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了三篇有關自由主義的文章，一篇是對自由主義的反思，一篇是對自由主義的反對，一篇是對自由主義的旁觀。我覺得這三篇短文對比著來看，很能促進對自由主義之作用及其侷限的了解。

兩岸自由主義緣何凋敝

http://www.guancha.cn/JiangYiZuo/2013_03_01_128981.shtml

江宜樺
台灣「行政院」院長，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近年來與思想界的朋友聊天時，經常聽到自由主義如何凋敝不振、如何銷聲匿跡的說法。感覺上許多被視為自由派的知識分子，都擔憂自由主義逐漸喪失引領風潮的能量；而許多非自由派的知識分子，則對自由主義的邊緣化額手稱慶。終究自由主義為何會陷入此一困境？它能否在反思之後重新出發？這是本文試圖探索的兩個問題。

海峽兩岸的自由主義目前都處於某種尷尬的處境中，但具體情況不同。在台灣方面，自由主義曾經主導過政治社會改革的方向，以「回歸憲政」、「保障人權」、「民主參與」、「制衡政府」、「社會公義」等大纛，成功地建立了民主改革運動的正當性。所謂「自由中國」（以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為代表）的論述傳統，並不因為《自由中國》停刊而斷絕，反而在1970年代到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中，持續擴大其政治及道德影響力。但是從90年代中期以後，自由主義的聲音就轉趨薄弱。2000年政黨輪替之後，自由主義除了在校園中還有人討論之外，在廣義的知識界與文化界幾乎銷聲匿跡。

自由主義思想在台灣的興衰起伏，是由幾個不同的因素造成，無法以單一原因解釋。首先，從正面的意義來講，自由主義的聲勢之所以不如往昔，主要是由於早期自由主義所追求的理想已逐一落實。自由主義曾猛烈抨擊戒嚴體制，而蔣經國在1987年解除戒嚴；自由主義曾誓死爭取反對黨的成立，而民主進步黨在1986年突破法令的禁忌率先成立，並於2000年擊敗國民黨取得政權；自由主義曾疾聲呼籲國會全面改選，而立法院終於在1992年徹底改選，國民大會則於2005年走入歷史。人民所痛恨的警備總部、違警罰法、出版法，也分別在1992、1991、1999年裁撤或廢止，使言論出版自由及集會結社自由得以落實。除了政治變革之外，在經濟自由化、司法改革、教育鬆綁等等面向，自由派人士所主張的政策方略，也多多少少付諸實踐。因此，如果說自由主義的理想由於獲得某種程度的實現，從而減少了抗爭與鼓吹的必要，應該不是太離譜的講法。

但是，台灣的自由主義當然不是因為「任務已了」而「壽終正寢」。從思潮爭衡的角度來看，自由主義在1990年代其實遭遇到不少異質思想的攻擊，其中又以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以及社群主義最為猛烈。自由主義未能有力反駁這些思想流派的攻訐，也是造成它在知識文化界相對邊緣化的重要原因。簡單地講，後現代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以理性的代言人自居，壓抑了各種非主流、非理性的弱小聲音，因此他們號召追隨者顛覆主流規範，質疑一切既有建制的正當性。女性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預設了公、私領域的二分，對發生在私領域的剝削與支配視而不見，因此她們主張所有與個人有關的問題（如身體、性慾、家務勞動、生育教養等）都應該成為政治議題。後殖民主義者批評自由主義是歐美文化霸權的化身，憑藉著軍事、政治、經濟、媒體的強大影響力，使本地文化陷於自卑自賤、逢迎諂媚的困境而不自知，因此他們試圖戳穿自由主義的外貌，解放被殖民者的心靈。至於社群主義者，則集中聲討自由主義的原子化個人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的自利風氣，以及過度崇尚寬容所帶來的道德敗壞。他們希望重建個人與所屬社會的脈絡關係，並強調德性在人格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

這些思想流派對自由主義的攻擊，基本上都在西方學術界先上演一遍，再由台灣的知識分子轉介至國內。以台灣學界各有所好的情況而論，宣揚自由主義的人其實並不少於攻擊自由主義的人；尤其信仰羅爾斯、德沃金、哈伯瑪斯學說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其人數更屬可觀。然而潮流畢竟是潮流，80年代成長的年輕人對於「顛覆」、「解放」、「打破中心支配」這一套話語基本上比較有好感，因此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輕易就取代了自由主義，成為校園有志青年的集體信仰。而在另一方面，受到華人社會文化影響較深的年輕人，則會覺得社群主義所描繪的人際關係，聽起來是比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學說更為真切。他們通常不會全盤否定自由主義的價值，但都覺得自由主義缺少歷史與文化的深度，必須濟之以某種程度的社群主義。令人訝異的是：當自由主義遭受來自四面八方的攻擊時，自由派知識分子似乎仍然鍾情於研究西方自由主義哲學家的深奧論證，對發生在一般文化界（以及社運界）的思想爭辯相對漠視，這應該也是1990年代以後自由主義思想喪失動能的另外一個原因。

第三，自由主義思想的趨於沉寂，不光是歷史發展與思想論述的問題，其實還涉及實踐者的行為效應。早期台灣的自由主義能夠贏得眾多知識分子及社會運動者的傾心，是因為有雷震、殷海光、傅正等這類「以身殉道」的典範人物。即便到了80年代中期，若干有所堅持的學界人士（如張忠棟、胡佛、葉啟政等等），仍然能夠因為持續批評當道而維持自由主義或自由派的尊嚴。然而自90年代末期，尤其在2000年政權更迭之後，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批評執政當局的傳統起了微妙的變化。許多原本與反對運動（黨外及後來的民進黨）情誼深厚的自由派人士，紛紛進入政府擔任政務官；而留在民間社會者，或者由於國家認同的立場所致，或者由於呵護新政權的心情所致，對執政者的態度由監督批判轉為同情辯解。從2000年開始，在許多政府明顯施政錯誤或貪污腐化的事情上，自由派人士並沒有用跟過去同樣的標準批判政府，反而採取柔和勸告或代為解釋的立場。其等而下之者，更成為政府推動政策或動員群眾時的所謂「民間團體代表」。如此一來，台灣自由主義的道德形象急速破滅，根本無法讓社會大眾產生敬意。時至今日，某些原本代表自由主義的論政團體，已經淪為執政黨動員選民的工具，而不再具有任何學術或道德的指標作用。

以上所述乃目前台灣自由主義的處境，至於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發展，又是另一番景象。基本上，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運動肇始於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由於「改革開放」基調的確立，知識分子得以主張市場經濟及政治改革。然而，1989年以後使自由主義的推進節奏為之改變。中國人民的平均所得固然大幅提升，但是城鄉差距及分配不均的現象也令人觸目驚心。90年代末期以後，「新左」的影響力急劇上揚，思想界陷入了「自由主義vs.新左派」的抗爭。大陸的「新左」與歐美學術界所說的「新左」相去甚遠，既非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也非左派民主的群眾運動，而是國家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的奇特通稱。「新左」諸流派的共同點是對自由主義的不滿與批判——有的批評自由體制削弱了國家掌握社會資源的能力，有的批評西化思潮破壞了傳統文化的價值系統，有的則批評資本主義造成了貪富差距不斷拉大的後果。近幾年來，自由主義除了應付新左的批評，又面臨了另外兩股洶湧勢力的挑戰，亦即「國學熱」及「史特勞斯學派」。國學論者認為中國社會的問題終究必須藉由重啟中國古老智慧加以解決；而史特勞斯學派則認為自由主義只看到西方現代性的優點，卻完全不懂西方古典哲學的精髓，更不知道現代性蘊涵著種種嚴重的缺失。自由主義在新左、國學、史特勞斯學派的三方夾擊之下，已經不再享有80年代的主導優勢。如果以學界分裂對立的態勢看來，它甚至也不再是年輕學子心目中的顯學。

中國大陸自由主義的困境，同樣不是單一因素所能解釋。首先，自由主義過去二十幾年來支持市場經濟及開放政策，雖然有助於中國社會總體經濟的成長，但是改革開放所造成的貧富極度不均，以及隱藏其中的階級對立氣氛，也是自由主義不能否認的問題。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起於對傳統社會主義幻滅之際，因此從一開始就極力頌揚放任自由經濟，以及市場經濟所預設的憲政框架與法治秩序。不幸的是，憲政主義與法治觀念的缺乏，使得放任經濟的發展幾乎必然與寡占、剝削與貪腐脫離不了關係。凡是以不法手段在開放過程中獲得好處的人，都不願意受到憲政法治的約束；凡是在放任經濟中遭遇不公待遇的人，則痛恨自由主義對私有財產及市場運作的盲目肯定。無論從那一個面向看，自由主義似乎應證了「為富不仁」的說法，從而遭致越來越多的批評。近幾年來，大陸自由主義陣營開始有人呼籲建立古典自由主義的道德論述，也開始有人嘗試將放任自由主義轉向羅爾斯式具有社會正義色彩的左翼自由主義。這些努力本質上並不衝突，也有助於自由主義形象的改善，但是在轉型完成之前，自由主義大概還是會處於道德辯論上的劣勢。

其次，中國大陸的自由主義經常被視為西方文明侵入中國的代表，而隨著「中國崛起、中美對抗」格局的形成，自由主義很容易就會被指責為西方文化霸權的象徵，這也使得自由主義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刻，處境格外艱難。事實上，1996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美國航空母艦部署台灣海峽、1999年北約盟軍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中美軍機在空中相撞、九一一事件之後美國在中亞加強戰略佈局。這些事件都引起中國民族主義者對美國的強烈抗議，也連帶製造了各方勢力指責自由主義親美作風的機會。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這種困難局面中，自然必須小心翼翼地說明美國帝國主義作風並不等於西方現代性的價值，甚至還必須試圖點出中國民族主義盲目激情之所在。無奈的是，將自由主義與美國霸權畫上等號比較容易，而說服民眾相信自由主義代表憲政人權則比較困難。因此，只要中美兩強對峙的格局不變，大陸的自由主義者就難以擺脫「為西方耳目」的污名。這是自由主義處境尷尬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在晚近的思想爭論中，中國國學派與史特勞斯學派不約而同攻擊自由主義，說自由主義只重視膚淺、生硬的制度框架，而完全沒有提供人生應有的理想與價值。國學派之所以有此指責，主要與儒家文化強調「修齊治平」的理想有關，由於他們覺得美國式的自由社會缺乏深刻的價值信念，因此不希望中國人也步上道德虛無的後塵。史特勞斯學派的立足點不是中國古典文獻，而是古代希臘哲學，但是順著「古代與現代之爭」的理路，他們同樣認為啟蒙以降的自由主義蘊涵著種種現代性的危機，必待重新發掘古人智慧加以矯治。中國自由主義在面對中西兩種古典主義（或保守主義）的攻擊時，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策略，一種是強調多元社會無法產生道德共識，所以才需要「政治自由主義」以最低限度的公民德性做為共同基礎；另一種策略是調整自由主義的道德承載度，強調古典自由主義（包含蘇格蘭啟蒙運動式的自由主義，以及19世紀彌爾式的自由主義）其實都不乏人生價值的論述，可以補足當代政治自由主義在德性理論上的不足。當然，無論採取那一種策略，自由主義的道德「濃度」仍然不可能比國學派或史特勞斯學派更高，因此對於任何失望於自由社會道德水平的讀者來講，自由主義的處方並不能令人滿足。他們或者期待傳統儒學發展出一套足以與民主體制抗衡的完整論述，或者冀望柏拉圖哲學與基督教神學可以成為理想社會的思想基礎。這兩種說法，基本上都是政治自由主義者所無法接受的「整全性學說」，因此道德問題的爭議仍屬方興未艾。

如同前文所言，海峽兩岸的自由主義各有其困境，而不同的困境成因也需要不同的處理對策。本文限於篇幅，不適合逐一討論各種對策的優劣利弊。但是，針對此次筆談的題目－－政治自由主義與倫理自由主義，筆者願意提供一些初淺的看法。

主張維護政治自由主義的人，基本上並不認為羅爾斯及德沃金的論證有任何重大問題，因為現代社會的確存在價值多元主義的事實，如果「和平共存」或「社會合作」要有任何意義，則各種價值體系都必須各退一步，以平等的自由、公平的機會、理性的表達、寬容的精神等做為社會共享的價值基礎。他們也認為，在這些看來卑之無甚高論的公民價值中，其實蘊涵了相當重要的文明成就，不可以「欠缺理想」或「價值虛無」逕予否定。相反地，如果我們不滿足於此種最低限度的德性，而一定要將某些人堅信的較高理想（如儒家的聖王或柏拉圖的哲君）變成政治社會的共同標竿，則各種強制、壓迫、灌輸、洗腦等非民主的手段必然復活，然而我們憑什麼斷定「一個好吃懶做的人生，就必然不如自強不息的人生」？他們也會問：除了要求所有成員都遵守某些起碼的公民義務之外，難道我們不應該把「如何實現理想人生」的問題歸入私人領域，讓每個自由公民以他認為合宜的方式加以追求？

我想，這兩個問題具體而微地觸及當前爭議的核心，很可以說明反對自由主義的人為何會對自由主義感到反感，而支持自由主義的人為何不能瞭解自己的主張何以引起那麼大的反感。基本上，自由主義以公民意識與法律框架維持最低限度道德共識的做法，是一個十分務實的做法。儘管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識界限何在永遠沒有定論，但是瞭解和平共存必須預設多元尊重與寬容，乃是避免專制社會的首要條件。不過，自由主義在堅持公共領域必須維持基本道德之餘，卻對「人生理想」採取中立處理的態度，注定會導致私領域價值標準的普遍下降。自由主義假定每個人都會替自己的人生負責，國家只要確保人人平等享有基本自由，則每個人都可以利用自由去實現其人生理想。然而，實際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會以負責的態度看待自己的人生，也不是每個人都會好好利用自由。其中善用自由的人，可以讓人生過得富有意義，甚至完成眾人敬佩的事跡；但是不知善用自由的人，則往往虛耗生命，而最後又自怨自艾。政治自由主義輕易以「尊重個人選擇」為由，放棄鼓勵人們探索生命意義的責任，還誤以為這就是國家中立應有的做為，其結果只會看到越來越多（私領域）自我操持退化的現象，而不可能有逆轉提升的契機。這並不是說，自由主義應該以公共權力推動某種特定的人生理想，像湯姆斯．摩爾的「烏托邦」或何梅尼的伊斯蘭教權國，而只是說它不應該對私領域的價值選擇，抱持不聞不問、放任發展的立場。一個政府有沒有利用公權力規定人民日行一善是一回事，而有沒有提醒人民自私自利的壞處則是另一回事。政治自由主義約束政府不要犯下前一種錯誤，卻也讓政府不敢從事後一種行為。如果批評自由主義的人有什麼不滿，這大概就是不滿的關鍵所在。自由之外，應有德性，否則社會的素質無法提升。當代自由主義者認為自由就是德性，因此只能成就半個社會。

我們好奇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為什麼會對這個問題渾然不覺－－彷彿只要說明自己引用的理論是西方主流的政治自由主義，就可以回答一切質疑？筆者的猜想是：中國的自由主義並沒有認真思考過自由主義本地化的問題。自由主義其實是西方近代歷史的產物，具有相當特定的文化性格。無論是政教分離、分立制衡、法律主治、程序正義等等，都有其背後的故事與原由。自由主義在西方奠定基礎之後，開始對其他地區發揮影響──無論是以「強迫推銷」或以「歡迎傚法」的方式。就中國及台灣的情況來講，這個普及化的發展並不是壞事，因為公民的權利意識提升了、社會的整體資源也增加了。不過，普及化涉及不同文化接觸、調適的過程，不能當成一個「抽像理論擴大應用範圍」的簡單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舊有文化必須重新整理，以成為新文化的基礎與助力。否則就會使調適過程充滿摩擦與挫折。相對地，被引介的文化也必須尊重既有文化的結構性因素，設法從中找出各種接榫的可能，否則普及的過程就容易變成一個霸權赤裸入侵的過程。此一工作無可避免涉及概念的提煉、鎔鑄、與創造發明，如果新興的語彙能夠精準傳遞訊息，又能讓語言使用者感到熟悉親切，則接榫過程將會比較順利。反之，則會製造許多猜忌與抗拒。

從這個角度反省，自由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並不是一個理想的過程。因為在短暫的時間裡，大量生硬的詞彙被直接翻譯過來，而解釋這些詞彙的文字，也經常如同天書般難以閱讀，或艱澀得如同嚼蠟。舉例而言，primary good至今仍無恰當的翻譯，justice as fairness也常常被解釋得不知所云。當人們由於外來語的專業性而感到疏離時，掉弄更多的書袋並無助於解決任何問題。人們會自然而然地回歸傳統語言，因為在傳統語言中，他們才有熟悉感、才有溫暖、才有生命。許多時候，古典主義（或保守主義）之所以吸引人，並不是因為過去的制度或理想真的讓人相信可以落實，而是因為其使用的詞彙及文字讓人有歸鄉的感覺。憲政民主的對手不可能是禪讓或井田，而是無法讓憲政民主在地化的生硬語言。

那麼，問題是在選擇「政治自由主義」或「倫理自由主義」嗎？還是在選擇白居易或黑格爾的語言？




毛澤東：反對自由主義

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3_03_07_130225.shtml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

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是積極地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

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洩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泰然處之，行若無事。這是第六種。

見群眾不宣傳，不鼓動，不演說，不調查，不詢問，不關心其痛癢，漠然置之，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共產黨員，把一個共產黨員混同於一個普通的老百姓。這是第七種。

見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不憤恨，不勸告，不制止，不解釋，聽之任之。這是第八種。

辦事不認真，無一定計劃，無一定方向，敷衍了事 ，得過且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這是第九種。

自以為對革命有功，擺老資格，大事做不來，小事又不做，工作隨便，學習鬆懈。這是第十種。

自己錯了，也已經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這是第十一種。

還可以舉出一些。主要的有這十一種。

所有這些，都是自由主義的表現。

革命的集體組織中的自由主義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種腐蝕劑，使團結渙散，關係鬆懈，工作消極，意見分歧。它使革命隊伍失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政策不能貫徹到底，黨的組織和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這是一種嚴重的惡劣傾向。

自由主義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產生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者以抽像的教條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原則。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不準備拿馬克思主義代替自己的自由主義。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義是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是和馬克思主義根本衝突的。它是消極的東西，客觀上起著援助敵人的作用，因此敵人是歡迎我們內部保存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的性質如此，革命隊伍中不應該保留它的地位。

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積極精神，克服消極的自由主義。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忠實，積極，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以個人利益服從革命利益；無論何時何地，堅持正確的原則，同一切不正確的思想和行為作不疲倦的鬥爭，用以鞏固黨的集體生活，鞏固黨和群眾的聯繫；關心黨和群眾比關心個人為重，關心他人比關心自己為重。這樣才算得一個共產黨員。

一切忠誠、坦白、積極、正直的共產黨員團結起來，反對一部分人的自由主義的傾向，使他們改變到正確的方面來。這是思想戰線的任務之一。

（本文發表於1937年9月7日）





埃及革命觀察（一）：自由主義者與世俗派

http://www.guancha.cn/wang-ding-nan/2013_03_18_132571.shtml

王丁楠
青年學人，遊學埃及

兩年前，埃及示威者在短短20多天內將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趕下政治舞台。這是主要政治派別共同努力的結果，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民眾求發展、求變革的心願。在這股歷史合力中，埃及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於自身的種種矛盾，兩年來，他們始終缺乏來自民眾的廣泛支持。

自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發革命以來，各國學者運用一系列理論和概念為之解讀、定性。其中一些學術探討與所在國的實地情況、與當地民眾的所思所想是有偏差的。僅就埃及1.25革命而言，這場變革具有多重屬性，難以一概而論。將其簡單地歸為民主化浪潮、宗教革命、或是改善民生的運動都不夠準確。

兩年前，每個參與者都帶著自己的憧憬和主張加入變革的潮流。穆巴拉克宣佈下台後，當短期的共同目標得以實現，社會的凝聚力也逐漸消散。不同團體都堅稱是革命的「接班人」，他們之間的分歧變得越來越無法調和。而大眾則夾在他們的爭論之間，迫切等待生活改善，卻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希望。基於在埃及近兩年的生活經歷和實地觀察，我希望繞開一些過於學術化的探討，僅從埃及國內不同社會群體入手，為讀者提供分析和討論的素材。這篇文章單說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

需要指出的是，將他們稱作「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是出於敘述方便，且埃及國內也這樣稱呼，因此沿用。事實上，這樣的歸類是不準確的，主要問題在於這些人自身的矛盾性格。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正義、公民自由、信仰平等，以及提高女性地位、重振民族尊嚴是受到埃及民眾擁護的。

然而這樣的政治主張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行為很不一致：比如，自由主義者支持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改革埃及政治制度，卻極力避免革命後伊斯蘭勢力通過民主程序崛起；他們自詡革命的領導者，卻未能在選舉中得到大眾的廣泛支持；他們歡呼埃及革命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卻對被推翻的舊政權心存留戀；如今，面對穆爾西政府的種種弊病，他們一方面選擇在體制外抗爭，敦促總統下台，另一方面又拿不出切實可行的過渡方案；他們聲稱正在領導民眾進行反政府抗議，事實上卻是被示威者領導。對於上述這些問題，埃及民眾感觸很深。

從收入水平上看，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大多處於普通民眾不可企及的社會上層，有較多的海外關係。在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執政期間（1970-2011），他們憑借政治裙帶、海外關係和土地資本積累了大量財富。1.25革命開始後，這些家庭的第二、第三代憑借得天獨厚的優勢和對西方話語的瞭解一度成為向國際媒體通報埃及革命消息的「發言人」。

然而，這些人僅僅是埃及「革命青年」(shabab thawra)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是與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格格不入的。從打招呼、說話、走路到吃飯、交通和購物，這些年輕人的一舉一動都彷彿和同齡人身處兩個世界。當我們一起學習和活動時，他們的問題常常令我無從回答：「你怎麼能到街市上買日用品？」「你居然坐地鐵和小巴？還吃Kusheri（一種傳統的街頭小吃）？！」「為什麼要和看門的人打招呼？」（詳見博文《兩校瑣記》）。

在一個半數人口日均收入不及兩美元的國家裡，這些人可以開著跑車馳騁於別墅和商廈間，每天在餐廳裡享受幾百鎊一頓的菜餚；當窮人因買不起房子而一年四季住在尼羅河畔的無篷船上時，他們可以在私人遊艇上聚會到天亮。這些堅信民主和自由的年輕人嚴守著上流社會的交際圈，不越雷池一步。身份不同，便老死不相往來，幾乎成了埃及社會幾十年不變的戒律。

在埃及，收入水平的差距直接決定一個人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從受教育程度看，高額收入使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有權享受不同於大眾的「精英」教育。他們不會和絕大多數年輕人一起讀免費的公立中學和大學，而是去多語種的私立高中上學，之後進入開羅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埃及英國大學(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德國大學(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國際大學(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或者直接赴海外深造。與擁有25萬本科生而擁擠不堪的開羅大學相比，埃及的這些私立學府採取小班教學，用外語講授西方課程。而後者的學費也幾乎與歐美高校無異。

在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看來，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埃及革命的發起者，關鍵在良好的教育基礎：「公立大學的教育是垃圾」，「埃及人被歪曲了的伊斯蘭教義洗腦，不懂得如何實現民主和自由」。在已有近百年歷史的開羅美國大學，學生們經常說，出了這個校門就是另一個世界，那裡儘是些「沒有受過教育、被宗教愚弄、無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人。然而其他埃及人卻普遍認為，這些外國政府所設的私立大學「不屬於埃及」，是西方「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工具」；「那裡的學生沒有良好的宗教信仰，也不覺得自己是埃及人。」

自由主義者認為1.25革命是自由戰勝專制的開始，並致力於將民主抗爭進行到底。但他們對穆巴拉克政權的態度並不明朗，這是與伊斯蘭黨派整齊劃一地例數前政府「罪行」截然不同的。在與舊政權的關係上，埃及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是穆巴拉克政權的受益者。在革命後的政黨政治中，奉行自由和世俗主義的政黨領導人有些曾是前政府高官，一些黨派——如埃及會議黨（hizb-l-muatamir-l-misrii）——甚至直接吸納已被解散的民族民主黨（穆巴拉克所在的執政黨）黨員加入。反對者據此將自由主義者稱為「前政府餘孽」。這樣的歸類是以偏概全的。

事實上，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對穆巴拉克政府的態度有許多種。僅就我現有的採訪來看，儘管一些省市或軍隊要員及其家屬直言不諱地表示擁護穆巴拉克，大多數人還是批評穆巴拉克政府長期壟斷政權，選舉舞弊嚴重，人們沒有自由。一些年輕人說，革命前警察和內政部對民眾暴虐，隨意抓人關入監獄，他們兩年前走上廣場就是因為看到朋友和親人被警察打死打傷。也有些人表示，兩年前他們為了民主、自由而抗爭，旨在向政府施壓、敦促政治改革，但穆巴拉克下台並非他們所願。

儘管對前政府的評價各異，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卻一致認為眼下是「埃及歷史上最壞的時期」。這句話是針對革命後伊斯蘭勢力崛起而言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希望維持埃及政府50多年來的世俗化政策，強調政治與宗教應截然分離，抑制伊斯蘭團體發展。這樣的立場贏得了作為少數群體的埃及基督教徒的支持。

此外，他們還主張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有人甚至提議為了向自由國家邁進，埃及應建立佛教和印度教徒的禮拜場所，引得民眾議論紛紛。兩年來，在自由主義者之間普遍存在的共識是：1.25革命是他們領導埃及人推翻專制的民主化運動，然而革命開始後，以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勢力蓋過了民主、自由的聲音，並通過宗教愚民手段篡奪了革命成果；於是，隨著穆巴拉克下台，二次革命的序幕被拉開，埃及面臨的首要問題變成如何避免伊斯蘭勢力崛起，如何避免民主革命演變成一些人所謂的「伊斯蘭革命」。

由於穆兄會在革命前屬於政府規定的非法組織，直到今天很多自由和世俗主義者仍質疑它的合法性，認為穆兄會無權組黨參政。然而兩個繞不開的問題是：

首先，自由主義者力圖阻止伊斯蘭黨派掌握政權，但又不得不承認後者應有的政治權利。畢竟，被前政府強力打壓的伊斯蘭黨團在革命後通過民主程序走上政治舞台，是順應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主張的。第二，世俗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宗教完全分離在相當一部分埃及民眾看來既不美好、也不可行，因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伊斯蘭是生活的總方法。許多埃及人信賴、認可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政黨。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更是認為，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各種問題積重難返正是政府強化世俗主義、與伊斯蘭教義漸行漸遠的惡果。

穆巴拉克下台後，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曾一度對穆兄會和其他更保守的伊斯蘭組織談虎色變。在2011年12月舉行的議會選舉期間，穆兄會打出沿用已久的口號——伊斯蘭是解決問題之道(al-islam howa-l-hal)——為候選人拉票。此舉遭到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的強烈批評。他們組成「埃及陣營」(al-kutla-l-misriya)，聲稱穆兄會和薩拉菲(salafi)是一群用宗教操控人民的政治投機分子，並表示伊斯蘭黨派比穆巴拉克和軍政府更可怕——後者不過貪戀權力，前者則依仗無知民眾對宗教的盲目崇拜有系統地剝奪公民自由。

當時，多數埃及媒體也為自由派造勢，社會上謠言四起。第一輪選舉結束後，比穆兄會更保守的薩拉菲光明黨(hizbnour)成為繼穆兄會後得票最多的黨團，恐懼情緒頓時充斥新聞報道的字裡行間。一些媒體散佈消息說，保守的伊斯蘭勢力一旦上台會在全國禁酒，並強制外國遊客遵守伊斯蘭教法，甚至破壞包括獅身人面像在內的一切宗教偶像。

然而，大多數埃及民眾真心認為伊斯蘭是解決問題之道，儘管他們對如何協調政治與宗教的關係有不同看法。2013年年初，埃及通過了革命後的新憲法。其中第二條規定，伊斯蘭教法(sharia)原則是國家立法的首要依據。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因此組成「救國陣線」(gabha-l- inkaz-l-watani)，反對新憲法突出伊斯蘭地位。一些學者和媒體分析說，正是這一條款引起埃及民眾的強烈爭論，導致數十萬人上街抗議。這是有失事實的。民眾上街抗議，爭論的焦點並非宗教問題。絕大多數埃及人擁護伊斯蘭教法，並支持將它納入新憲法。

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通曉西方的話語體系，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外界對埃及革命的解讀。然而缺乏群眾基礎是他們兩年來一直難以迴避的問題。鑒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與前政府和伊斯蘭勢力的關係，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被反對派貼上「社會上層」、「舊政權餘孽」、「美國傀儡」和「反伊斯蘭」、「親以色列」的標籤。這些稱號在社會廣泛流傳，特別是親美、對以色列緩和、反對伊斯蘭三條，已經跨過了埃及民眾可以容忍的底線。

2012年9月，埃及示威者衝擊美國使館後，一些美國官員來到埃及問：為什麼我們給埃及這麼多經濟和軍事支持，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們？埃及人給出的答案是近乎一致的：因為美國的資金和武器最終只會流入那些支持美國和以色列、詆毀伊斯蘭、那些在美歐有大量存款的埃及人手中。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想要擺脫公眾的這種看法，短期內是很難實現的。

自今年1月25日紀念革命兩週年起，埃及國內反對總統穆爾西和穆兄會的抗議之聲此起彼伏，不時在多省演變為激烈的暴力衝突。但在抗議現政府的旗號下，不同政治組織的主張有很大差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世俗派政黨組成的救國陣線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並被一些人解讀為抗議穆爾西政府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領導者和最前線。然而必須說明的是，救國陣線始終不是埃及抗議浪潮的領導者，也沒有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恰恰相反，他們是依靠批判穆爾西政府而存在的，其政治主張隨著示威者的口號搖擺不定。

除反對穆兄會以外，救國陣線缺乏堅定的內部共識、獨立的政治主張和明確的救國路線。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退出制憲委員會、拒絕參加政府發起的對話進程和4月即將到來的人民議會選舉，更是被許多人指責為「缺乏建設性」、「唯恐天下不亂」。時至今日，埃及人的抗議之聲已從開羅的解放廣場和總統府波及到其他省份，救國陣線與穆兄會一併成為眾矢之的。大批民眾認為，無論是伊斯蘭勢力還是自由主義者都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後者只想利用示威者作炮灰把穆兄會趕下台，從而攫取政治權力。

當前，自由主義者與伊斯蘭黨派之間的爭執難以調和，但與後者不同的是，自由和世俗主義者的群眾基礎非常有限，它與伊斯蘭勢力的對抗並非（一些媒體所言的）埃及社會斷裂的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