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向以“歷史意識發達”而自傲，也確實有文字發達、史學興盛的資本，浩瀚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書，也讓“五千年燦爛文明”變成“人云亦云”的套話。然而，許多有真知灼見的學者和思想家，對於這漫長的史學傳統皆有所保留。如寫過《史通》的劉知幾、思想大家梁�ㄥW、文學大家魯迅、自由主義大師胡適、顧頡剛等“五•四”一代疑古派學人……他們無一不對中國的史學傳統提出尖銳的批判。說的極端點，這些批判都可以作爲魯迅提出的“瞞與騙的歷史”的注釋來讀，而欺瞞的歷史還不如無歷史。
疑古派學人的代表顧頡剛在傑出的《古史辯》中甚至說：除了在古�[和地下文物等實物中有真實的歷史之外，中國的文字中找不到真實的歷史。有人指責顧頡剛是在危言聳聽，然而，洋洋灑灑的二十四史，又有幾卷是實錄呢？散落民間的野史，又有多少真正的史實，而非道聽途說的口頭演繹呢？特別是有關歷史人物的一些生活化個性化的細節，關於涉及的普通百姓生活的歷史，在正史中幾乎就是空白。無怪乎史學大家陳寅恪也說：“舊籍於禮儀，記述甚繁，由今日觀之，其制度大抵僅爲紙上之空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P6）

中國的書載歷史之可疑，起碼從孔子編魯國史《春秋》就開始了，《春秋》多爲尊者諱，完全是精心剪裁而成的史書，所謂“秉筆直書”，不過是後人爲了維護儒術的權威罷了。孔子在《論語》中宣揚的血緣倫理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只有這樣的相互隱瞞，才是“直在其中矣。”它向社會向史學的推廣就是“臣爲君隱，忠在其中”的史學觀。《春秋谷梁傳》中曾說：孔子編《春秋》有“三諱”——“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由此，孔子所極力維護的“殷周之盛”也很可疑，不過是用虛構和剪裁來做他本人的政治主張的註腳罷了。

經過孔子刪編的中國第一本詩集《詩經》，收錄了三百首詩歌。弟子問孔子“詩三百首”的意義何在？孔子的回答是：“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的繼承者大都認爲他老人家刪詩乃功德無量的偉業，而我以爲，就孔子刪詩的“思無邪”之標準而論，不知有多少“思有邪”的好詩被他刪掉了。要我看，沒有經過孔子刪編的遠古詩歌肯定大大超過三百首，而經過孔子的刪編，傳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實在是孔子作的孽。即便與稍晚出現的沒有經過孔子刪編的《楚辭》相比，《詩經》在審美上也是平庸的。更重要的是，中國古代詩歌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後，《詩經》作爲儒家經典之一，爲後代文學提供了權威標準，使整個文學走上了“文以載道”的歧途：一種扼殺人性豐富性的堂廟文學成爲主流，而民間的草根野調和情欲人性則被視爲不入流的文學。在理學盛行的宋代，甚至詩仙李白那些豪放無羈的傑作，都被理學家們視爲“誨淫”之作。宋代理學興盛之際，恰是宋詩走到“點石成金”的末路之時，倒是那些偏離“文以載道”的宋詞，在對人性的吟詠中閃爍著奪目的審美光輝。

按照孔子的取捨標準來整理文化遺産和編寫歷史，被刪改、隱諱、虛美之處肯定很多，他毀掉的好東西和真東西也一定不少。後來的“焚書坑儒”以及歷朝歷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刪詩法和“春秋筆法”。可以說，孔子編《詩經》和《春秋》，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具有編撰權力的人根據自己的偏見任意剪裁歷史遺産。中國歷代執政者對文化遺産和歷史的態度，完全繼承了孔子開創的傳統，每一代重編文化遺産的過程，就是一個“刪改、隱諱、虛美”的過程，中共執政後對歷史和文化遺産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態度，就是刪詩傳統的登峰造極的泛濫。

近些年，在大辮子滿銀屏的清廷戲熱中，康乾盛世被一再褒揚，《四庫全書》也被國人視爲偉大的文化工程，而在實際上，那不過是一次對歷史文獻的浩大 “篡改工程”。在編纂過程中，古代文獻的取捨以滿清皇帝的諭旨爲標準，通過對全國圖書的審查，編纂出一套爲滿清“三諱”的全書，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就連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也都要進行篡改。據統計，查繳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所謂的康乾盛世的另一面是：文字獄誅滅文人，編書銷毀文獻，正如魯迅所言：“全毀、抽毀、 剜去之類的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



替專制家天下及其權勢者遮醜撒謊的編史原則，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已經作爲一種寫作倫理而確立，漢大賦那華麗而鋪排的文風，將全部讚美獻給了天子；《漢書》對皇帝們的記述，也開始遵循“三諱原則”。久而久之，便演變爲一種“替聖賢和祖先遮醜撒謊有理”的道德傳統，滲透到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諱原則”，不僅在編史中、且在日常生活中，不僅對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內……暢通無阻。爲尊者、賢者、親者撒謊掩飾，在公共事件中被儀式化爲慶典語言，成爲公共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人事務中被日常化爲習慣話語，變成血緣倫理的組成部分。“家醜不外揚”之外，還有“國醜不出門”；在“官官相護”之外，還有“人人相護”。特別是爲國家、爲民族和爲政府遮醜，具有大義凜然的道德正當性，撒起謊來大都底氣十足。

在後來的著名史家中，大都尊奉孔子開創的“三諱”原則，只有極少數史家敢於突破“三諱”，批判這種虛飾的寫史原則。劉知幾曾明確指出中國史書中的“曲筆”之惡習，就源於孔子的“隱說”和《春秋》中的“不諭”與“虛美”，他說：“觀孔子修《春秋》也，多爲賢者諱。”後來，梁�ㄥW在《中國之舊史》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國史家以爲，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爲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所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而一旦記載於書中的歷史變成帝王將相之家譜，歷史記載本身也就變成了瞞與騙的“三諱”。

實質上，“三諱”傳統的表像是撒謊的道德，其深層是一種絕對不平等的家天下秩序即主奴秩序：主人高於奴僕、國家（群體）高於個體、政治權力高於個人權利、勞心者（統治者）尊嚴高於勞力者（臣民）尊嚴……在專制文化中皆是合理的正義的。既然主人高於奴僕、國家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政治權力高於個人權利、勞心者高於勞力者，那�洮嶊�爲了前者的尊嚴、利益或面子而隱惡虛美，就變成了一種強制性的義務或責任。爲帝王隱惡是臣民之忠，爲先哲文過是弟子之義，爲父母遮醜是子女之孝，爲丈夫掩疵是妻妾之責。更進一步，發展爲子女要原諒父母之過，臣民要原諒祖國之錯，家國一體的傳統導致公德和私德的亂倫：祖國變成了母親，血緣之愛也就變成了愛國主義；老子錯打兒子也應該，國家冤枉子民也沒錯，即便頻頻錯打和冤獄遍野，子女和子民也都應該原諒。

必須強調的是，“三諱原則”內化爲國人的寫作倫理，固然與孔子開創的傳統相關，但主要責任不在孔子而在制度。因爲，如果僅有孔子的編史和刪詩而沒有後來的制度支撐，“三諱原則”至多是他個人的價值偏好而已，根本無法上升爲正統的普遍的寫作倫理。而只有家天下的獨裁權力對“三諱原則”的制度化的支撐和鼓勵，才會使其成爲“惟我獨尊”的寫作傳統。具體而言，先秦時期的孔子，僅僅是百家爭鳴中的一家，其編魯國史《春秋》和《詩經》，也不可能被奉爲至尊經典——後人只有“注經”的義務而沒有質疑和批評的權利。只有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正統確立之後，中國的人文學才淪落爲由“注、疏、釋義”所構成的註腳之學。無論是內容還是文體，大抵陳陳相因、了無生氣。

“三諱”傳統的另一面是“文字獄”傳統，即對“直書實錄”的真話原則的暴力化強制打壓。在中國的歷史上，從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到漢武帝割了司馬遷的屌到明清文字獄，綿綿不絕的“三諱”傳統伴隨著同樣漫長的“文字獄”傳統，說假話大話空話的人可以官運亨通和名利雙收，而說真話實話的人大都遭遇悲慘，僅僅是言論被封殺已經是最輕的懲罰了，許多人因言論而身陷囹圄、被割喉處死，死無葬身之地者也大有人在。這種任意剪裁和編造歷史的傳統，在中共執政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中共自稱“偉光正”，全力歌功頌德和掩飾陰暗面，中國近、現代歷史被閹割得面目全非，公共謊言總是佔據輿論主流，絕非突發奇想和今日景觀，而是根植于深厚的“三諱”傳統。而且，中共掌權之後，文字獄迫害之慘烈，可謂史無前例。

中國號稱歷史意識最發達的民族，而且一說到歷史就是“五千年燦爛”，但是歷代史家並沒有爲後代提供多少真實的歷史，中國人的記憶沒有連續的積累，每一代之間都有難以填補的斷層，特別是對災難及其罪惡的記憶，更是大片空白。在仍然獨裁的秩序之下，如果自由反抗獨裁的鬥爭就是記憶對遺忘的抗拒，那�洶什篹W裁制度的幾千年延續，就是得力於民族記憶的空白。這空白要�牴s造遺忘，要�洹嶆掠O憶，我們幾乎無法從過去的歷史中積累誠實的經驗。這種對民族記憶的大清洗與一次次改朝換代對有形財富的大破壞大掠奪相配合，遂使同樣的歷史悲劇一次次重演——每一代接受的大都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廢墟。

1998年4月于大連教養院

(6/10/2004)

《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