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小心西方詭辯束縛中國話語

[徐元直]

小心西方詭辯束縛中國話語

包華石

幾年前，我在北京討論宋代公共輿論的性質和發展。一位學生對我表示疑問，大意是"宋代的中國不可能有公共輿論！大家知道公共輿論需要公共空間才能發展。在西方，咖啡館早已成為公共輿論的空間，但宋代中國顯然沒有咖啡館，可見，公共輿論無從發展！"這位學生很認真，但我懷疑他或許中了"西方詭辯術"的毒。這種詭辯術常把許多東西，包括藝術、山水畫等某種社會現象，都視為是"西方的概念"。其邏輯非常複雜，但卻可以稱之為"井底之蛙"式的謬誤。

大致說來，這種詭辯術有三種邏輯弱點。一是用某種地方習慣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準則。譬如前面那個例子，宋代的確沒有咖啡店，但有茶館、酒樓、書院等公共領域，即使不是咖啡館，但社會功能大同小異。我講課時給學生們介紹這個謬誤常常舉餐具為例。請讀者們想像一位出名的西方理論家在討論西方現代化的發展，他假設早期現代化的一個特徵是餐具的發明。"餐具"，我們可以想像他很得意地說，"是現代化過程中一個關鍵的發明，且是西方獨有的發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國早就有筷子，這位理論家也許會說："真正的餐具有挑選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選的功能，因而不能與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語。"這個例子當然是個假設，不過如此令人啞然失笑的例子並不難找。

此謬論的第二個邏輯弱點為時間序列中的張冠李戴。譬如有個美國同事曾說："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人舉行了第一次選舉。不過，婦女還是不許參加！"當然1911 年的時候無論是英國、美國，或是中國，婦女都不允許參加選舉。此句暗示在"西方婦女有權利投票"，但所謂的"西方"不是1911年的西方，而是後來的西方。

第三種邏輯弱點可以稱為作繭自縛的錯誤。倘若我們不說"舉賢任能"而說"精英政治"，這個在中國發明的行政措施，則成為西方的東西了。如果不說 "形似"而說"寫實主義"指涉現實的藝術描繪法，就被視為西方獨有的現象了。我這麼說當然不是忽視宋代的"舉賢任能"與十九世紀的"精英領導"的區別（比如，歐洲人接觸到中國的科舉制度以後又花了幾百年才施用於政），而是說為了研究官制的歷史特徵，我們必須超越文化政治的範疇而承認"舉賢任能"與"精英領導"作為社會實踐，並非判若兩物，只是在不同的時代同一種社會形式會產生個別的形態。如果我們能多瞭解社會發展的基本動態，就能夠避免被"西方詭辯術"束縛了。

言論自由不是西方概念

這裡講的"束縛"是指心理和思維方式的束縛，即把自己的未來限於西方學者所斷定的範圍。上述公共輿論的話題是個頗具啟發性的例子。過去有人說，因為中國沒有言論自由的傳統，所以後來這種社會理想無從發展起來。還有人說言論自由是普遍性的，即使中國沒有這個傳統，但現代化的國家都有能力學習並將之用於實踐。第一個說法給中國知識分子設定了壁壘森嚴的界限，但第二個又將中國看成西方的知識統屬。如此，中國人想多發展知識資源的流通性就不得不面對相當大的西方挑戰，甚至西方知識的壟斷。

美國學者奧維爾•希爾在2004年《外交》雜誌發表的"中國被遮蔽的民主遺產"一文中提出，中國知識分子可以重新考慮自己的"民主傳統"。這實際上給我們就如何看待中國言論自由等公共輿論問題，提供了啟示。筆者認為言論自由的需求並非源於民族精神，而是所有近代早期的社會形式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形成的擴展知識流通性的願望，只不過是不同區域的文化資源是各異的。

以中國來說，古代人早已意識到抗議權利的重要性。漢文帝的詔書曾提到要重視反對者的建議，其中寫道："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漢代也產生了全球最早的學生示威。到了近代早期，即宋代，各種交換社會資源的媒體進一步發展。信用借貸行為擴大而商品流通量也相應增加；印刷科技與新的、世俗化的文體出現了，而文化和話語（包括政治思想）也隨之世俗化和多樣化。專業化的官制與舉賢任能的任官標準發展了之後，世襲身份制度隨之衰退，而支配人才的效率提高。公共輿論與這一進程息息相關。如同信用借貸增加了商品的流通量，紙張和印刷科技促進了知識的傳播與交流，科舉制度提高了人才支配的效率，公共輿論具備了揭露有害政策的能力，並進而產生應對社會挑戰的新理論或思想路線。難怪《宋史》有不少關於"公論"（輿論）的記載，譬如《宋史• 鄒浩傳》中記載，鄒浩想辭去諫官的職務，怕連累家人。其母張氏就曾慷慨陳詞："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無顧何憂？"

張氏不大像傳說的那種不敢質疑權勢的中國人，相反，她認為，"公論"的判決比官方的還有權威。顯然，宋代的公共輿論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即官方的決定和輿論的判斷是單獨形成的。也許張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當時對中央政策的批評已經制度化了。宋代的分權制衡頗多，其中最重要的為台諫制度。蘇東坡曾闡述了這個制度的重要性："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北宋太祖趙匡胤最初年號）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台諫制度、學生示威、諷喻詩等言論渠道大部分傳到明清時代的中國而引起了歐洲人的注意。按照傳統的敘述，如果言論自由是西方的概念，當時的歐洲人應該承認並接受批評政府的習慣，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在1738年，漢文帝的詔書以及其他類似的文獻被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以後，左翼知識分子將其視為非常先進的政治文件。當時的英國知識分子卡福就曾寫過："這些中國的宣言、法令和演說可以視為關於自由和政府等偉大思想的篇章，可以同任何歐洲國家出現的同類事物相媲美，當然也包括大不列顛---這個地球另一端的唯一的政治搖籃和平等人權的捍衛者。"

當時歐洲的知識分子的確沒有批評政府的習慣或權利，只是後來伏爾泰、魁奈、瑞納神甫和其他佩服中國文化的左翼知識分子，開始主張平民參與施政的權利（即舉賢任能的道理）以及平民參與議論的權利。或許有人有疑問，既然歐洲國家有議會的傳統，自然地就有自由言論的機構，哪裡需要提倡中國的言論措施呢？議會是寶貴的傳統，但18世紀的議會只是給貴族言論特權而已，孟德斯鳩曾寫道："雖然大多數公民有足夠的能力進行選擇，但是卻不具備足以被選擇的資格，所以，人民雖然能夠任命他人為他們的治理負責，卻無力自己來實行治理。"當然當時的"公民"也是人口最富裕的少數。

可見，中國平民能夠通過科舉參與施政在歐洲人的心目中真是令人驚奇的事。難怪左翼作者經常以中國社會實踐或記錄實踐的文獻為範本。僅此一點，就可以說明，言論自由根本不是西方的概念。

中國知識分子應把傳統的束縛解開

至此讀者也許要問，"如果是這樣，為什麼20世紀以來大家都說言論自由是西方的傳統呢？"這個問題顯然很複雜，但中國知識分子輕信西方學術的詭辯應該算是因素之一。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對西方歷史的瞭解只是些皮毛，而且他們的邏輯訓練不強，結果西方知識分子自賣自誇的宣稱，無論有無根據，大都被吸收了。

歐美學者偶爾使用詭辯術推廣自己國家的利益不足為奇。令人吃驚的是，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是如此樂意地接受他人所斷定的思想界限。幸虧現在的國際形勢與過去不同。這一代人應該有辦法將傳統的束縛解開。歐美沒有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所想像的那麼美。如果以後有更多人能用原始資料（不靠譯本）學習歐美歷史，那麼，中國知識界就會有更好的條件衡量歐美學者的論調，也就不會那麼輕易接受他人所建構的"中國"或"西方"的模樣。

中國歷史、歐美歷史甚至於其他區域的歷史都有值得考慮的社會措施。以言論自由來講，中國歷史上的資源尤其豐富，想參照則參照，誰能說不准？如有人強詞奪理說言論自由、山水畫、美術等概念原本是西方的東西，也不必溫順地將之吞下去。筆者認為，不如反問一句："此人為何要強詞奪理堅持這個論調？"也許是因為有需要遮蔽的東西吧。


（作者是美國著名漢學家，系美國密歇根大學教授，英文名為Martin Powers。本文系作者本人用中文寫就。原載環球時報2008年3月3日國際論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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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Dec 30 2012, 19:05 編輯過

[伍子攸]

謝謝元直兄的分享，文章不錯。

利用西方的「主義」去解釋歷史、政治、制度，其實已成「定制」。因為這些人(你可以說是崇洋，又或者，是嚮往西方民主制度、思想)只有西方的思想才是最成熟的，而其他的不過是附枝，用另一句話去說，便是，無論是任何國家，只要你希望進步，民主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而民主的方法只能從西方獲得。因此，宜乎其然，西方在「思想、政治制度、歷史、文學…」都是首屈一指，其他國家都是望風而服。

這裡的西方，指的應該是歐洲及美洲。近百年來美國的強勢令人折服，而折服的原因，當然是美國民主自由，比方說，投票權利——只要合資格，公民便可以投票。

同時，「獨裁」的蘇聯「解體」，最終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此證獨裁必會崩潰。

再將其對比起來，中國似乎都是「獨裁」之國。按上面的邏輯，凡獨裁之國，其治必不長久。因此，為了使國家強盛，我們便有義務學習西方的思想了。

另外，因為無論在任何地方，西方都較中國優勝。所以學習西方實乃無可厚非。

嗯，這些論調大家也聽慣聽熟了吧。

另外，那些批評中國的人看到了漢、宋的例子，便會辯說，「我要找的是普遍的例子，而非特例。」，像宋朝國祚達二百多年的朝代，當然無法成為合理的例子。因為宋朝是眾多朝代中最不合傳統中國的例子。唐呢?「也只有唐罷了」。那麼最合適的例子便是明、清。

考慮到西漢東漢中後期、東晉、唐、北宋、南宋等，都是士人政府(也可說貴族統治)，皇權其實並不高。所以很難說宋的例子是個別之例。

不過，我想中國之所以給人「不足以超越西方」的原因，還是在於其「一黨專政」吧。

[龍驤將軍]

好像因此也有一派人說打倒孔家店打錯了。我們本來也有一個自己的政治信仰——儒家，但五四把所有推倒了，然而卻不能完全抹去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以致學起西方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徐元直]

五四時所謂的孔家店所代表的東西，早已不是純粹的孔子儒家了。那時候確實有很多糟粕應該打倒，但整個文化都連根拔起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的，這個後人早有定論。只是在那個時代突然從中央之國淪為東亞病夫，人們受到的衝擊太大，所以全盤西化的思潮以一種吶喊般的衝動爆發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