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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瀚

我們能夠不理會節制而直接找到正義嗎？──柏拉圖

古今中外史上，原本個人德行高貴卻因手握大權而胡作非為的統治者比比皆是。據蘇維托尼烏斯《羅馬十二帝王傳》（蘇史常被史學界認為信據不足），即帝位後素以仁慈著稱的奧古斯都大帝屋大維，在擊殺刺殺凱撒的主謀布魯圖斯之後，對其他被俘者發泄狂怒，不許將被戮者埋葬，讓同時將被處死的父子劃拳以定赦免。24歲即掌英國相位的小威廉.皮特，前後掌權達20年之久，在位期間建立了大英帝國的現代公共財政體系，以穩重、高貴的風度著稱，卻也因憎恨法國革命波及英國而對社會運動痛下殺手，取消人身保護令，踐踏法治。

自古及今，“節制”（據廖申白先生研究，希臘語“σωφροσύνη”包含了與道德德性中所有與明智相關的含義，謹慎、明智、理智、適度、自制、高雅等均含其內，難有對應的漢譯法，英語“temperance”也無法完全轉達其意，以“節制”對應是因為約定俗成）都被列入諸多哲人和偉大政治家的美德表單，古希臘四德、富蘭克林十三德、當代斯蓬維爾（Andre Comte-Sponville）十八德中都有“節制”。人們通常只是將其視為私生活中對欲望與本能的自我控制（若以貢斯當古代人自由與現代人自由的區分，古人的私生活美德也屬於公域美德），但柏拉圖則在《理想國》裡借蘇格拉底之口，認為一個城邦應該是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的，節制被他視為公共四美德之一。

柏拉圖理想中的這城邦四美德被波普爾（Karl Popper）痛斥為極權封閉社會的奴隸德性，但若將前提轉設為自治而非統治、自由而非極權的城邦，這四項美德也是美好秩序的基本要素。“節制”可以說是衡量其他三項美德的重要方法，西塞羅因此將其視為與“謹慎、社會本能、勇氣”一同構成“一切道德上正直的四種來源”，“在決定責任方面的問題時常常需要對這些美德加以相互比較和權衡。”節制最能體現美德的中道精神，它處於某種德性的過與不及兩端之間，比如勇敢處於魯莽和怯懦之間，慷慨處於揮霍和吝嗇之間，亞裡士多德將其比喻為“兩個深淵之間的山脊”。在亞裡士多德那裡，節制是與放縱（如孔子反對的“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對應的一種智性美德，屬於靈魂的德性，優於身體和外在的德性。《中庸》也有類似說法，“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所謂執中、折中、時中，分別對應堅持原則、強調適度及其在前兩者基礎上的靈活應變。近代以來不少人痛批過中庸，將其等同於日常生活中罔顧是非黑白的無原則和稀泥，這至少是對中庸作為方法論的極大歪曲。

節制作為私域美德，時常與食色、娛樂、開銷等日常生活相關，蒙田關於節制的散文裡完全沒有涉及政治，但節制作為行為習慣必然會延及公共領域，因為極少有政治家會時刻牢記私域與公域的區分，從而有效調整自己的行為。中國古代暴君桀、紂，古羅馬暴君卡裡古拉和尼祿，都是生活放縱、性情暴虐之徒，他們腐朽的個人生活也無不殃及公共生活，給國家帶來巨大災難。有些政治人物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奢華，但在權力使用上極其淫濫不自制，從而濫殺無辜、踐踏生命，朱元璋濫殺官員、朱棣濫殺政敵，都是歷史上著名的案例，有時即便是較為清明的君主也會因為權力不受限制而顢頇胡為，如漢文帝對新垣平“夷三族”，唐太宗征伐高麗，也都是濫用權力不節制的案例。至於那些所謂雄才大略而又剛愎自用的君主，濫用權力作惡的例子就更是比比皆是：漢武帝征伐匈奴前後33年，國庫掏空、人口銳減，匈奴仍在邊患猶存，以至民變蜂起，最後漢武帝一紙輪台罪己詔才平息事態。司馬光《資治通鑒》說他“有秦皇之失而無秦皇之禍”，僥幸而已。

弓箭在手，目標為何？政治活動中要節制什麼才能達到何種目標？政治的目的本應保障個體正義、增加公共福祉（若無增加至少不能減少），以及兩者之間發生沖突時如何調整等。節制所指向的便是防止政治行為踐踏個體正義，同時努力提高公共福祉，當兩者出現沖突時，可以靈活處理但必須與原則相符，孔子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

無論中西方，前現代的治理由於公共規則模糊，統治者個人品質瑕疵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使得公共生活中節制權力極其不易。英格蘭成功的憲政與法治經驗昭示了對權力如何通過法治約束，也是最近二百多年才逐漸遍傳全球，各國在照貓畫虎與傳統痼疾之間，仍然留下各類亟待解決的巨大新舊問題。具體政務中，能恰如其分處理的傑出政治家本來就是稀缺資源。法治與憲政已經比較穩固的國家，因其規則，政治家的執政行為即使有偏差，也有療救之法，直至最後讓政治家下台，比如撒切爾夫人因其剛愎自用最後怨聲載道而垮台；而在新興民主國家，還常常由於制度缺陷導致政治家個人政治品德隨權鬥敗壞，直至最後墮落成政治流氓火拼，敗壞國政，甚至導致民主崩潰。1999年巴基斯坦軍事政變得到一定程度默認，就因烏煙瘴氣缺乏規則的權鬥和低效民主讓人失望；烏克蘭最近的危機也與反對派未能尊重法治與憲政相關──在與總統簽署相互妥協協議後出爾反爾撕毀協議，被非法廢黜的總統亞努科維奇叛國反制，求助虎狼鄰邦，最終釀成苦果。

掌握權力的政治家行使權力需要節制──即便有法治規約，任何具有公共效應的政治行動，都需要自覺的節制意識；缺乏法治規約的專制權力既缺乏外力制約，也缺乏內在自我節制的動力，是最壞的權力，人民對此自然具有反對並推翻它的天然權利。但即使是人民在行使這種天然權利時，也同樣存在邊界，需要具體行為上的節制──如美國傑克遜大法官所說，你不能因為害怕女巫就把所有女人燒死。人民針對暴政的暴力反抗權一旦過界，反抗本身也會迅速蛻變為暴力泛濫的暴政，法國大革命就是個典型案例。在臭名昭著的1792年9月大屠殺中，瑪麗皇後的好友、奧爾良公爵的表妹朗巴爾夫人被砍頭割乳、開膛破肚、挖心取腸，屍體被肢解，頭顱挑在竹竿上遊行，一條腿則被裝在炮筒裡，諸多類似暴行讓整個巴黎變成人間地獄。據勒歇爾博尼埃的《劊子手世家》，巴黎暴民的這場大屠殺在兩天內虐殺了約1500人，其中大量女人和兒童。五個月後，法國國民公會投票表決處死國王路易十六。再後來雅各賓獨裁暴政將民粹暴政收編，以斷頭台治國，屠殺了大部分貴族和大量無辜人民，直至羅伯斯庇爾和聖鞠斯特自己也被送上斷頭台。中國歷史上一直暴政鬼打牆，也與此相關，項羽、黃巢、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無一不是殺人狂，黃巢甚至建立專門的人肉加工基地“舂磨砦”，用人肉做軍糧，在包圍陳州的十個月裡至少屠殺了十萬以上平民。世界本不太平，暴政者當權時癒橫暴，它的轟然倒塌就癒震耳欲聾，濺起的血花也癒口人。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幾乎總是迷信暴力，直到最後被暴民反噬。然而，公共領域不必要的狂暴行動，除了踐踏人權，不但不能為未來的善治提供基礎，還是將國家再次推入深淵的愚昧之舉。在反對暴政前提下，政治行動如何有效而有節制，顯然於能否初建善治至關重要。

美國從梭羅以後，在政治領域逐漸形成成熟的“公民不服從”理論與實踐，後來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都屬於這一行動方式，公民不服從運動是在民主政治之下公開而直接地反對某項已經生效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案，並對自己的“違法”行為主動承擔法律後果。這一非暴力行動的模式，正是一種有節制的公共行動方式，後來直接影響了甘地。面對允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相對公正司法的大英殖民帝國，甘地領導印度人民用非暴力的持續抗議趕走了殖民者。非暴力反對的行動方式對於尚處專制暴政下的反抗者有重大啟示，就是無論暴力還是和平推翻暴政政權後，反抗者應當盡可能讓國家迅速進入法治軌道，否則極可能切換到法國大革命的地獄模式。這就是反暴政下公共行動的節制問題。

民主制下通常不僅不該直接暴力推翻民選政府，在表達政治自由時，只要沒有遭到非法壓制與剝奪，也都不應當跨過法治的邊界──只要政府沒有非法打壓和剝奪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人民也沒有權利違反法治對待政府。民主政治下，法治不僅是政府的行動規范，也是包括忠誠反對者所有人的準繩與規則，在對等原則下，政府行為未違反法治規則，人民就無權越界反對政府，即使迫不得已必須暫時破壞法治，也應當主動為自己的權宜違法行為承擔法律後果。總之，法治就是節制民主社會中權力和權利行動邊界的標準，法治本身若有問題，也應按照法治的規則完善它。

據普魯塔克《名人傳》，伯利克裡彌留之際，探望的人群在床前稱頌他的治國成就，伯利克裡大聲反對說，為什麼他們盡在讚揚他一些風雲際會的虛名，而把他最重要的功績給忘了，即“沒有一個雅典人因為我犯下錯誤而白白犧牲性命。”這句話可謂深諳政治行動的節制之道。

本文作者蕭瀚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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