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輸出自由市場民主釀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盪

[徐元直]

　　一九九四年九月的一天清晨，我接到母親從加州打來的電話。她告訴我我的姑媽莉安娜，也就是我父親的孿生姐姐，在菲律賓她的家中被她自己的司機割喉。母親用我們老家的客家話告知了我這一消息，但「謀殺」這個詞她是用英語講的，彷彿是要憑借語言的牆壁，將這一事件阻擋在我們家門外。

　　根據警方的報告，我的姑媽莉安娜，「一名五十八歲的獨身女子」，是在她的客廳被一把「菜刀」砍死的。她的兩個女傭交代說，我姑媽的司機尼洛·阿比克在她倆知情和給予協助的情況下，策劃和實施了這一謀殺行為。

　　在馬尼拉有名望的華人墓地，我家的親戚們為我的姑媽舉辦了一個隱秘的葬禮。我祖上有不少人都安葬在這個墓地裡的白色大理石家族墓穴中，但據請來看風水的道士說，由於我姑媽是凶死，因此她不能跟族中其他人合葬。於是她被獨自安置在一個小墓穴中。我無法理解我的親戚們就事論事般的近乎麻木的態度。我的姑媽被伺候她的人、與她朝夕相處的人冷酷地殺害了，為什麼他們感受不到足夠的震驚？當我追問我叔父時，他對我有點不耐煩。「這裡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嘛，」他說，「這裡是菲律賓，不是美國。」

　　我叔父絕非單純的麻木不仁。原來，我姑媽的死遵循著一個普遍的模式。在菲律賓每年都有數以百計的華裔被綁架，綁匪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菲律賓裔。菲律賓的警察，他們本身都是出身貧窮的菲裔，在處理這類案子時是臭名昭著的無動於衷。當有西方記者問，為什麼暴力攻擊的目標總是華裔時，一名菲律賓警察咧嘴一笑回答說，那是因為「他們比較有錢」。

　　我的家族屬於菲律賓那個數量不起眼、但經濟實力雄厚的善於經營的華裔少數族群。儘管只佔人口的百分之一，華裔菲律賓人卻掌控著高達百分之六十的私營經濟，包括菲律賓的四條主要航線和幾乎所有的銀行、酒店、購物中心以及主要的集團企業。

　　自我姑媽遇害以來，有一段童年的記憶總是糾纏著我揮之不去。那年我八歲，住在馬尼拉我家的高宅大院裡。一個清晨，天還沒亮，我醒了，到廚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樓下多走了一節樓梯，因為我實實在在地絆在了六條大漢的身上。我發現了男僕們住的地方。我家的勤雜工、園丁和司機——有時我想像阿比克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正鋪著蓆子睡在骯髒的地板上。那地方散發著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嚇壞了。

　　後來我跟姑媽莉安娜講起了這件事，她慈愛地笑起來，解釋說那些僕人能給我家做工算是走運。要不是有這份活幹，他們就得上無片瓦地睡在路溝裡與老鼠為伍。菲律賓人嘛，又懶又笨，別無所求。要是他們不願意給我們干，他們隨時可以請便。說到底，他們是雇工，又不是奴隸。

　　在菲律賓的大約八千萬菲裔人口中，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兩美元。百分之四十的人一輩子都居住在臨時收容站，百分之七十的菲裔鄉下人自己沒有土地，幾乎有三分之一的菲裔人口享受不到公共衛生設施。在菲律賓，成千上萬的菲裔在給華裔打工，但幾乎沒有華裔為菲裔打工。華裔主導著工商業的每一個社會層面。全球市場經濟強化了這一主導地位：當外國投資者到菲律賓做生意時，他們接觸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裔。除了一小撮腐敗的政客和少數西班牙混血的貴族家庭以外，菲律賓所有的億萬富翁都是華人的後裔。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菲律賓所有髒累卑微的下等工作都被菲裔包攬了。所有農民都是菲裔。所有的保姆傭人和遊民都是菲裔。

　　每次一想到尼洛·阿比克我的心中就湧起仇恨與厭惡。但有些時刻我也會意識到，華裔確實應該正視廣大的菲律賓多數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樣的人：在他們眼裡，華裔作為剝削者、外來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優越是難以容忍的。我永遠不會忘記警方報告中阿比克的「殺人動機」一項中，所填寫的內容不是搶劫，儘管填寫了這個司機盜走的珠寶和錢財，被當作動機的只有一個詞：「報復」。

　　在這個比我們絕大部分人所想像的凶殘得多的世界上，我姑媽的被害只是滄海一粟。在美國我們讀到大屠殺和種種野蠻事件，起初遠在天邊，現在離自己越來越近。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之間的聯繫，也不知道我們在這些事件的發生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早期的塞族集中營裡，女囚反覆遭到姦淫，女兒們往往與母親一起受辱。至於男囚，就被高唱著國歌的塞族衛兵活活打死；如果沒這麼幸運的話，他們會被割掉生殖器，或者，在槍口下，被迫閹割其他被囚的難友，有時是用自己的牙咬下來。

　　一九九四年在盧旺達，普通的胡圖人在短短三個月間殺了八十萬圖西人，常常用大刀砍死，身首異處。

　　一九九八年在加爾各答，印尼暴徒叫喊著打、砸、搶了數百家華裔店舖和住所，燒殺搶掠間有兩千人喪生。一名倖存者是個十四歲的華裔女孩子，後來服鼠藥自盡，她曾在親生父母面前慘遭輪姦。

　　一九九八年在以色列，一名自殺襲擊者駕駛著滿載爆炸物的轎車衝向了一輛校車，校車內有三十四名猶太小孩，年齡都在六到八歲間。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類似的事件加劇了，成了家常便飯，成了巴勒斯坦人的仇恨的一個強大的集體表達。「我們恨你們」，阿拉法特的一名資深官員在二○○二年四月對此表示。「空氣仇恨你們，大地仇恨你們，樹木仇恨你們，你們呆在這塊土地上毫無結果。」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中東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美國飛機。他們摧毀了世貿中心大廈和五角大樓的西南部，砸死燒死了大約三千人。「美國人，想想吧！為什麼你們在世界到處引起仇恨」，一個阿拉伯示威者高舉的橫幅上這樣寫著。

　　除了暴力以外，這些事件之間有什麼內在關聯嗎？答案就在今天世界上運作中的三股最大的力量的關係上：市場、民主和種族仇恨，這三者之間的爆炸性碰撞正有增無已。

　　《起火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釀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盪》一書討論的是一種現象，即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market-dominant minori-ties）現象：由於種種不同原因，一些少數族群在市場條件下趨向於在經濟上起控制作用，在極大程度上控制著他們周圍的「本土」多數族群。

　　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在世界上隨處可見。華人不僅在菲律賓，在東南亞各國都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一九九八年，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的印尼華裔控制著大約百分之七十的印尼私營經濟，包括該國所有最大型集團企業。在緬甸，華裔經營者簡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經濟。白人在南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並且，在某種更複雜的意義上，在巴西、厄瓜多爾、危地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國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亞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克羅地亞人在前南斯拉夫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猶太人在冷戰後的俄羅斯也幾乎肯定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是自由市場民主的不起眼而又致命的缺陷。在有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存在的社會裡，市場和民主不單是偏愛不同人，或者不同階級，而且偏愛不同族群。市場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手中聚斂令人咋舌的巨額財富，而民主則賦予窮困的大多數的政治力量。在此情況下，對自由市場民主的追求成為啟動潛在的災難性民族國家主義的發動機，造成備感挫折的「本土」多數族群——那些很容易被拉選票的投機政客煽動的人們——起而對抗他們所仇視的富有的少數族群。今天，這一矛盾正在一個國家接一個國家地上演，從印尼到塞拉利昂，從津巴布韋到委內瑞拉，從俄羅斯到中東。

　　自「九一一」以來，這一矛盾也開始在美國顯現。今天無論在哪裡，美國人都被視為這個世界上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展現著與美國的面積及人數極不相稱的經濟實力。這使美國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一如世界各地其他許多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所經歷的那樣。

　　全球反美主義的產生有諸多原因，諷刺的是，其中原因之一乃是自由市場和民主在全球的擴展。在全世界範圍內，全球市場都被極大地理解為是在強化美國的財富及其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全球的平民主義者和民主運動將力量、合法性和發言權賦予世界上貧困、迷惘和被排斥的群眾以力量、合法性和發言權。非西方國家的人們比美國人更容易承認這樣一點：自由、公平的選舉會把權力帶給反市場、反美的領導人。在過去二十年裡，美國人一直大力地在世界範圍內同時推進市場化和民主化。在這個過程中，美國將受挫群體的憤怒情緒牽引到自己身上。

　　自由市場民主與世界各地的種族紛爭之間的關係，是與全球化密不可分的。但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這一現象引發了複雜的糾葛，同時躲過了全球化的熱衷者及其批評者的視線。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由市場和民主在世界上空前的擴展構成，並因這一擴展而激化。二十多年來，美國人領導下的市場和民主的全球性擴展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通過強有力的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美國政府幫忙將資本主義和民主選舉帶給數以億計的民眾。與此同時，美國的跨國公司、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席捲了世界，帶著投票箱和漢堡王、hip-hop音樂和好萊塢、銀行條碼和美國人起草的規章制度。

　　在全球化的支持者中盛行的一個觀點是，市場和民主是包治欠發達國家百病的萬能藥方；市場資本主義是世上所知最有效的經濟體系；民主是世上所知最公正的，也是最尊重個人自由的政治體系；市場和民主的攜手並進，就會逐步將世界轉化成一個繁榮的社區、遠離戰爭的各國，並將個體轉化成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識的公民和消費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即是這一佔有主導地位的觀點的傑出擁護者。在他的暢銷書《凌志與橄欖樹》中，他再造了一個美林投資銀行並說，「自由市場和民主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正在允許各地更多的人將志向化為成就」，消除的「不僅是地理的邊界，還有人的邊界」。全球化「傾向於把所有敵、友都轉化為『競爭者』」。弗裡德曼還提出了他的「預防衝突的金拱門理論」，聲稱「沒有哪兩個都有麥當勞的國家之間彼此打過仗……」（不幸的是，耶魯大學歷史教授約翰·蓋迪斯指出：「美國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盟友們恰恰選擇那樣一個不吉利的時刻開始轟炸貝爾格萊德，那個城市中的麥當勞多得令人尷尬。」）

　　對於全球化的擁躉來說，治癒世界上的集體仇恨及種族暴亂的方法是直截了當的：更多的市場和更多的民主。於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弗裡德曼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印度和孟加拉是中東的好「榜樣」，並聲稱對恐怖主義和激進伊斯蘭教徒的解決之道就是——「多種族的、多元主義的、自由市場民主」。

　　與之相反，本書提出的論點是，在非西方世界中，市場和民主的全球擴展是集體仇恨和種族暴亂的一個首要的、使之惡化的原因。在世界上存在著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許多社會裡，市場和民主並非相得益彰。由於市場和民主在這樣的社會施惠於不同的族群，對自由市場民主的追求便造成了極不穩定、極易摩擦起火的狀態。市場將巨大的財富集中到「外來的」少數族群手中，在時常處於貧困的多數族群中挑起嫉妒和仇恨。從絕對意義上說，多數族群的生活可能會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這也是許多全球化討論所集中的爭議所在——但任何意義上的改善都敵不過他們的持續貧困和他們所仇視的少數族群非凡的經濟成功。更為恥辱的是，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同他們的外國投資夥伴一道，總是會進一步控制國家經濟要害，即往往是象徵著一個民族的遺產和特徵的那部分——石油之於俄羅斯和委內瑞拉、鑽石之於南非、白銀和錫之於玻利維亞、柚木和紅寶石之於緬甸。

　　民主在此情況下的引進，並不會將一個國民社區中的選民轉變為思想開放的公民夥伴（cocitizen）。相反，對選票的角逐助長了蠱惑人心的政客，他們將遭人嫉恨的少數族群當作替罪羊，煽動種族民族主義運動，提出要讓「國家的真正主人」重新獲得國家的財富和民族身份。上世紀九十年代，當美國為民主的全球擴展而歡呼的時候，種族化的政治口號也激增了：「格魯吉亞屬於格魯吉亞人」、「厄立特裡亞人滾出埃塞俄比亞」、「白人應該離開委內瑞拉」、「哈薩克斯坦屬於哈薩克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

　　在存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社會裡推行自由市場，其結果幾乎無一例外是遭到對抗。對抗的表現形式一般為三種。其一是對市場的對抗，將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財富當作靶子。其二是親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力量對民主的對抗。其三是對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本身實行的暴力，有時這種對抗是種族滅絕性質的。

　　津巴布韋的今天便是對第一種對抗形式的生動詮釋。多年來，羅伯特·穆加貝總統一直在鼓勵著對白人所擁有的上千萬英畝商用農田的搶奪。如一位津巴布韋人解釋說：「土地是我們的，外國人不應該在這裡擁有土地。沒有哪個津巴布韋黑人在英國擁有土地，為什麼該有歐洲人擁有這裡的土地？」穆加貝本人說得更為直截了當：「直戳白人——我們真正的敵人——的心口之痛！」這個國家中的多數白種「外國人」都是第三代津巴布韋人。雖然僅佔人口的百分之一，他們卻世代控制著這個國家百分之七十的上好土地。眼看著津巴布韋的經濟因大規模的土地搶奪而急劇下滑，美英兩國攜手與十幾個人權組織一道，敦促穆加貝總統下台，高調呼籲「自由公正的選舉」。但是，將民主當成解決津巴布韋問題的答案是一個太過天真的想法，千萬別忘了穆加貝本人就是民主的產物。作為津巴布韋黑人解放運動的英雄和在群眾中呼風喚雨的大師，他在受到嚴格監督的一九八○年選舉中大獲全勝，許諾要徵用被白人「偷走」的土地。對這一許諾的不斷重複使得他從此在選舉中無往不勝。 在具有經濟優勢的少數族群與具有人口優勢的貧困的多數族群之間的博弈中，多數族群並非永遠佔上風。除了對市場的對抗以外，另一種結局是對民主的對抗，即犧牲多數族群的意志而使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受益。這類例子可謂俯拾皆是。實際上，本書將表明，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裙帶資本主義」全部都涉及到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從費迪南德·馬科斯在菲律賓袒護華人的獨裁統治，到塞拉利昂總統賽厄卡·史蒂文斯與五名黎巴嫩珠寶商的影子同盟，直到今天肯尼亞總統丹尼爾·阿拉普·莫伊與幾個印度巨頭的「業務安排」。

　　第三種也是最慘烈的一種對抗是多數族群支持下的、旨在消滅某一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暴力。兩個最切近的例子是前南斯拉夫發生的對克羅地亞人的種族清洗以及盧旺達的圖西族大屠殺。這兩起事件中都有被嫉恨的、其富裕程度與人口比例不相稱的少數族群受到相對貧困的多數人中的成員的攻擊，而其攻擊都受到種族民族主義政府的煽動。換句話說，市場和民主是盧旺達和南斯拉夫種族屠殺形成的原因之一。

　　值得稱道的是，全球化的批評者提醒人們注意到自由市場產生的古怪的失衡狀況。上世紀九十年代，托馬斯·弗蘭克在《上帝之下的一體市場》（One Market under God）中寫道，全球市場使「公司成為地球上最強有力的機構」，將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們轉變成「有史以來最富的精英階層之一」，同時，從美國到印尼，「以二十年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決絕態度遺忘了窮人」。站到弗蘭克一邊對「萬能的市場」進行批評的是一群奇特的同盟者：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美國農場主和工廠工人、環保主義者、美國勞工聯盟及產業工會聯合會、人權活動家、第三世界的捍衛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在西雅圖、達沃斯、熱那亞和紐約進行抗議活動的其他組織。 全球化的辯護者們回應說，沒有全球市場化，世界上的窮人甚至會更窮。最近的世界銀行研究顯示，除了一些重要的特例以外——包括大部分非洲地區——全球化的「涓流下滲（trickle down）」使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和富人一樣獲得了收益。但在更根本的意義上，全球化的西方批評者們忽視了市場不均問題的種族層面。他們傾向於從階級衝突而不是種族衝突的角度看待貧富問題。這一視角或許在先進的西方國家是有意義的，但發展中國家的種族現實卻與西方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因此，全球化的批評者們提供的經世之道在運用到非西方社會時往往是短視甚至危險的。

　　本質上，反全球化運動所要的一件東西是：更多的民主。所以該運動的大祭司之一諾姆·喬姆斯基澄清說，從總體上看並不存在反對「全球化」的鬥爭，只有反對一小撮「救世主」以犧牲真正民主的社區為代價而樹立的全球「新自由主義」的鬥爭。如出一轍地，在二○○二年巴西的世界社會論壇上，「公共公民（public citizen）」的成員洛瑞·華萊士拒絕被貼上「反全球化」的標籤，並解釋說，「我們的運動，實在說來，要的是全球民主、平等、多元、公正和生活素質」。

　　全球化的批評者們要求對全球市場造成的巨大的貧富不均現象給予更多關注，在這點上他們是正確的。但是，正如將市場當作解救世人於貧困和傾軋的萬靈藥是危險的一樣，將民主看作包治百病同樣是危險的。從長遠上看，市場和民主或許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最佳的經濟和政治前景。但在短期上，市場和民主卻是問題的一部分。

　　「市場」、「民主」和「種族」的概念都是眾所周知難以定義的。部分原因是對這些詞的解釋無一是準確的。事實上，我在這本書中所希望表明的正是：目前在發展中國家所力促施行的「市場體系」，與當代西方國家中所存在的有很大區別；目前在非西方世界推行「民主化」進程，與西方國家自己所經歷過的並不是一回事；而「種族」則是一種不確定的、人為的和具有被操縱危險的概念。

　　在西方，「市場經濟」或「市場體系」這樣的詞指的是主要基於私有財產和競爭的寬泛的經濟體系，由政府進行實質的（如在美國的情況）或廣泛的（如在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情況）規範和再分配。諷刺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年裡，美國一直在整個非西方世界中推動原始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一種早已被西方拋棄了的市場形式。在本書中，除非另外說明，「市場化」、「市場」和「市場改革」這些詞指的是那種目前實際上在西方以外實施的、親資本主義的舉措。包括私有化、對國家補貼和控制的去除、自由貿易以及親外國投資的積極意向。在實際操作上，它們極少會有實質性的再分配措施。類似地，儘管「民主」千姿百態，我將用「民主化」這個詞指代的，是在今天的非西方世界中實際推行和實施的那種政治改革，實施以普選權進行的當即的選舉。毋庸贅言，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必然會包括更多的實質性的原則，比如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少數族群的保護。但是將這些原則納入民主的定義無異於將期望與現實混為一談。值得提醒人們注意的是，西方國家歷史上從來沒有在任何情況下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與一夜之間實現的普選權同時並舉過，而這一自由市場民主的配方現在卻被強加給世界各地的發展中國家。

　　種族是另一個引起眾多爭議的值得商榷的概念。為本書的宗旨起見，我將假定「種族」不是一個能夠科學地確定的形態。相反，「種族」所指的將是某種集體身份的識別，一種歸屬於某一人群的感覺，即「家族譜系的一種廣泛延伸了的形式」的體驗。這一種族的定義用意非常寬泛，並認可了對其主觀領悟的重要性。它涵蓋了人種上的區別（例如美國的黑人和白人），地域來源上的區別（例如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華人和印第安人）以及語言的、宗教的、部落的和其他文化上的區別（例如肯尼亞的基庫尤部落和卡倫今部落，或者中東的猶太人與穆斯林）。

　　種族身份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處於轉換中並具有高度的可塑性。例如在盧旺達，佔人口百分之十四的圖西少數族群，作為有牛的貴族階層，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操縱胡圖多數族群達四個世紀。但在這一時期的多數時間裡，胡圖人和圖西人之間的邊界是可滲透的。這兩族人講同樣的語言，出現了通婚現象，成功的胡圖人會「成為圖西人」。而這種狀態在比利時人到來之後就不復存在了——這些沉浸在似是而非的人種優劣理論中的人們以鼻子的長度和頭蓋骨的周長為依據頒發了種族識別卡。它所導致的更為鮮明的種族區分後來被胡圖力量的領袖所利用。類似的種族邊界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各地亦然——那裡常言說是沒有「種族區分」的，因為每個人都是「混血」——大量貧困的玻利維亞人、智利人和秘魯人突然間得知他們是艾瑪拉人、 印加人或乾脆是印第安人，凡此種種最能引起共鳴和可資調動的身份。這些本土化運動未必是好事也未必是壞事，但它們極富感染力。對身份的主觀領悟依靠的往往是個體所賦予的更「客觀」的特質，例如形態特徵、語言的不同或血統世系。那樣的種族身份可能同時是出自人類想像的人造製品，它植根於歷史最黑暗的幽秘之處——形態不定並具有可操縱性，同時又舉足輕重到了足以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步——這正是使得種族衝突如此令人吃驚地難以理解和控制的原因。

　　我經常會遇到對我的觀點的一些誤解。在此我要做些解釋。首先，這本書並不提供某種適用於每個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理論。確實有不存在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阿根廷是兩個主要例子。其次，我並不認為種族衝突只在有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存在的情況下出現，將經濟上受壓迫群體作為種族仇恨目標的實例不勝枚舉。最後，我絕不試圖將任何特別的種族暴力個案——無論是前南斯拉夫各方都難辭其咎的大屠殺還是對美國的襲擊——歸罪於經濟怨恨，歸罪於市場，歸罪於民主，歸罪於全球化，或歸罪於任何其他單個原因。大量交叉的因素和複雜的機制，例如宗教、歷史宿怨、領土爭端，或者某一國家的外交政策，都常常在起作用。

　　我的觀點毋寧說是：在世界上那些存在普遍貧困和一個主導市場的少數族群的眾多國家中，民主和市場——至少以目前它們被推行的形式來說，只能處於彼此的強烈對峙狀態中。在這種情況下，對自由市場和民主化的同時並舉正以極可預料的方式不斷地催化著種族衝突、導致著災難性後果，包括種族滅絕性的暴力以及對市場和民主自身的顛覆。這已經成為以往二十年來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嚴肅的教訓。

　　（《起火的世界：輸出自由市場民主釀成種族仇恨和全球動盪》，[美]蔡愛眉著，劉懷昭譯，將由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繁體字版由泰德時代出版公司出版）

[參謀ABC]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當中國的商業利益和戰略利益開始逐漸遍佈全球時，中國人和中國政府該如何自處才能減緩、避免原文所以提及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