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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嗟爾香港，氣數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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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蛇

發表於： Aug 20 2014, 12:57 　評價：+3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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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zhihu.com/question/24566614/answer/29430592

QUOTE (周牙 @ 香港參與“反佔中”的市民的具體訴求是什麼？)

反佔中就是一群理智的香港人的最後一搏吧

看看這篇文章就知道了

QUOTE

要說香港為什麼會衰落，就要先說香港為什麼會崛起。

總結成功經驗這種事情，向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零一個解釋。不過委員認為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只不過這樣的好機會，之前之後都很難再找了。

首先，讓時光倒推回1840年。從英國最初割佔香港，到朝鮮戰爭爆發，中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段時間裡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錯的經濟發展，但遠沒有日後那麼搶眼。這是因為，當時的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佔據什麼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那麼自然沒有必要繞行英國控制的香港，多費一重周折。香港在當時的地位更側重於軍港，而非商貿中心。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年輕的新中國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被切斷。不過，中國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不便，因為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既然中國並不十分期待來自西方的經濟資源，那麼作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醬油的份了。

轉機起於中蘇分裂。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渠道越來越狹小。而中國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則一直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的轉向西方，尋求資源的替代來源。這種轉向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從西方引進全套工業生產設備，滿足經濟建設需求。這是自156個蘇聯援助項目之後，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以四三方案為代表，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繫。這種聯繫由小到大，最終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後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老人家。

然而，儘管中國大陸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港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港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的聯繫橋樑。從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台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港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大陸，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於吉隆坡，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後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長短的對手是東京，其背後自然是整個日本市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後，這種有利地位卻開始日漸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將此歸結為特區政府無能。這個理由不成立。我們後面還會提到，特區政府並不比港英政府更無能。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灣地區的聯繫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麼為什麼還要走香港繞道呢？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於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經常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於更早的歷史，人總是健忘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香港只能在轉口貿易中心這一棵樹上吊死。只要尋找到新的金剛鑽，當然不擔心沒有新的瓷器活兒。用公司的轉型來打比方：同樣是做攝影膠卷的公司，面臨數碼照相技術的絞殺，富士公司和柯達公司就是一好一壞兩個轉型。富士依託化學製劑方面的基礎，轉型做化妝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業內的一個巨頭了。而柯達選擇向印刷出版業轉向，偏偏這也是個被電子信息產業擠兌的夕陽產業，於是柯達轉型走的舉步為艱，最終在世界經濟危機中被一網打盡。香港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達？

轉型成功的關鍵，是要尋找可以做大的朝陽產業，而且要是本地有條件發展的產業。那麼香港的朝陽產業該是怎樣的產業？

首先說，所有低端產業都沒戲。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李老闆是當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台階。但是發家以後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都早早關門大吉了。當然，工農業萎縮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香港有錢了，平均工資高了，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產業就自然完蛋了。簡而言之，產業升級是單行線，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兩個原因限定了香港未來的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裡找，並且只能是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業。

第二個因素是，必須是不易搬家的行業。今天的大陸顯而易見是個比香港更遼闊更活躍的市場，如果一個產業能夠輕易搬家，那麼直接舉家遷往大陸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當年紅極一時的影視娛樂業。今天的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香港發展成什麼樣與他們何干？真正香港本地製作的“土產”電影如今早就沒了九十年代在大陸市場一統江湖的氣勢，就是因為人脈資金都早已流向大陸，樂不思蜀了。

第三個因素是，目標產業必須能夠吸納相當可觀的勞動力數量。畢竟，香港是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一項只能讓少數人暴富的產業是當不了支柱產業的。少數超級富翁和大批貧民構成的社會連穩定都談不上，何談發展？沒錯，委員說的還是房地產業。李大富翁在房地產業裡賺得盆滿缽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還是鳥籠，連內地許多大城市的居住條件都趕不上。這樣的產業繼續畸形繁榮，對香港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說到這裡，有人可能已經看出問題了。上述的幾個考量因素之間是有矛盾的。比如，一個產業如果在香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那它就必然背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導致競爭力下降。

還是前面那句話，兩難的選擇，不是要證明香港的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說，產業轉型，無論在哪裡都是要經過痛苦的調整、犧牲，承擔相當的風險，在不同的因素間走鋼絲的。坐在家裡就能日進斗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犧牲，才有回報的。當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條件，只要願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還是很多的。比如，旅遊業就是一個可選擇的目標產業。香港畢竟是一個比出境遊要廉價方便的旅遊目的地，旅遊業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幾個條件的產業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對於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從很多角度來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從前兩年開始，我們越來越多的見到香港市民同內地遊客之間發生衝突的新聞。隨便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諸如以下的消息：

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還有，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

很有意思。旅遊業是香港這幾年少有的景氣行業，可以說代表了香港產業轉型的希望。可是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人覺得，香港不過是一個和內地許多劣質旅遊開發區類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對待本地的旅遊行業信譽，這是一種什麼心態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問題。新聞很多了，這裡不再附送相關鏈接。內地人到香港大批量採購奶粉，許多商店貨架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輿論的反響不是“商機難得，擴大進貨”，而是“內地人搶了我們的奶粉”。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起家，以自由貿易為榮的商業城市，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戶購物……這讓人想起了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獲悉外國商人大批採購瓷器絲綢、市面上貨源緊張的消息，清政府的反應不是擴大生產，而是禁止商品出口。當年的清朝沒有受過資本主義洗禮，尚屬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員以為，上述事實足以說明，大多數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發達的原因。他們表面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傑出代表，骨子裡還是盯著眼前一畝三分地的小農心態。他們口裡以貿易中心為榮，實際上卻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貿易服務於哪個市場哪個客戶。他們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託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他們又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停滯不前。那麼委員當然可以預測，他們也將在迷茫中稀里糊塗的衰落下去。

當然，許多香港人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更喜歡將今天的停滯歸罪於特區政府。聲稱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樣子，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這是很荒唐的。特區政府事實上和港英政府毫無區別，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個確鑿無疑的殖民地政府，沒有決策權，只有執行權。做決策是英國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慮如何執行英國政府的決策。在香港回歸的時候，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中國政府承諾，香港現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這意味著，香港特區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樣，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政府。基於各方面因素考慮，中國政府從未大幅調整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和工作模式，賦予其決策的能力。

那麼誰來替香港做決策呢？是中國政府麼？我們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諾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除了在少數基本問題上保持發言權，以此體現主權之外，在大多數具體的政策問題上並不願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所以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它是一個殖民地政府，上面卻沒有了宗主國。它無條件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施政綱領，沒有能力根據經濟形勢變動予以調整，就像一輛卸掉了方向盤的汽車。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艱難。

要理解香港特區政府的這一缺陷，我們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的反應，對比98年香港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的反應。 08年華爾街搞出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之前一直高調宣傳的“政府不干預市場”的口號。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和全面的經濟崩潰，美國政府立刻插手干預市場。反正干預市場也罷，不干預市場也罷，都是政策選擇而已。對於美國政府，這不過是一張紙上寫什麼字的事兒。現在改幾個字也沒什麼，毫無心理壓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決策就艱難的多了。當時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後來的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他自己事後回憶說，他覺得政府乾預市場違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預市場經濟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棄了自己的理想，以致於在宣布救市決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頭痛哭。曾蔭權的心態就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官員的心態。他從未掌握決策權，只能把上級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國政府佈置的政策當聖旨來遵循、來信奉。如果英國政府命令改變這個政策，他什麼話也不會說。可要他自己違背這個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樣。

從這個角度上講，索羅斯當年攻擊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給香港特區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壓力，以致於這個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認識到需要做點什麼來自我保護。如果他能夠用溫水煮青蛙的手段來炮製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或許真未必有這個自衛的意識呢。

這方面的另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港幣的匯率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根據英國人的決策，港幣匯率盯緊美元匯率。香港回歸後這個政策依然連續。實際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員退休後反思，認為應該適當調整匯率，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可就是沒有一個金融官員能在任上做這個決策，所以今天的港幣匯率依然盯緊美元，僅在小範圍內允許輕微浮動。

當然，要說特區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變動，這也不確切。實際上，香港就像一輛沒有方向盤的汽車，輪子轉向什麼方向，完全取決於輪子壓過什麼樣的坑。這個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過，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臉，一日三變。沒有一個穩定的決策方向，盲從民意的結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莊豐源案：這是內地產婦赴港生子，然後援引基本法規定，要求給孩子授予香港特區居民身份的濫觴。當時的全國人大就給香港法院建議，提醒他們此例不可開，否則後患無窮。可是這個建議被公之於眾後引發香港輿論強烈反彈，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試圖操縱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順應民意，裁定產婦要求合法。十多年後，香港大小醫院幾乎被大陸產婦擠爆，香港民眾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釋，不再允許赴港產婦的新生兒獲得特區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現類似的行為。三月初，香港民意強烈反對內地遊客強購奶粉，香港政府於是下令無限期禁止遊客攜帶大量奶粉出關。違規者將被課以高額罰款，並沒收所帶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滯銷。一個月之後，香港政府改口說禁令頒布一年後要重新檢討。然後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說半年之後重新考慮禁令問題。而據赴港遊客反映，香港海關現在對攜帶奶粉的查禁已經形同虛設。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香港一些輿論喜歡批判說香港今日的經濟不景氣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從以上的諸多案例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第一，香港繁榮與否與香港民意無關，港英政府時期何曾在乎過香港民意？香港繁榮和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倒可以說息息相關。第二，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從民意，如同蒙著眼睛的毛驢，繞著“民意”這個磨盤打轉。第三，正是因為特區政府盲從民意，才導致重要的決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規、無力改革，無謂的瑣事上卻被泛民派綁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擾。香港居民則被這兩派政客演戲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是否可以扭轉這個趨勢、帶動香港經濟成功轉型呢？委員對此也不樂觀。香港輿論對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懷有極大的抵觸，對內地普通遊客橫挑鼻子豎挑眼，歸根結底是優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鐵上能不能吃東西”的問題。內地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東西，引發同車香港人不滿，最後演變成內地遊客和香港人的對罵，然後又變成了“遊客素質問題”“社會公德問題”的大討論。可幾乎就在那同時，有人見到西方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喝，同車香港人卻是一片沉默。所以，什麼素質問題、公德問題、乃至法律規定問題，都是表面問題。實質是香港人面對內地人時的優越感問題：“我們是富裕先進開化的上等人，你們是貧窮愚昧閉塞的下等人。我們怎麼能對你們委曲求全？當然應該是你們曲意迎合我們才是。”香港人只要還有這個心態，中國政府任何試圖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行動都只會招來更強烈的反彈。健康的、可持續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礎之上。現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沒有理性決策的能力，改革從何談起？要想改變這個心態，香港的經濟狀況至少要跌落到明顯低於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優越感。

這就是委員說香港的未來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沒有能力走這條路，也不接受中國政府帶路。這是個死結。

嗟爾香港，氣數盡矣！

本篇文章已被懶蛇於 Aug 20 2014, 14:01 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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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蛇	發表於： Aug 20 2014, 13:00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發表數： 22,672 所屬群組：太守註冊日期： 9-22-2003 活躍：44 聲望：1908	延伸閱讀： [明報] 香港大勢已去嗎？本土思潮到底會將香港帶向何方? 黃金島興亡記(正版) --------------------

阿暪	發表於： Aug 20 2014, 15:08 　評價：+1
一品官發表數： 5,279 所屬群組：一般註冊日期： 8-17-2004 活躍：16 聲望：1208	我也覺得很能理解香港的主流在想甚麼了 -------------------- 暗淡了刀光劍影，遠去了鼓角錚鳴眼前飛揚著一個個鮮活的面容湮沒了黃塵古道，荒蕪了烽火邊城歲月啊！你帶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興亡誰人定啊！盛衰豈無憑啊！一頁風雲散啊...變幻了時空聚散皆是緣啊！離合總關情啊！擔當生前事啊...何計身後評？長江有意化作淚，長江有情起歌聲歷史的天空，閃爍幾顆星人間一股英雄氣... 在馳騁縱橫...

黃巾小賊

發表於： Aug 20 2014, 15:30 　評價：+3

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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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對於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從很多角度來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我不覺得大部人都沒有轉變的意識，而是對於轉變的方向難以達成共識。

政制的爭議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發展模式的鬥爭，但內地人經常簡單解讀成一群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沒察覺家道中落的危機在拖發展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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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友Leaf：「黃巾賊本來都和你我一樣是小市民一個，對一個小賊來說，當黃巾賊可能是餓死之外的惟一選擇......」
魯迅：「人民處於官兵與強盜之間，不論被裹從或自願參加，都是拿兩面旗；賊來了從賊，官來了從官。」
板友呂遜：「不論是出於孝心還是貪心，偷就是不對，偷就是賊。」
孔子：「老而不死，是為賊。」

徐元直

發表於： Aug 21 2014, 01:50 　評價：+1

攤抖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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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黃巾小賊 @ Aug 20 2014, 08:30 )

QUOTE

據我理解，「沒有轉變的意識」跟「轉變的方向難以達成共識」不過是對同樣社會困境的不同視角和不同表述而已。前者的轉變是指「發展模式的轉變」，說的是香港在長遠發展上如何給自己重新定位，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現在政府和民間確實缺乏這樣的意識----不是缺乏共識，而是政策或者輿論對這方面根本是茫然。後者的「轉變方向難以達成共識」，更多是在描述具體的政治和民生訴求，看看歷年七一遊行的議題就知道，大多是對種種現狀的反對抗議，這里面有不少訴求未能達成社會共識，但總的來說跟前者並非同一層次的問題。你說「政制的爭議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發展模式的鬥爭」，但我認爲政制的改變未必會帶來發展模式的改變，比如說普選不是壞事，但也不要期望普選了就能突破發展模式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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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巾小賊

發表於： Aug 21 2014, 02:29 　評價：+1

芻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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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徐元直 @ Aug 21 2014, 09:50 )

QUOTE (黃巾小賊 @ Aug 20 2014, 08:30 )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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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巾小賊	發表於： Aug 21 2014, 06:03 　評價：+4
芻狗發表數： 4,555 所屬群組：軍團長註冊日期： 3-02-2005 活躍：12 聲望：557	以曾經輝煌的影視業為例，比較香港影視業興衰和韓流崛起，這點相信不用詳述了。在發牌風波中，不論怎樣看王維基這個人都好，有誰會認為政府在處理發牌問題上已正視民意？你基於任何原因不想發牌給一個明顯已爭取了很多民心的人，你先撤底抹黑他好嗎？你先扶持另一個人代替他的神話好嗎？你要是真怕本地電視業大幅變革會造成行業大亂，先堂堂正正在輿論上放出理據好嗎？這本來只是個別行業的問題，但政府的行事方式，足以令關注個別問題的人士去想，是否要靠檢討政制才能解決這個別問題。社會越趨兩極，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大有責任。市民大眾能客觀理性的本來就不多，他們向極端埋堆就易被洗腦，被洗腦的人越來越多，重上正軌的難度幾何級數上升，舉步為艱，經濟民生什麼都不用談。中央希望怎樣的穩定？不適當的穩定會否成為不穩定的禍根？本篇文章已被黃巾小賊於 Aug 21 2014, 06:14 編輯過 -------------------- 板友Leaf：「黃巾賊本來都和你我一樣是小市民一個，對一個小賊來說，當黃巾賊可能是餓死之外的惟一選擇......」魯迅：「人民處於官兵與強盜之間，不論被裹從或自願參加，都是拿兩面旗；賊來了從賊，官來了從官。」板友呂遜：「不論是出於孝心還是貪心，偷就是不對，偷就是賊。」孔子：「老而不死，是為賊。」

徐元直

發表於： Aug 21 2014, 07:00 　評價：+4

攤抖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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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 (黃巾小賊 @ Aug 20 2014, 19:29 )

香港很重視商界，但香港商界以地產和金融為王道，充斥著機會主義。政府過往習慣不干預，現在確實顯得因循，對其他行業的扶持都以空談為多。既得利益的的大企業，大家覺得他們只想繼續沿用舊有一套賺盡再算，更認為他們運用影響力令政府更加因循。中央方面，最不陰謀論的人都覺得中央只求特區穩定，不想多變。

於是部分香港人認為不用自己的方法從政制層面開始打破悶局是沒辦法的。

改變政制的確不代表能突破發展困境，但靠親政府的人用把口宣揚這一點已經沒用，得靠政府用實際行動表現出來。我不知道中央的真正想法如何，有多少干預，不過歷屆中央領導人推動發展和改革是顯得有魄力的，有時真的幻想他們多點干預香港的發展可能更好。

......

以曾經輝煌的影視業為例，比較香港影視業興衰和韓流崛起，這點相信不用詳述了。

在發牌風波中，不論怎樣看王維基這個人都好，有誰會認為政府在處理發牌問題上已正視民意？你基於任何原因不想發牌給一個明顯已爭取了很多民心的人，你先撤底抹黑他好嗎？你先扶持另一個人代替他的神話好嗎？你要是真怕本地電視業大幅變革會造成行業大亂，先堂堂正正在輿論上放出理據好嗎？

這本來只是個別行業的問題，但政府的行事方式，足以令關注個別問題的人士去想，是否要靠檢討政制才能解決這個別問題。社會越趨兩極，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大有責任。市民大眾能客觀理性的本來就不多，他們向極端埋堆就易被洗腦，被洗腦的人越來越多，重上正軌的難度幾何級數上升，舉步為艱，經濟民生什麼都不用談。

中央希望怎樣的穩定？不適當的穩定會否成為不穩定的禍根？

不錯，發展困境除了影響經濟，同樣反映在政治之上，其實我認爲香港無論是走偏向普選式民主還是偏向權威管治的道路，都要面對很大的困難。對於普選民主來說，發展困境帶來的貧富差距和高樓價促使民怨增加，對大陸相對經濟地位的轉變導致本土社會生態受到衝擊，這些因素都會加劇社會對立，阻礙選舉式民主的良性運作，搞不好內耗帶來的問題會大於普選所解決的問題（這樣的例子在「民主國家」中有太多），這點以前講過很多就不細說了。可是另一方面，想搞好權威管治，香港自身也沒有行政主導的政治傳統和基礎。以往權力在英國人手上，回歸後搞一國兩制，中央並沒有完全取締英國的角色，接手大部分政治權力的其實是香港商界。商界掌權的問題在於他們在基層中缺乏政治基礎，更多是代表大商家的利益，而且主要是「舊勢力」也就是你說的地產和金融界的利益，所以自然是求穩定多於求變化。雖然爲了維持社會的基本穩定以便繼續做生意，這個政商共同體不能完全無視基層利益，但你也不要指望它們會有魄力推動觸及整個經濟生態的改革----個別企業家或政治家或許會有這樣的魄力，但一個「舊勢力」的利益共同體很難有這樣的魄力。何況香港的政府高官不比國內的官員，可以靠「政績」在一個更大的體系裏面一步步升遷掌握更多的權力，而中央則能夠通過調控「政績」的評價標準來操縱改革的步伐----由於政治體系的獨立性，這種中式權威管治的調控機制在香港基本上行不通。從這方面來說，雖然很多人認爲香港比大陸在制度上更民主，但真正意義上當權者對社會不同階層利益的代表性，恐怕香港政府還不如中央政府。當然了，香港有三權分立，有更多的權力制衡，執政者相對掌握的權力同樣遠不如大陸官員，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或者說遮掩）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代價是損失一些效率和靈活性。

簡單來說，香港要發展要改革要突破困境，就需要更多的民主，這不是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所以這些年來泛民有那麼多人支持不是沒道理的。然而怎麼在這樣一個轉型期實現實質民主（而不僅僅是很多人訴求的程序民主），一方面要增加政府推動政策的代表性，另一方面要避免因爲內耗扯皮反而讓政府失去決斷力，甚至使民主變成民粹，這在全世界都是個難題，我覺得對此是應該謹慎的，所以我又不算是泛民支持者。設想爲甚麼中央又不否定普選，又不願馬上普選，無非是摸着石頭過河，通過漸進式改革尋求平衡罷了。至於最終效果怎樣，是不是更早一些雙普選或者更遲一些甚至改用其他模式會更好，恐怕沒人能保證。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Aug 21 2014, 07:05 編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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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巾小賊	發表於： Aug 21 2014, 14:12 　評價：+1
芻狗發表數： 4,555 所屬群組：軍團長註冊日期： 3-02-2005 活躍：12 聲望：557	其實，最開始回貼時我沒有詳細看樓主轉貼的文章。有些觀點同意，結論「港人放不下優越感」形成死結我也常這樣想。但是我不喜歡內地論者對香港本地「瑣事」的輕蔑態度。這篇文章把奶粉和遊客問題作為「港人忽略中國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的例子，當然也是源自內地人最在意的「港人放不下優越感」。其實有時有沒有優越感也不過是當中的「瑣事」，把奶粉問題演繹為一句「擴大進貨」就能立即解決，漠視人的智商和貪念，突出優越感的影響，也只會加劇中港矛盾。本篇文章已被黃巾小賊於 Aug 21 2014, 14:16 編輯過 -------------------- 板友Leaf：「黃巾賊本來都和你我一樣是小市民一個，對一個小賊來說，當黃巾賊可能是餓死之外的惟一選擇......」魯迅：「人民處於官兵與強盜之間，不論被裹從或自願參加，都是拿兩面旗；賊來了從賊，官來了從官。」板友呂遜：「不論是出於孝心還是貪心，偷就是不對，偷就是賊。」孔子：「老而不死，是為賊。」

徐元直

發表於： Aug 21 2014, 14:42 　評價：+1

攤抖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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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觀點同意，結論「港人放不下優越感」形成死結我也常這樣想。但是我不喜歡內地論者對香港本地「瑣事」的輕蔑態度。
這篇文章把奶粉和遊客問題作為「港人忽略中國對香港經濟的重要性」的例子，當然也是源自內地人最在意的「港人放不下優越感」。其實有時有沒有優越感也不過是當中的「瑣事」，把奶粉問題演繹為一句「擴大進貨」就能立即解決，漠視人的智商和貪念，突出優越感的影響，也只會加劇中港矛盾。

有時候同樣是情緒發泄罷了，或者說是對某些「優越感」的反彈，大概就是「你看不起我？你算個屁！」之類的應激思維。說穿了，尊重是互相的，歧視也是互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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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直

發表於： Aug 22 2014, 10:24 　評價：+3

攤抖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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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8月22日電中國人大網22日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22日在深圳與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座談，並發表題為《維護社會穩定，依法落實普選》的講話。

　　全文如下：

　　剛才各位談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大家深入分析了香港回歸以來尤其是當前的香港政治形勢，對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發表了各自的意見和看法。會後，我們將認真梳理大家發表的意見和建議，並向委員長會議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如實匯報。下面我談三點看法，與大家交流。

　　一、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審議行政長官的報告，並就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決定。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兩次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對確保「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實施，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大家可能記得，2003年下半年香港社會出現了一場重大爭議，2004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次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息紛止爭，為香港經濟復甦、民生改善創造了必要的條件。2007年香港回歸祖國十週年時，香港各項經濟數據都超過歷史最好水平；2005年香港政改方案沒有獲得通過，香港社會又出現政改爭議的苗頭，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就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明確了普選時間表，為香港創造穩定的政治局面，2008年發生了國際金融危機，香港安然度過，各項經濟數據好於同時期的其他發達經濟體，始終保持繁榮和穩定。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了對於香港這個容易受到外圍經濟波動影響的小型經濟體來說，保持政治穩定，至關重要，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保持香港政治穩定的一個重要砝碼。

　　這次關於行政長官普選的爭議，比歷次爭議都激烈。表面上是制度之爭、規則之爭，而實質上是政治問題。這個政治問題是：要不要遵守香港基本法，要不要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界線和標準。認清這個政治實質，對香港社會出現的各種普選觀點，我們就能夠作出正確的評判。香港某些人提出的觀點背後，其實貫穿著一個簡單的邏輯，這就是要求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能夠通過普選擔任行政長官，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做不到，就要求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所謂的普選辦法，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不是「真普選」、不符合所謂的「國際標準」，就要「佔領中環」、搞公民抗命。天底下哪有這個道理？所以，我們反對這種主張，理直氣壯。香港社會還有一些觀點，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就是看到有人要借普選問題鬧事，為了不激化矛盾，尋求妥協。在小問題上妥協是一種出路，但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講是非、講原則，才能解決問題。古今中外無數的歷史和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因為有些人威脅發動激進違法活動，就屈服，那只會換來更多、更大的違法活動。如果這樣，香港將永無寧日，國家將永無寧日。因此，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中央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就是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要起到維護當前和未來香港社會穩定的作用，一定會堅持這兩條。

　　二、關於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最主要的就是落實這一規定。去年11月，我在香港講了我對這一條規定的理解，從香港特區政府開展的公眾咨詢和剛才大家發言的情況看，焦點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提名委員會的組成，二是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民主程序。

　　關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大家提出不少意見和建議，共同點是對「廣泛代表性」這個概念進行演繹。同一部法律的相同用語，除另有規定外，應當作同一理解，這是一項重要的法律解釋規則，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其「廣泛代表性」的內涵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的內涵是一致的，不能作其他演繹。去年我到香港時專門對此作過分析和闡述，將來提名委員會只能建立在積累了豐富實踐的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的基礎之上，要做到「八九不離十」。關於提名委員會提名的民主程序，剛才我也聽到不少意見和建議，這裡面，我想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就可以有比較明確的答案：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提名委員會提名是不是唯一的提名機制？答案應當是肯定的。提名委員會是不是一個機構？答案應當是肯定的。由一個機構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否需要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答案應當是肯定的。怎麼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答案應當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就這麼簡單而明確。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這個「民主程序」只能按照這個道理來設計。

　　對香港基本法條文規定的理解，可以得出上述結論，從基本法立法原意看，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過去幾個月裡，我們對基本法為什麼把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權賦予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注意到基本法起草時對這個問題是有深入考慮的，概括起來，採用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辦法，目的是在三個方面降低普選的風險：一是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就必需求大同、存大異，兩種社會制度不搞對抗，香港與中央之間不搞對抗，香港社會內部不搞對抗。基本法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這個提名委員會是超黨派的，有利於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行政長官候選人，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二是降低憲制危機的風險。行政長官在香港本地普選產生後，還要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而且這種任命是實質性的。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這個提名委員會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可以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條件進行比較全面的考慮，從而降低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不獲中央政府任命而導致憲制危機的風險。三是降低民粹主義的風險。要保持香港的經濟地位，必須靠自由港、低稅制來吸引外來投資，必須保障和平衡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政治經濟利益，不能搞民粹主義。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按照均衡參與原則組成，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時有比較均等的發言權，有利於平衡各種訴求，降低普選導致民粹主義的風險。要充分發揮提名委員會這三個方面的作用，就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按照四大界別等比例組成，必須堅持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要反映機構提名的性質。

　　三、關於實現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

　　香港基本法規定了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明確提出了普選時間表，去年以來，中央領導人一再重申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堅定立場，從香港特區政府開展的公眾咨詢看，香港社會普遍希望2017年實行行政長官普選。從剛才的發言也可以看出，大家都希望在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以回應香港社會的訴求，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重大政治問題，使香港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從目前的情況看，要在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有許多工作要做，有賴於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用最大的決心和勇氣果斷地作出抉擇。

　　一是，要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制定普選辦法。香港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法律基石，更是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討論、解決問題的共同基礎。行政長官普選，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是香港基本法規定的普選，而不能有超越這種規定的普選。

二是，要用最大的決心和勇氣果斷地作出抉擇。最近一段時間我與香港各界人士交流時，經常聽到有人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危急存亡之秋」來形容當前香港的局面，我還看到有些人在香港報刊上寫文章，說中央如果不接受他們的主張，將是災難性的。這讓我想起1982年9月太宗會見撒切爾夫人時講的一段話。當時撒切爾夫人講到如果中國收回香港，將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太宗明確指出，「如果說宣佈要收回香港就會像夫人所說的『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作出決策。」我們今天面臨的普選問題，同樣要以最大的決心和勇氣，果斷地決策，作出歷史性的抉擇。

　　三是，要堅決反對少數人在香港製造社會動亂。最近香港報刊報道最多的一個話題是，如果中央不接受香港某些人的主張，他們就要「佔領中環」。「佔領中環」的本質是什麼？就是策動大規模違法活動，癱瘓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此，我們要堅決地加以反對。我很高興看到，面對香港某些人的挑戰，愛國愛港力量已經行動起來，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普選、反占中」大簽名活動和「和平普選大遊行」，表明廣大香港市民維護社會穩定的決心和信心。廣大香港居民在愛國愛港旗幟下團結起來，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根本保證，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證，也是成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的根本保證。(完)

結合我在前面的分析去理解（當時這篇講話還沒出來），意思基本上一致，可見中央對落實普選的觀點是很明確的，不是甚麼難以猜度的事情。香港有些人總在揣測「上面」有這樣那樣的陰謀，然後自己生出各種各樣的期望或失望，但他們看不到選舉式民主本身的問題，不認同要解決現在的很多問題始終需要跟中央有更多的合作，這就成了最大的盲點。最後這些人被政客帶着去鑽各種牛角尖，以不切實際和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訴求捆綁對經濟民生的不滿，客觀上反而使得中央在一段時間內更加依賴商界掌權，同時遮掩了香港的發展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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