隊傾斜……同時政治力量轉向可以資助和維系這些大規模部隊的領導人”。即便如此，大多數歐洲政府一度能夠通過掠奪新世界(New World)，“或者，必要時通過和商人進行利益交換為軍隊提供資金，相比之下這種方式造成的不安定成分更小，否則（君主們）將被迫和窮人達成協議”。因此，推動民主的壓力仍然微乎其微，只是斷斷續續地出現。兩位作者寫道，“只要君主們可以用錢購買軍隊，平民就無法像雅典和羅馬時期一樣以流血犧牲換得選舉權”。
兩位作者觀察到，直到19世紀和20世紀之後，形勢才再次有利於民主的廣泛擴張。法蘭西共和國的全國總動員法令(lev口e en masse)為此奠定了基礎：全民動員不僅要有一個有效的行政國家，最終還需要一種更平等的政治途徑。到19世紀末，法國和德國都擁有“龐大的常備軍”，並且“兩國都採取了代議制政體”，勞苦大眾的內心因獲得普選權而得到撫慰，同時富人的憂慮因財產權受到保護而得以緩解。
盡管如此，在歐洲很大一部分地區，富人和工薪階層的利益仍然相互沖突。書中寫道，“以20世紀耗錢耗力的白熱化戰爭為代價，雙方才形成一個支持代議制民主的統一聯盟”。
一時間，風雲突變，勢不可擋。20世紀初期，挪威和瑞典發起了普遍兵役制度；並且於10年之內授予男性普選權。在英國，兵役制直到1916年才推出；到1918年，男性普選權同樣得到許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6000萬人在戰爭中喪生，但民主已經成為風靡西方世界的準則。
《戰火鍛造》一書充滿了嚴酷的論斷。兩位作者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是：他們冷靜地提醒我們，戰爭在人類歷史中幾乎是一種持續的存在。那些傾向於從二戰後洲際戰爭的落幕中尋求安慰的人們或許應該停下來想一想，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70年並不算長。第二堂課：權力在握的人幾乎都不願自動放棄權利。歷史上，只有恐懼和威脅曾讓富人和權貴百般不願地和窮人分享權力。
第三堂課──或許是最難令人接受的──是，沒有戰爭及其帶來的多種可怕境遇，我們最為珍貴的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價值很可能無法獲得成功，甚至連數個世紀的戰爭所換來 的民主碩果也“既非輕而易舉，亦非必然結果”。民主取決於多種環境的獨特結合：出現支持人力密集型戰爭的技術；政府精英缺乏通過購買而非從公民身上哄取軍事力量的外在財富資源；等等。即使所有條件同時出現，高壓政治或宣傳有時足以令民主的發展受挫。例如，截至目前，中俄都成功地阻擋了這一趨勢。
所有這些引向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富有的現代國家可以再次越來越多地將安全事務外包給私人承包商，而無論如何，新軍事技術的出現將再次減少對大規模軍隊的需求。有了無人機、監控技術和網絡戰爭，國家無需大規模動員公民就可能實現戰爭的傳統終結，權力的平衡再次偏離普通公民，向統治精英傾斜。
Ferejohn先生和Rosenbluth女士不禁懷疑，“當軍隊不再需要血肉之軀，什麼才能取而代之，起到穩定民主的作用？”也就是說：在戰火中鍛造的民主能否在和平中幸存？
（本文作者Rosa Brooks是喬治城大學法學教授，著有《為何一切變為戰爭，軍隊成為一切》(How Everything Became War and the Military Became Everything)。本文僅代表其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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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從民主的歷史, 說明是因為戰爭的動員需要, 國家貴族才把政治權利分給人民, 促成民主制度, 而到今時今日, 國家無需大規模動員公民就可能實現戰爭的傳統終結，權力的平衡再次偏離普通公民，向統治精英傾斜。
但現實又是否會如此呢? 即使戰爭的確是促成民主的其中一個原因 / 需要, 但不代表只有這個原因和需要. 現代社會需要大量人民投入各行各業生產, 也需要大量中產階級維持社會運作. 即使沒有了戰爭需要, 統治階級依然需要讓普通人民滿意統治和維持社會運作和生產. 如果說沒有戰爭需要就沒有維持民主的必要, 那恐怕失諸偏頗了.

[徐元直]

一下就聯想到生產，這直覺很準確。

馬克思理論的核心概念：經濟基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造就上層建築（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上層建築又反過來影響經濟基礎。這是古老而又經典的概念，已被無數人引申、分析、批判了上百年。

相比之下，只關注戰爭和民主的聯系，而且像文中這樣侷限於西式代議民主才叫民主，不說有沒有道理，至少這種邏輯是非常不完整的，視野太過狹窄了。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Feb 9 2017, 22:22 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