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 梁文道

上海的苦澀回憶

今天的上海當然不是沒有文化荒原，只不過比起民國年代，它現在就像一個風華褪盡的老貴婦，只剩下可借憑弔的遺跡以及觸人遐想的傳說罷了。為甚麼上海會變成現這副模樣？這是個大問題，我只能簡單地抓住其中一點來談，那便是對於文化繁榮來說不可或缺的自由環境與寬鬆空氣了。

1930年，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身為這一左翼組織的發起人，魯迅遭到國民黨通緝，罪名是「墮落文人」。這道通緝令一直延續到他逝世之後，前後七年。在這七年裡頭，魯迅大部分時間都避居上海，原因是這座城市有外國租界，國民黨鞭長莫及。事實上，魯迅自己就曾在給曹靖華的一封信裡頭說過他在上海擇居的其中一個條件是「一要租界」。可見上海租界實是當年中國最理想的避難地帶，雖在中國，卻又盡得不在中國之妙。

1872年，《申報》正式在上海創刊，雖曾數度起落，但始終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尤其在1932年底以後，它的《自由談》更成了當年最大膽的言論陣地，屢屢抨擊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直到董事長史量才遭特工暗殺，《申報》的言論才較趨保守。

為何《申報》可以有這份膽量，從清政府一直鬥到國民黨，苦苦撐持了這麼多年？答案還是租界。它身處的公共租界便是《申報》的最佳保護傘。一個魯迅上一份《申報》固不足以說明全貌，但也道出了些許令人神傷的真相。儘管我們痛恨昔年殖民帝國的霸道，不齒當日租界之橫蠻；可是我們也很難否認，要不是這些「外國勢力的干涉」，或許魯迅老早就遭蔣介石的毒手，《申報》也老早就關門大吉了。

換句話說，當年中國最自由最開放因此也最具文化影響力的上海，其實恰恰從反面見證了近代中國史的悲劇；以神州之大，竟然只有跑到列強控制的飛地，方能營造出一點引領潮流的思想震央。既然如此，我們能不能得出一個結論，說舊時上海的輝煌全靠租界，而今天上海在文化上的失色就是在於少了租界呢？當然不；不同時代的遊戲有不同的玩法，現在的中國城市也有它自己的文化繁榮之道。且看北京，明明是天子腳底，最高權力的集中地，它怎麼又能成了文化人和文化產業最密集的城市？

為甚麼比起商城上海的沉沉暮氣，首都北京的創意活力反而顯得更奔放也更充沛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剖析中國政府的權力運作。

(上海的文藝復興二之二)

梁文道令人想到台灣二二八的確是台藉日軍搞事想叛亂沒錯;但為什麼世上沒有朝鮮藉日軍,菲藉日軍;卻偏偏只有台藉日軍為想做回皇民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