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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科舉，非惡制也| 徐元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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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攤抖首領  發表數： 7,913 所屬群組： 君主 註冊日期： 9-18-2003 活躍：59 聲望：4176  |
“科舉，非惡制也”
劉海峰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科舉制雖然於1905年壽終正寢，是早已消逝的歷史制度，但它還以潛在的形 式存在于我們周圍。科舉制的重大影響在今天中國文化、教育和社會心理等許多 方面還可以感受到。不過，以往對科舉制的評價過低，存在著大量誤區和以偏概 全的情況。“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這是人們經常會體會到且樂於引用的 一句古話。由於歷史確實常常會出現驚人的相似之處，因而鑒古可以知今、鑒往 可以知來。不過，與“鑒古知今”相對的還有一個“知今通古”的問題，這兩者 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鑒古可以知今，另一方面，知今也有助於通古。借助對 現代考試問題的瞭解，我們能夠更清楚地看出科舉制的本來面目。全面、冷靜、 客觀地考察科舉制，可以得出科舉是一種不壞的制度的結論。 一、科舉評價中的以偏概全 長期以來，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科舉制都是作為批判的物件加以介紹的， 而且從《儒林外史》中選取《範進中舉》，從魯迅作品中選取《孔乙己》等文章 加入中學語文教材。在大學文科教學中，科舉制通常也多以負面的形象出現。因 此，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科舉”是一個貶義詞，科舉制是君主時代一種罪惡的、 腐朽落後的考試取士制度，它只會造就范進和孔乙己似的儒生，選拔的都是一些 庸才。將高考類比為科舉也是廢止統考論者常用的說法，多年來臺灣主張“聯考 萬惡論”者，一般都“簡單的把聯考比喻為以前的‘科舉’，這是一種要把欲打 倒的物件‘妖魔化’的手段”。1然而，科舉制本身已是被妖魔化了。現代人往 往將文學作品中虛構出來的范進、孔乙己當成科舉人物的代表，卻不知道大量真 實的傑出的科舉人才。實際上科舉制曾造就和選拔了當時社會的一流人才，範進、 孔乙己雖然反映了歷史真實，但畢竟還是文學作品中虛構出來的人物。科舉制並 不完全像以前我們中小學課本所描述的那樣片面，它不僅造就了“范進”、“孔 乙己”這樣的腐儒，而且也造就了文天祥、林則徐這樣的民族英雄，白居易、柳 宗元、歐陽修、蘇軾、辛棄疾這樣的文學家，包拯、海瑞這樣的清官，甚至還有 沈括、宋應星、徐光啟這樣的古代科學家。1300年間多數政治家也是科第中人， 連清末激烈批判科舉的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嚴複等人也是科舉出身，這些 名人都是實實在在的科舉人才，科舉制實際上並不是像過去所宣傳的那麼壞。但 是，由於20世紀80年代以前，人們對科舉制的批判和宣傳流於片面，以至於連許 多大學裏學中文的不知道隋唐以後多數文學家是進士出身，教育學系畢業的不知 道韓愈、朱熹、蔡元培、黃炎培等人也是進士或舉人。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與科舉制利弊都很顯著，在歷史上的消極影 響確實不小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清末廢科舉時人們矯枉過正、以偏概全，而今人 又多受清末人士激憤之言論所左右有關。 “貢舉者，議論之叢也。”2這是王夫之《讀通鑒論》在論唐代朋黨與科舉 之關係時所發出的評論。就像高考往往是教育界及社會議論的熱點話題一樣，科 舉取士向來是傳統社會關注和議論的熱點問題，讚美與批評者都很多。但現代人 在對待科舉的態度上，存在著一種簡單片面地劃分歷史人物進步與否的辦法，凡 是批評科舉的則說明其進步而受到肯定，若說科舉好話則屬於落後人物。同一個 人的不同言論若是反科舉的則是進步的、有見識的，若是肯定科舉的言論則屬於 落後的、沒有批判精神的。而且多數論著往往有意無意中省略肯定科舉的人物和 言論。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一般介紹科舉制的著作都不會漏掉顧炎武關於“八 股之害等於焚書”，康有為所謂割地賠款都是八股之過的觀點。一談到科舉的弊 端，就都引用清代徐靈胎那首《道情》中的句子：“讀書人，最不濟。醉時文， 爛如泥。”還有就是必引那首“闈屋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舉三 分幸，九日場期萬種愁”的《浙江鄉闈詩》3。這已形成了簡單化的科舉制評價 套路，或者說一種八股式的評價模式。其中部分原因是受清末廢科舉時過激言論 的影響，而清末士人批判科舉卻有以偏概全之嫌。 實際上，科舉時代有不少文化巨人曾稱讚過科舉，以往一般人對科舉的瞭解 是不全面的，科舉時代也有大量的正面評價。例如，過去有很多人認為科舉是一 種很公平的制度。在漫長的中國科舉史上，曾形成了“至公”的理念。4考試的 基本原則是公平、公正，從隋唐至明清的科舉時代，許多人將科舉考試看成是一 種“至公”的制度。不管科舉是否真正做到“至公”（實際上世上沒有絕對的公 平），至少成熟期的科舉考試從制度上說是提倡公平競爭的。唐憲宗元和三年 （808），白居易在主持制科考試的復試時便說自己“唯秉至公，以為取捨”。5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復試進士敕文也聲稱“有司考試，只在至公，如涉請托， 自有朝典”。6科舉考試“至公”觀念到宋代以後有所發展，特別是普遍採用彌 封和謄錄法之後，其公平客觀進一步得到保障，以至歐陽修認為： 國家取士之制，比之前世，最號至公。……其無情如造化，至公若權衡，祖 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7 元明清時期，各省貢院的中心位置都有一座名為“至公堂”的建築，它將 “至公”理念具體化，也是考試公平性的象徵。在明代，科舉已被人們視為天下 最公平的一種制度，以致有“科舉，天下之公；……科舉而私，何事為公”之說。 8因此，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講究等級的國度，但另一方面也是一個注重 以考試來進行公平競爭的社會，考試在人們的社會生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歷史上，有許多著名人士如魏源、龔自珍等人曾充分肯定過科舉制。梁啟超 在《變法通議•科舉》中，對科舉制有諸多批評，但也指出： 科舉弊政乎？科舉，法之最善者也。古者世卿，春秋譏之。譏世卿，所以立 科舉也。世卿之弊，世家之子，不必讀書，不必知學，雖駿愚淫佚，亦循例入政， 則求讀書求知學者必少，如是故上無才。齊民之裔，雖複讀書，雖複知學，而格 於品第，未從得官，則求讀書求知學者亦少，如是故下無才。上下無才，國之大 患也。科舉立，斯二弊革矣。故世卿為據亂世之政，科舉為升平世之政。9 類似這樣肯定和讚美科舉制的言論還有許多，從其數量來說並不少於批評科 舉的言論。另外，許多論者混淆了科舉制與八股文的區別，將明末以後對八股文 的批判等同於對科舉制的批判。其實，黃宗羲、顧炎武、康有為、嚴複等人，其 激烈的批判言論基本上都是針對八股文而不是針對科舉制本身的。而且，清末人 士為廢科舉而將八股文連帶科舉制說得一無是處，是有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的。 可是廢科舉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人們都只重複反科舉的言論而基本上不提以 往肯定科舉一派的言論，以至於今天許多人以為古人都認為科舉是一個很壞的制 度。 經過清末人士的過濾篩選，科舉制的“歷史”已被凝固為圖書館中一本本書 籍，當代人對清末廢科舉的言論往往不加辨析就全盤接受。舉例來說，康有為所 言進士翰林 “竟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為何代人，漢祖、唐宗為何朝帝”10的 說法，應該是舉極端的個別例子。因為科舉考試不一定能將所有最有才華者選拔 出來，但至少可以將確實無能者淘汰掉。明清時期要通過三場競爭激烈的考試， 須精通八股文、策、論、表、判等，而要想作好這些文體，非熟讀基本的經史辭 章不可，很難想像一個不知唐宗宋祖的舉子能夠過五關斬六將考上進士，除非他 是通過作弊手段。這就像當代獲得博士、碩士學位者大多數文化水平要比未接受 過高等教育的人要高，雖然不排斥極個別混文憑者，但一般情況下，既然研究生 入學要考外語，如有那位獲得博士頭銜者連英文26個字母都不認識，估計他便是 通過不正當手段獵取學位者。由此推想，所謂不知唐宗宋祖的進士，要麼是特別 的例外，要麼就是通過作弊騙取科名者。因為我們從大多數流傳下來的史料中， 尤其是從清代進士留下的書畫中，都可以看出進士群體深厚的文化素養，例如賴 恬昌所編《一個儒生在帝制中國》11中所收的部分進士墨蹟便是。清末西學初入 時，個別舉子在策論試卷中將拿破崙誤解為“拿破輪”，被現代許多論著當作科 舉士子都很愚蠢的證據。其實，在近代民智初開的階段，個別考生不知拿破崙為 何許人一點也不足為奇。參加過評卷的教師都知道，若要將每年高考答題中的笑 話一一舉出，比“拿破輪”更可笑的事例還多得是。然而，個別不能否定一般， 極少數考生不知唐宗宋祖為何人，並不能否定考上大學的考生多數具有較高的學 識這一事實。可是以往很多人都將康有為等人舉出的極端個別例子當作一般情形， 進而否定整個科舉制度的選拔效能，這實在是誤解了科舉制。 二、“夫科舉，非惡制也” 1905年廢科舉後，一些人感到十分慶倖，一些人感到歡欣鼓舞，認為中國從此將 走向振興。然而，曾經在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時激烈批判過科舉的梁啟超，在 1910年卻感歎說： 夫科舉，非惡制也。所惡夫疇昔之科舉者，徒以其所試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國 用選舉官吏之制，不勝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種試驗，美人頌為政治上 一新紀元。而德國、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萬國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 我，此法實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發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國貴族寒門之階級永消滅， 自此法行，我國民不待勸而競於學，此法之造於我國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餘以 自誇耀，我乃懲末流之弊，因噎以廢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複科舉便！ 12 此時科舉剛停罷五年，梁啟超甘冒被時人視為“頑陋”的風險而發出此恢復 科舉的驚世之論，是其對科舉存廢利弊進行深刻的反思的結果。而所謂“科舉， 非惡制也”的說法，則精煉地概括了對科舉制的總體評價。 科舉取士遵循的是能力本位原則，能否及第主要取決於舉子的才學。正如 《唐摭言》卷三後論所說的：“有其才者，糜捐於甕牖繩樞；無其才者，詎系於 王公子孫？” 13出身于富貴之家計程車子具有較好的受教育和備考條件，但他們 至少必須像其他人一樣勤苦向學，具備相當的文化水準和素質，才有可能通過激 烈的考試競爭。就像游泳一樣，遊得過去就游過去，遊不過去，權力、出身、金 錢等其他辦法都救不了他。這畢竟比從前的世襲制或成功與否須操決於他人的察 舉制要好得多。明人王士性曾說：“縉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於長守。”14也 就是說，在科舉時代，要想讓子孫守住富貴，就得使後代不斷地參加科舉以博取 科第，否則祖宗的財富和地位就難以長期延續下去。至於平民子弟要想改變自己 的命運，就更需通過科舉階梯從下層社會進入主流社會。正所謂“科第之設，草 澤望之起家，簪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15 科舉制的長期實行，使官員的文化素養得到基本的保證，對澄清吏治、穩定社會、 鼓勵向學曾起過重要的作用。 而且，即使是被人們深惡痛絕的八股文，也不一定就一無是處。在乾隆三年 關於八股科舉存廢之爭中，力主不廢的執政大臣鄂爾泰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以八 股取士乃不得已，即所謂“立法取士，不過如是”。以八股取士並非有意要敗壞 人才或存心愚民。科舉是要選拔精英人才從政治國，古今中外從來沒有任何一個 政府會故意去愚化精英人士後再選拔他們來治國安邦，明清兩代統治者以八股取 士的目的也是為了拔取英才為其所用。從考試發展史的角度看，八股文是考試制 度長期實行後逐漸演變而成的標準化作文考試文體。唐代科舉中有墨義和帖經題， 即相當於現代的簡答題和填空題，但因為考不出高深水平，到宋代以後逐漸被淘 汰。而作文題最能體現作者的才華，然而因屬於主觀試題，不同的人評卷主觀誤 差可能很大。評卷客觀化、控制評卷誤差是大規模考試發展的內在要求，八股文 便是受科舉考試發展的內在動力的驅使而產生的，是一種刻板地通過考察經學知 識和文字水平來測驗智慧的文體。只是科舉這種選拔性考試長期實施之後，受應 舉人數眾多和考試發展的內在壓力驅使，才導致命題走向死胡同。歷史上稱讚八 股文的也大有人在，如李贄就將“舉子業”與《西廂記》、《水滸傳》等相提並 論，認為八股文是“古今至文”之一種。16 從考試實施的層面看，八股文的特點是命題容易答題難，《四書》《五經》 是題量巨大的標準化作文考試題庫。特別是《四書》，隨便從中抽出一句話、一 段話、幾段話、整章，甚至半句話、一個詞，都是一個現成的題目，因此也不時 有皇帝為會試或順天鄉試欽定《四書》文題之事。就像現代大學聯考中的標準化 試題一樣，一開始命題教師根本不必出一些偏難瑣碎的題目，就足以區分選拔出 優秀的學生，當用教材中一般常見的重要內容作為試題已無法拉開區分度時，只 好逐漸開發出較偏的試題。當我們瞭解現實考試制度的實際運作情形後，也就較 能理解在考試教材和內容不變的情況下為什麼清代八股文會走向窮途末路。17 以往在評價科舉制度中存在著許多認識誤區，存在著許多與歷史實際不符的 流行說法。在科舉制廢止近百年後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認識和評價科舉制。有 的論者指出在傳統中國文化中，科舉制在中國近代受到的遭遇恐怕是最缺乏理性 的，由於科舉制的廢除，中國幹部人事裁判制度實際上倒退到科舉制以前諸形態。 18廢止科舉是當時複雜的政治、教育形勢下的歷史必然。然而，科舉雖已停罷， 但考試這種選才方式卻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廢止。徹底否定無法徹底告別，全盤否 定帶來諸多問題。當代人不應跟在清末人士的後面，不假思索地將科舉一概罵倒 了。歷史與現實皆說明：考試選才具有恆久的價值。為了彌補廢科舉所造成的選 官制度的真空，清政府曾計畫於1910年頒佈《文官考試任用章程》。孫中山先生 更是認為“任官授職，必賴賢能；尚公去私，厥唯考試”，19主張考試權獨立、 設置考試院。由於奉行“公開競爭、平等擇優”的原則，科舉制在近代還曾為西 方文官考試制度所借鑒，不少西方學者還認為這是中國對世界文明進程的一大貢 獻。 三、知今通古看科舉 與“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相似，我們也可以說：“通古宜知今，有今 方成古。” 博古有利於通今，知今有利於通古，瞭解現實考試也有助於理解和 通曉古代的一些制度和史實。因為過去的已成為歷史，但歷史並沒有完全過去， 歷史上出現過的一些事物常常延伸和潛藏于現實之中。科舉制雖然于1905年壽終 正寢，是早已消逝的歷史制度，但它還以潛在的形式存在于我們周圍。關注現實 考試改革中出現的一些爭論和問題，能使我們對科舉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而 可以較全面的看待科舉。 例如，關於科舉與社會階層流動的關係及科舉制是否公平或平等的問題，海 內外學術界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有的學者認為科舉制並不平等，20或者 不僅考察舉子本人的家庭出身，還連帶考察其姻親一方甚至朋友關係，以至得出 說科舉制下社會階層流動率為零的結論。21筆者認為，這實際上是對科舉這一古 代取士制度的苛求，具有強調實質性機會公平的傾向，而這種實質性公平在現代 社會也很難達到。公平的含義十分複雜，通常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與結果公 平。要實現結果公平，即實質性教育機會平等，不分民族、性別、出身、稟賦等， 都可以同等地獲得進入大學的機會，這在現實社會顯然是不可能的。當今世界還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或制度能夠完全消滅經濟和文化條件的差別，而人與人之間的 天資和非智力因素也有無法完全扯平的差異。美國曾實行補償教育政策，由政府 撥款向少數人種、弱勢群體實施各種傾斜政策，如規定不利人群的入學比例、校 車接送、經濟援助等，但後來發現效果不大，教育結果的不平等仍然存在。現實 社會很難做到起點公平和結果公平。只要看看我們當今的世界，有哪一個社會真 正做到了起點公平和結果公平呢？而且可以說人類社會永遠都不存在、也做不到 絕對的公平。能達到過程公平或程式公平就已不簡單了，而古代的科舉制難能可 貴在於其至少基本上做到了程式公平。 又如，近年來關於考試利弊存廢的爭論與歷史上關於科舉利弊存廢的多次爭 論十分相似，高考各省不同的錄取分數線的爭論問題，也與北宋及明代的科舉地 域之爭如出一轍。瞭解當今主張一切以考試分數決定錄取與主張分省定額錄取的 兩派意見，對我們理解司馬光和歐陽修關於分區取人與憑才取人之爭很有益處。 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在中國考試史上是一個千古難題，這方面沒有一個十全十美 或兩全其美的解決之道，只有在矛盾的兩端取得一種相對的平衡。 科舉制的實質是用考試的辦法來進行公平競爭，儘管它有許多局限和弊端， 但總比沒有標準的惡性競爭好得多。清末廢科舉時的主流言論經過當時人的主觀 取捨，歷史記載受思維定勢的制約也不免以偏概全。今人之視古人，猶後人之視 今人。以往人們將清末廢科舉的言論當作是古代多數人對科舉制的看法，這就好 比當代只看主張廢止高考一派的人提出的論點一樣。如果只看一個時期一個方面 的言論，後代人以為當今民眾都認為高考是一種“人神共憤的考試”。22而實際 上當今多數民眾和許多專家也認為高考是一種相對很好的一種選拔人才的辦法， 是現代中國社會中難得的相對最公平的一種制度。中國古代多數人也認為科舉是 一種相對最好的人才選拔辦法，否則科舉制怎麼可能存在1300年之久？ 有比較才有鑒別。古往今來的實踐一再證明，實行考試制度有其弊病，但廢 止考試制度必將造成更大的禍害。廢棄統一考試之後，才更顯出考試的必要和價 值。實行統一招生考試50年來，確實出現考試領導中學教學、智育一枝獨秀、壓 抑求異思維等問題，並有過廢止統考，改行推薦、全面考核學生中學成績和表現 來決定錄取的多次嘗試，但每次都以失敗而告終。因為主觀願望與客觀效果存在 差異，理論與實際往往脫節。尤其是在中國這麼一個十分重視人情、關係與面子 的社會，欲解脫人情的困擾，考試是一個較好的方法。採用考試選才便是採用公 平競爭手段。由於能破除血統論、解脫人情困境，考試選才讓所有應試者接受同 樣挑戰，將個人的才學和能力放在首位，因而歷來被視為可以客觀公正地選取優 秀人才的公平尺度。早在晉代，葛洪在《抱蔔子•審舉》中就曾指出考試可以杜 絕“人事因緣”和“屬托之冀”。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為了有效地制衡人 情與關係的困擾，使社會不至於無序和失衡，結果發明了考試這種解脫人情困境 的法寶，並在長期的實踐中將考試的重要性強調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在重人情、 關係、面子的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發展到以考試分數為主要錄取依據，體現一 種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趨勢。因為若不以考試來競爭，就很可能用權 力、金錢或關係來競爭，或者採用弄虛作假來競爭，所以說統一考試是維護公平 競爭、維護競爭秩序的有效手段，是適合中國社會和文化國情的制度，它必須不 斷地加以改革，但不能廢止。23如果說考試是罪惡的話，那麼也是“必需的罪 惡”。理論上說考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才方式，但實際上卻找不到更好的可操作 的公平競爭方式，而考試的辦法至少可以防止最壞的情況出現。 最後應該指出，科舉考試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其利弊得失皆十分顯著。本 文所論多為肯定科舉之說，但並不否認科舉制也有許多局限和弊端，而是為了說 明科舉制實際上並不是像許多人印象中的那麼惡劣，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說科舉是 一項不壞的制度，即“非惡制也”。“科舉”是一個含義非常豐富的詞語，遠非 以往的“惡諡”那麼簡單，我們不應將其看成一個貶義詞，而應該把“科舉”當 著一個中性詞來看待。 注釋： 1 南方朔：《讓我們上街為聯考來請願》，《新新聞》週報（臺北）2002年6月5 日。 2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26《穆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904頁。 3 繆艮：《文章遊戲》2編卷3《浙江鄉闈詩》。 4 劉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與效率問題》，《教育研究》2002年12期。 5 《白居易集》卷58《論制科人狀》，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1232頁。 6 《舊唐書》卷18下《宣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617頁。 7 《歐陽修全集》卷113《論逐路取人劄子》，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1716 頁。 8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44《禮部》3《選舉•科場》，見《續修四庫全書》， 11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05頁。 9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文集之1《變法通議•科舉》，北京：中華書局， 1989年。 10 康有為：《請廢八股試貼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析》，《戊戌變法》2冊，神州國 光社，1953年， 208-211頁。 11 T. C. Lai, A Scholar in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1970. 12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23《官制與官規》，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68頁。 13 王定保：《唐摭言》卷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3頁。 14 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70頁。 15 王定保：《唐摭言》卷9《好及第惡登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97頁。 16 李贄：《焚書》卷3《童心說》，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99頁。 17 劉海峰：《八股文百年祭》，《廈門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18 蔣德海：《科舉制在中國近代的遭遇》，《復旦學報》1996年第5期。 19《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134頁。 20 Chung-Li Chang, The Chinese Gentry: Studies on Their Ro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ese Society,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 pp.182-188. 21 Robert Hymes: Prominence and Power in Sung China: the Local Elite of Fu-chou.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9-48. 22 孫紹振：《廢除全國統一高考體制》，《藝術•生活》1998年第6期。 23 劉海峰：《科舉存廢與高考存廢》，《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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