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一個華裔記者在德國的經歷：我遇到了光頭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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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華裔記者在德國的經歷：我遇到了光頭黨

作為一個在國外為媒體工作的華裔，我曾閱讀了大量有關種族主義的報道。起初我心有存疑，覺得那可能是媒體的有意炒作，是對新納粹的過敏反映。於是，我決定以自己的親身經歷驗証有關傳聞。

　　不受歡迎的人

　　我乘去RATHENOW的火車。火車意外的幹淨舒適且又準點。都說德國東部要比西部差，可眼前的火車站之現代令人驚訝不已，地板一塵不染，鐵軌沒有鏽跡，每個地方都打掃得幹幹淨淨，看上去很清爽。

　　我要找的人叫克裡施多芬，來自非洲某國，長期生活在當地的難民救助所內，31歲，國際法碩士，能講法語、英語、德語等多國語言，在其祖國是一個活躍的民主分子，多次遭受逮捕，1997年在當地競選時，遭武力恐嚇，藏到貨櫃船上偷渡到德國政治避難。

　　克裡施多芬和他的朋友到車站接我，見我還沒吃飯，決定去附近一家咖啡館吃點東西。可當我們正準備進去時，高大的店主揮動著手示意我們離開。

　　“滾！”他用德語嚷道。我們問為什麼。

　　“外國人免進！”他口氣強硬地回答我們。我們只好回難民救助所吃飯。這是我來此後的第一餐飯。

　　救助所是一座外表醜陋的混凝土建築，一條鐵道把它和城市住區分隔開。平心而論，屋內的條件還行，有熱水、廚房和洗手間。克裡施多芬在他的寢室裡給我安排了一個床位。

　　“我一直都守在救助所裡，因為我們進城的話，要面對右翼種族主義分子的襲擊，是不受歡迎的人。”

　　一進入黃昏，難民們就躲在營內不敢外出，以免遭受種族主義分子的襲擊。他們不停地告訴我在城裡有關種族襲擊的可怕經歷。來自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遭受過三次襲擊，有一回被20多個種族分子當眾毆打；來自多哥的阿裡瓦在救助所門前幾次遇襲，再也不敢邁出救助所的門口一步；一個乍得難民躺在床上，在最近一次遇襲中失去了他的牙齒。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第二天，我和克裡施多芬決定乘火車外出，為下周舉行的反種族主義示威做點聯絡工作。

　　進了火車站的候車大廳，我和克裡施多芬在一條長椅上坐下。旁邊一個帶著兩個孩子的德國女人用眼睛打量了我們一下，迅速領著孩子跑到另一邊的椅子上去了。我問克裡施多芬有沒有注意這個細節，他不以為然地說，這不值一提，你得習慣這種事。

　　我們到了一個距RATHENOW只有一小時車程的小鎮，此時風和日麗。穿過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們直奔鎮上的難民營。一個打扮奇特的非洲人得知克裡施多芬來訪，招呼我們進了他的房間。

　　他給我們講了兩個月前他的經歷。在去車站的路上，他遭到毆打。當時他正在路邊的電話亭打電話，有5個種族主義者包圍了他。他們把他叫作猿，並把他踢倒在地，用啤酒瓶沒頭沒腦地砸，直到他血流如注躺在地上失去知覺為止。

　　聽了黑人遇襲的遭遇後，在回程中，我們的心情很憂鬱。陽光燦爛的街頭似乎處處布滿了危機。

　　當我們走進小站候車室時，一個當地婦女正和一個50多歲的吧女交談，見到我這副中國面孔，就用嘲諷的目光打量我，然後不懷好意地和那個吧女放聲大笑。

　　克裡施多芬說他常常受到這些嘲笑，讓他覺得自己像個小醜。才呆了一天，我也有同感。帶孩子的母親、酒吧女和咖啡館老板的舉止，喚起了我年輕時在英格蘭讀書時的回憶。由於我是中國人，在學校住宿時就受到過威脅和排擠。在我住校的第一天晚上，12個同宿舍的學生趁我睡著之機，把一盆冰涼的水澆到我頭上，還搶走我的枕頭，把我的東西扔出窗外。

　　早晨，克裡施多芬和他的6個非洲兄弟冒險進城。為安全起見，他們要結伙而行。當我們走過一個住宅樓時，一群由老師領著的幼兒園的孩子站在馬路對面，沖著我們又吵又嚷，起勁地叫：“猴子，猴子。”

　　是誰給他們幼小心靈灌輸了這種東西呢？

　　據說當地人和整個德國東部的人一樣，因為被失業和低收入所困擾，才有強烈的種族主義情緒。然而，這裡的生活沒有想象的那麼差，沒有乞丐，教育普及，商店也還繁榮。

　　沖突

　　晚上，克裡施多芬與來自多哥的庫克、來自斯裡蘭卡的沙夫裡和我決定到附近的迪士高舞廳看看。舞廳外面有一群種族主義分子在閑逛。

　　我和沙夫裡買了票進去，克裡施多芬和另一人則在門外望風，以防不測。在裡頭我十分緊張。所有人都用異樣的目光盯著我們。一個高個子從我們身邊走過，罵了一句：“可惡的黑鬼！”

　　呆不下去了，我們顧不上喝飲料，掉頭就走。

　　我們決定回救助所。行至車站不遠處，一個剛從酒吧裡出來的光頭黨揮動著胳膊，挑舋地朝我們走來。他撿起一塊磚頭，停在距我們約一百碼的路邊。

　　當我舉起相機拍攝他時，他沖上來照著我的臉部猛擊一拳。庫克連忙打電話報警。克裡施多芬和沙夫裡則過來拉架。

　　警察局就在路邊，警員很快趕到。兩個約摸30歲左右的女警員拉開了我們。克裡施多芬立即向她們指証說那個光頭黨手裡還拿著磚頭。一個警員便過去和他交談，另一個則和克裡施多芬說話。問了幾分鐘的話後，兩個警員向我走來，要求我交出相機，我拒絕了。

　　她們轉過來翻我的東西。見到那個光頭黨站在她們背後繼續表示對我們的侮辱，我便舉起相機拍照。警察打斷了我，然後用手銬將我反銬起來，把我拖到路邊停放的警車。

　　我聽到那個光頭黨洋洋得意地嚷嚷道：“這是在德國！”

　　幾個非洲朋友步行跟著警車到了警察局。在車裡，我試圖打電話求助律師，被阻止了。一個女警員還沒收了我的相機。在警局裡，警員的問話全是：“你們在幹什麼？”“你們為什麼要在夜間外出？”“你為什麼要拍照？”卻只字不提我是否受了傷，是否需要治療。

　　可當我亮出工作証和英籍護照時，一切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咖啡送上來了，我的手機和相機完好無缺地歸還了。警員再三向我保証，他們並不是拘留我，只是為了我的安全才護送我到警局來的。他們還不厭其煩地問我是否要把我的遭遇寫出去，是否把我遇襲以及後來的處理寫出來。呆了三個小時後，我從警局走了出來。

　　回到救助所裡，非洲朋友打開啤酒暢飲。他們很高興我不僅見証了他們遭受的歧視，而且還有了同樣的經歷。面對著種族襲擊，看來有色人種都不能幸免。

　　次日，警車來到救助所，召集我們去警局問話。我們到了那兒，警察把昨晚那個光頭黨帶了上來，他戴著手銬，還是那副模樣。

　　在談話中，我堅持要警員就把我押到警局一事做出圓滿答復，警員則反復阻止我說這事。我不作讓步。

　　仇恨的喧囂

　　這個案子終於在一周後開庭。

　　一想到在法庭上又要和那個光頭黨和他的家庭碰面，我就感到別扭。我穿上一件黑色的大號滑雪衫，戴上一頂壘球帽，盡量遮住自己的面孔。

　　在陳述証詞時，警方頭目說兩個女警員出於對我的安全考慮，自願護送我到警局。克裡施多芬站起來指証他說謊：“我親眼看到金先生是被銬著手推上警車的。”

　　當我向法官陳述種族主義分子如何辱罵我並要我滾出德國時，聽眾席上一個人朝我高聲叫道：“你們沒理由生活在這個國家！”聽眾隨之附和，法官只好叫肅靜。

　　判決結果是這個向我挑舋的光頭黨被判5個月拘禁。他是一個21歲的建築工人。

　　讓我懷疑的是，警員究竟出於什麼目的拘禁我。她們也許怕得罪當地人，或許覺得拘禁一個救助所來的亞裔難民比拘禁一個當地的種族主義分子少惹些麻煩。可如果是這樣的話，豈不反映出這個法治社會存在著基本的缺陷嗎？

　　在RATHENOW，我曾參加過一場反種族主義示威，是由當地政府組織的，地點定在市區附近的一個樹林裡。由於遠離救助所和市中心，只有很少難民和居民參加。

　　當有人提出示威路線應改為市區時，馬上遭到了一個組織者的反對。她的另一個同事也附和說，如果示威在城裡舉行，那他就拒絕參加。

　　我離開了。作為一個記者我理應留在那兒，但作為一個外國人我拒絕這場鬧劇。在遊行進行時，我和兩個非洲人和一個巴基斯坦人離開了。在我們返城的路上，一個騎車的年輕人在和我們擦身而過時喊了一句：“黑鬼！”

　　回柏林的火車上，我開始思考我搜集到的種族主義証據是否有分量。

　　雖然新納粹的攻擊和種族犯罪經常在媒體曝光，作為一個外國遊客，我體驗到了許多無形和有形的種族行為。它可能只是稍縱即逝的目光中流露出的仇視，可能只是一種說話的腔調，其短暫甚至來不及驗証或用相機記錄，但足以對人精神上造成傷害。對外籍人而言，夜間單獨去酒吧，步行乘車，都有受到種族傷害的可能。大多數外籍人情願呆在家中，被恐懼的鎖鏈捆綁。這個城市的種族主義像一堵無形的牆，阻隔了外籍人的融入。

這是Justin Jin的文章吧，在香港出生的英國獨立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