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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兩篇題目有所相同，視角不盡相同的文章，以供思考。
| QUOTE (明報) | 潮爆中國﹕中國速度神話
【明報專訊】動車追尾事故之後，對中國發展速度是否太快的討論沒有停止。《紐約時報》適時收集中國微博民情（我發現weibo這個Twitter的中國對應，已開始可列入大英字典，成為外國人都認識的另一個中國原創英文字），以著名的對這事故的微博感言大篇幅報道，呼籲中國應放慢發展速度，惹來極大共鳴﹕「中國，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靈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讓列車脫軌，不要讓橋樑坍塌，不要讓道路成為陷阱，不要讓房屋成為廢墟。慢點走，讓每一個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嚴。每一個個體，都不應該被這個時代拋棄。」這簡單而深刻的句子，表達了中國人民於這轉折點的某種集體訴求。然而慢下來是談何容易？
一個習慣了快速的國家，如何變慢，可需要更多成本考慮以至心態轉換。中國其實有更多的人享受着快速帶來的效益與方便。不知是否真可慢下來。
內地媒體邀寫一篇關於台北的文章，跟朋友討論到台灣種種吸引時，他們基本有一共通的說法，特別是欣賞台北的緩慢和舒服。這想法在著名學者吳曉波的感言中說得明白，相信同時代表不少陸客精英分子的觀點﹕
「台北，論雄偉不如北京，論奢靡不如上海，論歷史不如西安，論嫵媚不如杭州，論活力不如深圳，論美食不如成都，但台北可能是最好的中國城市，因為它最溫和，讓人舒服。」
台北溫和讓人舒服
不計台北人是否認同台北是中國城市這種爭論，我遇見過的「吳曉波們」（開通自由行後，其實不少中國精英、企業老闆和媒體人都先後組團遊過台灣，基本上他們回來後的感言都有類近的意見），似乎都在讚頌台灣，認為它好在沒有中國那麼快，城市及文化保育到位，街頭文化休閒，途人腳步不徐不疾。甚至是指台灣人都更有禮（他們可能少搭台灣出租車，未見識司機的強悍）。
中國精英在讚台灣，而那邊廂，李敖卻改為稱頌中國內地——看着看着，真有點精神錯亂了。但很明顯，不要被過分的吹捧冲昏頭腦，被人家讚兩句就飄飄然，中國精英這種講法的背後，其實更多是對中國內地快速急促生活的反思。它的潛文本其實是﹕對於台灣的一切羡慕，都不過是對中國現階段不滿的表述。要把那種意見放到這脈絡才可見到真章。
反應過快常帶武斷
可能不是台北慢，只不過是中國太快。而且問題的核心，其實也不單純是快和慢的速度問題，更多可能是粗暴與溫柔、粗糙與細緻的分別。中國的輿情——反諷地，就算以這班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見而言——一般都顯得有點反應過快兼常帶武斷。他們急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且往往那意見到最終，說的其實也真不是表面的批判對象，而是指向自己所處的環境本身。中國式的自我批判，一直顯得這樣迂迴。但這種趕快要說，不說不快的習慣，卻成了當前的特色。
那情况一般是，有新聞出現，惹來傳播，有人評論，有人散出不經證實消息，有人出來闢謠，再有人罵闢謠的人，如此循環。這種急於求勝的表述，原來已深深植根到中國人對待大部分的事情上。快，已深入骨髓。
我常常想像，這種簡化、快捷的心理，當中是否存在一種心理因素，或是後天養成？
然後，我想到我朋友的遭遇。這名內地朋友在微博以繁體字發帖，即惹來一些網民的圍攻，而攻擊的理由——你想也想不到——竟然是﹕你身為中國人，怎麼學人用繁體字？——是的，你沒有看錯，在某些中國人眼中，中國人理應都用簡體字，而不應習染港台文化那種繁瑣。簡體字的深層心理結構，其實正是粗暴的，不求美感、文化，只求效率、速度的。它不尊重細緻的程度，甚至認為詳細的筆劃根本不需存在。一個字旁如果能代表一整個字，那就不用別的東西了。
在這思維中，西藏人花半年一年五步一跪的到拉薩，顯得匪夷所思。一切不講求效率的都不能稱為中國。但這追求快速的背後，卻沒有相應合理的安全保證乃至對個體的尊重。這些「快」之所以可實踐，其實建基兩個前設﹕一是對大量廉價人力的剝削，二是不惜代價的催谷。前者體現在人力成本的低微，你不做大把人做的邏輯，後者則是如眾多加添化學成分的食物，以科學來縮短正常的發展期。
剛巧正在做的一個關於中國速度的專題中，我體會到這種種快速的無所不用其極。中國的快遞可能是全世界已發展地區中最廉價又靠譜的同類服務，正是這服務令中國的網購大行其道。物流與快遞公司的效率，把一件物件無論是同城一天送到，或是異地兩天送到奉為原則，而價錢只是外國速遞公司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怎麼說來也是一項中國特色。
一星期種出食用茄子
另外，我們也做了種植茄子的對比，比較用快速生長劑和普通環境生長下，茄子的壯大過程，發現這些一個星期內就可長成食用的植物，簡直就是另一種奇蹟，而這種食用物奇蹟，中國多的是，眾多地方的種植場也正是用這種方法來滿足龐大的需求量。
說到不斷加速的城市發展，顯示於人口增長、大城的GDP、新城的興起等，表面上是一種國家發展的正面趨勢，但那麼多人趕着往大城裏衝，也正反映出更多的城外人對鄉村生活本身的絕望。那意味着，被光榮化了的中國速度，其實是從許多的不計成本與犧牲組成，而且只有部分人享受着速度的成果。如果要慢下來等一等，則意味着另一種既得利益者的犧牲，人們準備好了嗎？
文 李照興
文 楊泳森 |
| QUOTE (環球日報) | 中國式「快生活」引世界評說
近一段時間，中國的一系列社會焦點事件成為世界熱議的話題。在外媒眼中，中國人做事要名利雙收;理財最好能一夜暴富;結婚要有現房現車;就連坐車也經常插隊。「中國人現在成了世界上最急躁、最沒有耐性的地球人」。
不過，曾研究過中國人的「時間觀」的英國東亞文化學者馬丁·雅格斯在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卻質疑說：「一切問題真的都是速度的錯嗎?」半個多世紀以前，世界對中國人的定義還是「漠視時間的民族」，一些西方人還由此認定中國無法屹立於世界。
英國一項研究稱，世界都在進入「快生活」，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而其中位居前列的幾個國家都是發展迅速的亞洲國家。旅居日本的中國學者庚欣說，緊張的快生活是中國這代人避免不了的命運。中國就像正在快速成長的青少年，出現一些問題不完全是快速成長的錯，而是營養失去了平衡。日本幾十年前也經歷過快速度帶來的「生長痛」，但真正令日本人擔心甚至絕望的卻是「失速的20年」。
「快」成為中國人現代生活標誌
《環球時報》記者日前採訪了一名曾多次到過中國的日本老人，他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就曾來過中國。他說，「當年在中國學會的中文基本上都不會說了。但是，有一個詞記得非常清楚，同時也非常喜歡，就是『蹓躂』。」儘管中國人誰也不願回到那個時代，但在這個日本人看來，這個詞似乎代表一種悠閒的生活。
他說，這主要是因為那時候日本人也在為快生活而煩惱，那時日本人生活有「三快」：吃飯快、大小便快、走路快。他注意到，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後，深圳出現了一條改變中國人觀念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從那以後，中國人的生活才快了起來。
但最近中國發生的一些問題卻讓國內外質疑起近年來讓中國人疲憊不堪的「快生活」。韓國《中央日報》8月1日稱，「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高速發展的真實寫照。在經歷姓社姓資的爭論後，這一口號得到中國全社會的認可並迅速付諸實踐。
此後誕生了3天蓋一層樓的深圳速度，全中國各種「速度戰」的事例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速度戰」在中國取得令人驚歎的成果，依靠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目前已經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近來的一些事故表明追求速度的代價不菲。文章稱，其實當年深圳的創業者還有一句口號，那就是「安全就是法律，顧客就是上帝」，只不過這句口號並沒有像「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那樣被中國廣泛接納。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7月28日稱，中國人開始反思他們對於「快」概念的崇拜。事實上，快節奏以及強調「快」成為一些中國人現代生活的標誌。該報在另一篇文章中稱，中國人當下都熱衷趕時間，到處都需要快節奏：手機在響，電話在催;最愛「快進」，狂點「刷新」。
評論要搶「沙發」;寄信要特快專遞;拍照要立等可取;坐車選擇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做事最好名利雙收;理財最好是一夜暴富;結婚還要有現房現車。一些中國人總是風風火火，把每一天都當作打仗來過。他們認為快生活才能賺到更多的錢，擔心這個機會不抓住，就會被社會拋離，抓到手的才是硬道理。但捫心自問：忙碌中的你，有沒有迷失生活方向。
從漠視時間到停不下腳步
實際上，曾幾何時「快生活」這個詞在中國人頭腦中只屬於美英等西方列強。19世紀末，美國人雅瑟·史密斯寫過一本書《中國人的性格》，專門用一個章節來寫中國人「漠視時間」。他寫道：「對中國人來說，盎格魯—撒克遜人經常性的急躁不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
很顯然，中國人不喜歡我們具有的這一品性。無論如何，要讓一個中國人感到行動迅速敏捷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難的。」史密斯的這本書在「五四運動」後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議論。魯迅曾遺憾沒人翻譯這本書，用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
如今，史密斯所說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經常性的急躁」就變成了中國人「經常性的急躁」。日本《產經新聞》不久前刊登一名日本學者的文章，講述他遭遇的「焦急中國人」。文章稱，在廣州機場，因為大雨使航班延誤和取消，被困機場的一些中國乘客大打出手，將候機廳的電話、電腦等設備破壞，還毆打機場工作人員。文章稱，因為天氣原因讓乘客被困機場的事情，在世界上哪個國家都發生過，但中國人快速的生活節奏使一些乘客喪失了「自制力」。
「為什麼焦急和不耐煩成為中國人社會心態?」美國《僑報》7月26日稱，這是由於資源緊缺引發爭奪，分配不平衡帶來傾軋，速度反而加重人們心中的煩躁，時代的心態就是可以快就絕不能慢。文章稱，其實中國人也是世界上最耐心的人。
人們排隊買房，可以提前3天就全家輪班開始排;買促銷減價貨，排一上午隊也在所不惜;人越多的餐廳，中國人越喜歡，寧肯坐在門口塑料凳子上吃兩個小時的瓜子;中國人感冒也要去掛專家號，寧肯長時間排隊。《僑報》認為，中國人的焦急症，都是為了確保自己不被社會拋離。
對中國人的「快生活」方式，英國廣播公司曾略帶調侃地說，請人吃飯，中國人愛說「您慢用」;吃完飯送客，會說「您慢走」。現在，這些話成了單純的客套。實際上，現代生活節奏快已經影響到世界各地城市人口，連人們走路的速度也相應變快。bbc引述英國學者的一項調查研究發現，世界各地城市人口走路的速度比10 年前平均加快了10%。
研究人員選擇世界上32個大城市進行研究，他們發現世界上居民走路最快的城市是新加坡，走60英尺平均用時10.55秒。而中國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則是廣州，世界排名第四，用時為10.94秒。bbc發現，排名前幾名的大多是經濟迅猛發展的亞洲城市。
曾在中國留學的泰國傢俱公司經理助理烏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中國留學期間，看到周圍的中國人都很繁忙，感覺他們走路時都是急匆匆的，生活中很少停下腳步。他感到很受震動，中國總是不斷受到新鮮事物的推動，每個人都很積極，國家和個人都在一步一步地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努力地工作著。
日本一名經常往來於中日之間的貿易公司老闆對《環球時報》記者說：「上世紀80年代，在北京辦理一些商務手續最快也要3個月的時間。現在中國人的速度已經跟上世界的步伐，還出現了各種代辦公司，幾天就可以拿到所有手續。
這種快節奏的生活還能創造出很多行業，比如快遞公司、快餐館等，讓在北京生活的人們感到非常方便。」日本大阪大學一名經濟學教授說，那些主張中國應當放緩發展節奏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主張有失偏頗，因為這不是慢下來就能解決的問題，不能把個別行業的問題視為整體社會發展速度有問題。畢竟在中國各方面建設及國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時候，中國社會保持快速增長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情。
中國人的問題讓西方夢寐以求
「中國人面臨的問題正是歐洲人夢寐以求的」。法國《費加羅報》曾以此為題刊登過一篇社論。確實，中國「快生活」讓許多中國人感到疲憊和困惑，但對於為「失速」而擔憂的西方國家來說，「快生活」成為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發展動力。
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環球時報》記者用輸入「中國人」和「急」等關鍵詞後，立刻彈出近2000條報道，其中最多的是中國人著急買房，一片新樓還未蓋起就會吸引來一批購房者，甚至比售樓公司還著急，中國政府為此還下達了「限購令」。有英國網民感歎，這種事要是發生在英國，英國首相的日子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難過了。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客觀上講，中國社會在快速發展過程中確實存在失衡的問題，但即使中國發展速度慢下來，這些問題依然存在。中國啟動了市場化，老百姓有改善生活的強烈要求，這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的內在動力，推著它向前衝。
中國就處於這樣的歷史階段，想慢也慢不下來。他說，中國的問題是就像一個小伙子，長得很快，同時也很毛躁，但跟生長快沒有必然聯繫。其實發達國家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比如美國在1870-1925年間因社會矛盾多而頻繁引發暴力事件。應該說美歐等發達國家比較幸運，他們衝過了這個坎。一些拉美國家也投入了現代化，但是沒有闖過這一關。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曾是全球發展最快的國家。在當年「高度成長期」，日本人的生活也處在「緊張的快速狀態」中。為了迎合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期中日本上班族快節奏的生活，日本人發明了方便面等快速食品。但是時間長了，很多人胃腸生病，快生活的負面影響才被發現。當年日本還頻頻爆發濫用添加劑事件及環境污染事件。許多人曾抱怨快生活讓那種「下班後自己動手煮麵條」的生活一下子消失了。
但從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讓日本人痛苦的就只剩下一件事，整個日本突然「失速」，經濟停滯不前。由於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增多，那些失去工作而「慢」下來的日本人也失去了「精神支撐」。不久前，日本埼玉縣一名中年男子失業後仍每天西裝革履地去上班，這樣「裝正常」兩周後，終於被妻子發現。
當天晚上他向妻子道歉後，就實施了自己解決失業的方法———在勒死妻子和7歲的兒子後，自己也上吊了。後來警方發現了他的遺書，上面寫著：「感覺每天就像在大海中，水一點點沒過下巴、鼻子，最後是頭頂。我不想死，但社會回答我『不行』，絕望的情緒淹沒了我!我有工作的時候感到緊張與疲勞，但現在卻感到深深的恐懼……」
法新社曾引述經合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報告稱，在未來的10年中，中國可能會繼續大踏步前進，這是它繼續進行改革的條件。在一個13億多人口的國家，這種快速增長是避免失業「成為一個巨大問題」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北京大學教授錢乘旦對《環球時報》記者說，高速發展階段在全世界範圍內具有普遍性，如果沒有這樣的發展階段，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取得輝煌的經濟成就，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貧窮和落後的面貌。錢乘旦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速度是否太快，而是社會各方面的發展能否協調的問題。如速度和公平的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中國沒有對這些問題做好思想準備。 |
我認為值得思考的是，高速發展對誰重要？是僅僅對要政績的官員重要，還是對所有國民都重要？慢下來，對轉型中的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如何？不慢下來，又應如何對待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
但不管上述問題的答案如何，我都不喜歡前一篇那種一味自我中心，充滿小資式抒情但大局觀全失的文風，還是後一篇文章的切入點更合口味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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