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從巴基斯坦看民主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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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北京6月23日電（評論員　田文林）很多人都知道，民主是個好東西。因此有人張口閉口就是“憲政民主”；而他們所理解的“民主”，往往就是一人一票、多黨執政、少數服從多數如此等等。然而，僅從投票參政的角度談民主遠遠不夠。本評論員最近剛從巴基斯坦訪學歸來，對此有些心得。

　　事實上，民主的本質是一種選拔方法，比投票本身更重要的，就是究竟哪些人能夠在民主選舉中勝出，他們又是代表哪個階級進行統治？正如列寧所說：“政權在哪一個階級手裡，這一點決定一切。”而如果從競選角度看問題，很容易就會發現，所謂“競選”實際就是候選人之間的影響力競賽。這種競賽說白了，就是拼資源、拼財富、拼勢力。沒有雄厚的家族勢力，沒有龐大的金錢支持，一般人根本玩不起競選的遊戲。所謂“金錢是政治的母乳”講得就是這個道理。

　　而巴基斯坦（包括印度）由於當初建國時基本照搬了殖民時期留下的一整套東西，而沒有經歷翻天覆地的社會革命，因此這些國家的生產資料和社會財富，仍然主要集中在少數大家族手中（如巴基斯坦最顯赫的布托－扎爾達里家族是信德省的大地主世家，謝里夫家族是旁遮普省最大的工商業主）。有人曾說，掌握該國命運的人（包括家族）不超過20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金字塔性的財富分配結構，決定了其政治權力的結構也注定只能是富豪間的遊戲。因此，不管這些國家實行何種民主制度（巴基斯坦實行總統制，印度實行議會制），選舉程序如何規範、熱鬧，但說到底，它基本是富人的奢侈品。有學者指出，在巴基斯坦，富可敵國的財產、具備家族背景的政黨、軍隊支持三項至關重要，政治人物至少擁有其中兩項，才能持續統治。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南亞國家民主選舉幾十年過去了，但選來選去，始終就是那幾個家族的成員。子承父業，女成母業，“孤兒寡母”政治，如此等等。這些現象在世界其他地方明顯不合常理，但這裡卻顯得再正常不過。中下層出身的軍事將領穆沙拉夫，雖然依靠軍隊支持流放了謝里夫，並拒絕布托回國，但謝里夫家族和布托家族影響猶在。一旦其政權面臨危機，兩大家族便捲土重來。目前當政的扎爾達里總統就是貝．布托的丈夫，過去因收受賄賂而被稱為“10％先生”。而他領導的政府上台後，國內形勢一片混亂。2009年5月11日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81％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國家正走在錯誤的方向上。但就是這樣的人依然能當選總統，掌管國家。

　　相較而言，出身平民的人即使才華橫溢，也很難在政治上展頭露腳。一位在巴多年的資深人士曾指出，平民階層要想在巴基斯坦這個國家嶄露頭角，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去西方接受教育，在國外混出名堂，再返回國內；另一條路是參軍入伍，並晉升軍官。而這兩條路又非常艱難：從“讀書改變命運”這條路來看，巴基斯坦教育有公立與私立之分，而私立學校教學條件好，並可直接去國外連讀，但收費極高，只有足夠有錢才上得起。而窮人家孩子上得起的公立學校，教育質量很差，相當多的是宗教課程，即使念出來，也沒什麼遠大前途。而在軍隊系統，要想晉升軍官，實現“鯉魚跳龍門”，必須有兩名資深軍官推薦，因此能邁過這道門檻的，家境基本都不會太差。社會缺乏流動性，國家自然就談不上活力。在這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主制，也就很難實現“選賢與能”的初衷了。

　　在這個世界上，好的民主不容易，而淮橘成枳、徒有其名的壞民主卻隨處可見。在阿拉伯世界，一些國家（如埃及、約旦）早在殖民統治時期，就已程度不同地建立起現代民主制度（如議會、政黨等）。但由於阿拉伯世界社會發育不充分，使得二戰之前的政權（包括殖民政權和半殖民的封建政權）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精英和大眾之間的對立和隔膜。在這些國家當中，基本上都是國王和大商人、大地主等權貴階層獨享權力資源。如1950年法魯克王朝統治時期，埃及議會（即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前的最後一屆議會）319個席位中，大地主占115席。這些地主的財產都不少於100費丹（1費丹等於4200.833平方米）。其中4/5土地超過500費丹。這些權貴階層作為這種落後而不合理社會制度的利益既得者，自然要悉心維護現行統治的合法性。

這樣，在西方發達國家中作為表達民意，保障個人權益實現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移植到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非但沒有成為實現有效統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行獨斷專行之實，為現存的不合理統治模式，披上了現代化的合法外衣。對此，埃及領導人納賽爾表述得再清楚不過了。他在1957年3月會見一位印度報紙記者時說：“我們在1923到1953年間已經有過一個民主體系。但是這種民主給人民帶來了什麼好處？地主和帕夏統治我們的人民，他們利用這種民主來更方便地服務於封建體系。你已經看到了，封建主把農民召集到一起，並驅趕他們去投票。農民們只是根據他們主人的指令進行投票。”

　　實現真正的憲政民主，需要嚴格的限定性條件，如社會財富分配的相對公平，以及社會階層的偏平化（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等等。而上述第三世界國家當初在建國時，沒有進行廣泛的社會生產關係革命，實現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新型生產關係。這種帶有庇護—附庸（patron－client）色彩的生產關係，使得相對弱小的個人和普通民眾，為了生存不得不將自身安全和其他基本需求依附於更富有、更強大的保護人，與庇護者（國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領等）的垂直聯繫，遠甚於相互間的橫向聯合。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如巴基斯坦的很多農民沒有土地，只能租種地主家的土地，結果使農民的人身也日益失去自由，不得不依附於地主。經濟不獨立，自然談不上政治上的獨立。

　　從更寬意義看，沒有社會生產關係革命，到處都是私有財產，結果連國家發展大計深受掣肘，難以快速發展。如巴基斯坦國內自然礦產儲量非常豐富，但許多礦產位於私人土地之下，許多大地主以“私有財產神聖不能侵犯”為由，拒絕政府開采。巴基斯坦北部山區曾發現一個儲量和品位都極好的金礦，但擁有這座山產權的地主，拒不將其賣給巴基斯坦政府，反而將礦山賣給一家英國公司，並借此取得了英國國籍。

　　因此，有人津津樂道的、從殖民者和平接手政權的低成本過渡，實則是個巨大的“豆腐渣工程”，其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印度裔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tya　Sen）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印度民主存在的問題：“印度低成本的政治革命和獨立之初不徹底的所有制改革，造成了印度後來不得不付出的幾乎是天價的國家發展。沒有生產關係革命的人民當家作主，只能是一種空話，只能淪為注定破產的民粹主義。”這一分析對巴基斯坦政治適用，對發展中國家適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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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東南亞來論普選結果是自爆

[徐元直]

呵呵，同樣道理，從伊朗選舉還可以看「言論自由」的複雜性。

「自由媒體」不等於中立媒體，媒體可能有政治立場，這些已經分析過很多次了。另一方面，話語權，或者說「言論的傳播渠道」還可以具有階級性，這同樣會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認知。這次內賈德得到大量底層民眾的支持，而穆薩維的政策顯然較能討好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從支持人數、選票數量上看，內賈德有明顯優勢，反映到媒體上，尤其是外國的媒體上，卻是一面倒地支持穆薩維的呼聲。美國等西方國家想看到穆薩維上台而發動媒體攻勢，白宮甚至直接「請求」twitter改變維護時間以便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這些顏色革命的小手段且不去說他，即使媒體本身不帶有偏見，他們接觸到穆薩維支持者的機會也比接觸到內賈德支持者的機會大得多。無他，在國外的、能夠利用互聯網與傳媒發出聲音的伊朗人多數都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樣的人群中取樣，必然會帶有明顯的傾向性。

這樣的傾向本身不是問題，只是階級對立導致的必然結果。問題在於多數人認識不到他們所接觸的資訊的局限性，於是他們會得出片面的結論。在這種情況下，謠言會變得更容易傳播，一面倒的呼聲也更容易成為政治籌碼。這樣的「言論自由」往往會被當成政治工具，卻對真正改善社會問題沒有多少正面作用。

有趣例子：
http://www.ccthere.com/thread/2261190/1#C2264244

[徐元直]

這篇文章也可以一讀。

Robert Fisk's World: In Tehran, fantasy and reality make uneasy bedfellows

部分中文翻譯：

　　上週一早上4時35分，我的手機響起﹕「費斯克先生，我是黎巴嫩一名電腦學生，我聽聞有學生在德黑蘭大學宿舍被屠殺，你知道這事嗎？」他說目前正從Facebook及Twitter跟進伊朗局勢。

　　當我到達大學時，學生隔著大門大叫﹕「屠殺！屠殺！」宿舍有人開槍，不錯。地板上有血跡，不錯。死了7個人？一名學生說10個。另一個說，我們不知道。數分鐘後，警察來了，有人擲石。在德黑蘭，要把真相過濾出來，費勁之餘亦危險。

　　1／3時間用於否定假報道

　　過去一周我在德黑蘭的工作時間，有三分之一時間並非報道有什麼可能是真的，而是去否定那些明顯是假的報道。加州一個電台致電我，叫我形容一下街頭衝突，當時我站在半島電視台位於德黑蘭北部的辦公大樓天台。我看到的卻是坐著電單車的青少年在街頭奔馳，放火燃點路旁一個垃圾桶。消防員隨後趕到救火，一名消防員疲乏地告訴我，那是當晚第79個被焚的垃圾桶。另一搞錯的「經典」，是說民兵佔據了穆薩維辦公室。不錯，辦公室的確有制服人員駐守，但那是穆薩維的保安。

　　最新鮮的狂想，便是說那些殘忍的伊朗警察並不是伊朗人，而是黎巴嫩真主黨人。分別有兩名記者、1名英國政客及3個來電（其中一通是來自黎巴嫩）告訴我這消息。我嘗試跟那些警察談話，他們不明白阿拉伯語，長相也不是阿拉伯人，更非黎巴嫩人。真相是，他們來自跟阿富汗接壤的邊境省份，口音在德黑蘭人聽來難免古怪。

　　「半狂想」網上新聞足以致命

　　我拒絕接受CNN訪問（因為他們的中東報道太偏頗），但對方卻問我﹕「為什麼（不受訪）？你是否擔心安全？」

　　當狂想跟事實結合併以高速在世界流傳時，可以是致命的。選舉舞弊、大學屠殺、迫在眉睫的政變、30年伊斯蘭共和國快要倒台、整個國家通訊截斷……我想起艾森豪威爾當年派國務卿杜勒斯往倫敦，要英國首相艾登結束在蘇伊士運河的瘋狂戰爭，艾森豪威爾吩咐杜勒斯，他的工作只是說「Whoah，　boy！」（停止吧！兄弟；意即什麼也勿聽，只重申停戰要求）。這是對深信Twitter者的好建議。

　　當然，「無風不起浪」。只要看看百萬穆薩維支持者遊行反政府便可知一二，連伊朗傳媒亦要報道。不錯，當局封鎖了當地的SMS，不錯，他們令互聯網服務慢下來，但並沒封鎖。我的手機很難接通倫敦，但來電卻源源不絕。伊朗政府的確嘗試干擾穆薩維及其支持者的通訊，希望阻止示威。在正常國家，這是令人震驚的，但這不是正常國家，這國家一向被「反革命」危機所纏擾，就像西方被伊朗的核野心所纏擾一樣。

　　選舉結果我是懷疑的，事實上我跟伊朗朋友計算過，若政府提供的數字屬真，當局要在兩小時內點算500萬張選票。但同樣地，我們對選舉的報道亦有嚴重問題。大部分西方記者只留在富裕的德黑蘭北部，那兒是穆薩維支持者的陣地，你可隨時找到喜歡穆薩維的傳譯，受訪者操流利英語並準備好控訴伊朗的——老實說吧，半獨裁政體。

　　但很少新聞機構有資源走遍這個面積是英國7倍的國家。我週五到訪德黑蘭南部的貧民窟，我發現內賈德的支持者人數增加，穆薩維的支持者只佔少數。我懷疑，在伊朗全國，也有類似現象。英國第四頻道的攝制隊到了德黑蘭以南的伊斯法罕（Isfahan）及附近村落，回來後懷疑﹕可能內賈德真的贏了。

　　真相永難知　伊朗的悲哀

　　這也是我的猜想，內賈德可能贏了，但並非大勝。教士可能認為「報大數」能打擊內賈德對手的聲譽。真相我不知道，伊朗人也永遠不知道，這是伊朗的悲哀。在中東，通常都是有一點事實，再加上大量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