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受害者?, 毒奶,家長,政府or...

趙連海妻怒斥政府「喪盡天良」 毒奶案受害童家長變被告
(明報)2010年3月31日 星期三 05:05

【明報專訊】三鹿毒奶受害人組織——「結石寶寶之家」發起人趙連海「尋釁滋事案」昨日上午在北京 大興區法院閉門審訊。在近6小時庭審時間內，一直戴著腳鐐的趙連海否認自己有罪，他指自己作為受害兒童家長曾多次與當局溝通，但都石沉大海。法庭昨日未作出宣判，趙連海律師預料，法庭會在兩周內宣判，刑期可能是3年。

戴腳鐐上庭 料判囚3年

昨日上午8時起，位於京郊的大興區法院周圍已佈滿警察，數十名法警在大院門口把守，禁止外人隨便進入。指控書稱，趙連海利用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在互聯網上惡意炒作」，「煽動糾集」群眾到河北石家莊法院及北京大興區及豐台區等地，以喊口號和非法聚會方式嚴重擾亂社會秩序，還藉去年8月安徽女訪民李蕊蕊在北京豐台看守所被強姦事件，「糾集」群眾和境外媒體到北京市公安局外聚集。

趙在庭上宣讀「自辯書」，不認同指控內容，也不認同指控煽動糾集多人在北京豐台區、大興區的犯罪指控，更不認同非法聚會及呼喊口號和起哄鬧事的指控。他表示，身為受害患兒家長受害家長，為孩子們一生的健康保障呼籲。曾與當局相關部門多次進行溝通，都石沉大海。

妻兒禁旁聽 20家長聲援

趙連海妻兒被禁到庭旁聽，而20多名三鹿毒奶家長及維權人士到法院聲援，怒斥法警「你們有沒有孩子？有沒有良心？」李春梅指「受害者變被告」，當局的做法「是喪盡天良」。她指丈夫被警方帶走後，已有4個月未與家人見面。

到場的河南維權人士劉莎莎表示，趙的部分「罪名」是協助李蕊蕊報警，其實當時是她陪同李蕊蕊報警的。劉沙沙下午赴北京東交民巷派出所「投案自首」。

庭審至下午2時許結束，沒當庭宣判。由於今年2月四川 維權人士因「尋釁滋事罪」被判5年刑期，趙連海律師李方平認為，當局會在兩周內宣判，刑期可能是3年。

2008年9月，趙連海之子趙鵬潤因飲用奶粉，被確診左腎結石。不久，趙在網上呼籲受害者家長組成訴訟聯盟，並創建「結石寶寶」網站。去年11月 13日，他北京家中被警方帶走。

明報記者北京報道

還記得當年傳出毒奶問題後,數以十萬計的家長帶小朋友到政府醫院接受檢查,不少人(包括政府)也對三鹿作出不滿,時至今天,問題還未完全解決,受害的不但是家長,小孩,還包括政府,全因為一間公司的錯誤導致政府要分配更多資源到醫療系統,政府也因此改善了與市民的關係,但看來,這背後還是有鮮為人知的問題,受害者竟被控尋釁滋事,到底是政府不容許市民發表不滿?還是政府一直也是在欺騙市民,只是以保護公眾為由來與公司互相勾結呢?
看來這案件又必令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失望

不管是不是受害者，不管之前有甚麼天大的冤情，組織大批群眾圍著政府機關抗議(所謂「聚眾鬧事」)是從來都不被允許的，參與者未必都會被檢控，但組織者/帶頭者十有八九要糟，如果是圍堵、衝擊政府的話就更糟，這是內地執法的一條底線，所謂「穩定大於一切」是也。

當然，實際上穩定並不大於一切，但至少大於很多東西，比如冤情或不滿。很多時候這是不合情的，但這條底線確實能加強穩定和行政效率(又一「公平與效率」的取捨)。

至於勾結，在這件事上是談不上的，鬧大之後根本沒有勾結的利益基礎，何況公司已倒，處決的處決，坐牢的也進去了。要說「不容許市民發表不滿」也不準確，比如說通過合法途徑申訴是可以的，當然結果未必盡人意，而就算是自發性的、無組織的和平抗議一般也不會有太大的麻煩(除非是在某些山高皇帝遠的地方)，有時候還能得到額外補償，因為政府官員無論是為了你著想還是為了自己著想，都是希望息事寧人的。然而一旦觸及「穩定」、「群眾運動」的底線，那就別想有好果子吃了。很多人喜歡將這種事理解為立場問題(抓了抗議奶粉的就是勾結奶粉公司)，但其實這不是立場問題。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Mar 31 2010, 08:23 編輯過

在中國一切為行政服務，包括公平和正義。

這又是媒體選擇性報導的傑作。

不是傳媒選擇性報道，而是他們不明白內地「穩定壓倒一切」的底線，更不會認同「一切為行政服務」的原則。這一點，本來就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我不會對內地的所謂司法制度有任何期望，只是看到那些家長為孩子聲嘶力竭，總是覺得心情很沉重。這些無可奈何的現實，坦白說，看得太累。

我頗認同元直兄的分析，「和諧穩定」向來是內地執法的底線。人們不理解，所以嘲為「河蟹」。然而我認為這種所謂的「和諧穩定」只是在醞釀更大的不和諧、不穩定。假如有日人民「衣食足，知榮辱」，這一套恐怕是行不通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中國傳統文化所崇尚的「和諧」，也是「和而不同」。

很多人也許不理解，那就說說我的理解吧：

從現在的情況看來，很難說「河蟹」製造的不穩定比穩定更多，只能說這東西有很大的副作用，在一些具體的事情上可以讓人厭惡萬分，但又確實把社會承受力和某些政策的執行效率發揮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

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治國就如治水，一味封堵民間的不滿與不公是不可行的，但別忘了中國這種社會主義從來不是一味封堵，而是在鐵腕壓制某些反彈的同時迅速拔高另一些東西。簡單來說，沒有一定程度的壓制，就做不到高速的經濟發展，而只要發展速度跟得上，就有足夠的空間(社會整體財富)去化解被壓制的不公平，保證整個社會不至於累積了太多壓力而「爆煲」，甚至說化解的速度可以逐漸超過壓力累積的速度，從而達至真正的和諧----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和日後的理想。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前面我說的「沒有一定程度的壓制，就做不到高速的經濟發展」是一派胡言。比如說這件事，難到給予毒奶粉案家長更多的發言權和更妥善的解決方案，或者至少更寬容地對待其行為，就會危害國家穩定？就會阻礙經濟發展？當然是不會的。同時實現更多的社會正義與經濟發展難道是不可能的嗎？當然是可能的，甚至是相關的。但我在前面說那句話，並不是指「(具體對某件事的)壓制」與「經濟發展」之間有這種簡單的因果關係----它們確實有因果關係，那卻是一種複雜的因果關係。

須知一個社會、一個政府如何運作，並不取決於某個(或某群)最高領導人是否能想出具體的事件應該如何處理，甚至具體的執法尺度應該如何設定。對於中國這種巨無霸式的國家來說，無論甚麼體制，帝制也好共和也好民主也好，權力必然是高度分層的，中央甚至省一級能夠操控的，實際上只是大體上的政治架構，一些大致的政策基調，一些法規的修改制定，下一層的人事調動，如此而已。我不是要重彈甚麼「上層清明下層貪」的老調，那種說法同樣是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關鍵在於，如果上層對基層的行政執法只能透過調整基層體制和概略的政策來調控(即便是這些依然困難重重)，那麼是否能找出並實現一種「抓經濟發展便大權在握一路暢通，遇不平之事卻絕不濫權確保公正」的政府結構呢？很遺憾，這兩者至今依然是矛盾的。

那麼土共的取捨是甚麼？地方權力的集中化、經濟發展和政績高度掛勾這兩點無疑是加強效率而犧牲公正的政策，也確實大幅促進了經濟增長和各種基建的速度。可以想像，這肯定會使權力缺乏制衡，不公之事不停發生又不停被壓制，因為快刀斬亂麻才是最有效率的發展模式，而發展得快才能在體制內得到欣賞，才能步步高升。當然了，經濟發展與公平公正不是完全無關，太過胡作非為使得民怨四起那肯定不行，但如果有少量的民怨，有個別的不公，則完全可以通過集中的權力壓制住，要低調解決，解決不了也不能讓你鬧得太厲害，如此便維持了表面上的和諧，使得社會生產力不受影響，從而保證了經濟發展的效率。

「穩定壓倒一切」便是這樣的一招棋。是好棋？是臭棋？現在看來我覺得這是好棋的機會比較大，有些人可能不同意，尤其是那些自身受過不公待遇的人，這點我可以理解。但至少可以說，這是一招狠棋，鄧公對此應該很清楚。

樂觀點說，現在的法治水平大體上還是比以前有進步的，輿論監察的力度比以前就進步更多了，相比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現在的情況其實已經溫和了不少。隨著經濟水平提高，中產階級的增加，還有產業的升級與成熟，權力制衡始終是要發展的，否則錢權結合得過多，社會生產力反而要倒退。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Apr 1 2010, 14:00 編輯過

鄧公對此應該很清楚

↑這個就令我想起了我最近在看的有關趙紫陽祕密錄音的書, 台灣出版的《國家的囚徒》
趙紫陽對鄧在六四行為的理解也是鄧的"穩定壓倒一切"想法作出發點。按書中說法, 鄧應該是想盡快的平息學生運動(與及一些其他很重要的原因)而決定以軍隊鎮壓, 希望令到當時已經有顯著成效的"改革開放"不會因為這場運動是停滯不前(及其他各種關於政府、政策及個人的影響等等)

嗯，可以這樣說。不過六四已經算是政治危機，不單單是改革開放能否繼續推行的問題，而是整個政權都有可能失去對國家的控制力和凝聚力，任由其發展下去，日後跟老俄一樣受外國蠱惑來個「休克療法」都是有可能的。而六四之所以發生，也是因為改革開放剛開始時造成的公平問題與經濟問題比現在嚴重得多，人們對西式自由主義的信任強得多(當時可沒有「中國奇蹟」，只有「西方的月亮特別圓」，各種西方文化宣傳物剛開始大批進入)，同時六四前對言論以及群眾運動的箝制要少得多，種種原因合在一起，一場政治運動便在部分民眾中產生(當時在民眾間也是有分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