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 《資治通鑒》信唔過?

http://hkgalden.com/view.php?message=86788...3&jump=#1676550
有位高人想憑自己推理推翻咁wo

如此瘋言瘋語，就不用代作宣傳了罷？

如果想藉此討論史籍的可信程度則不妨。

樓主竟敢轉貼膠登的帖子?! BAN BAN BAN!!!

= =
那是 gald 吧......

東暪有說錯嗎﹖

(搬去清談區吧)

沒錯沒錯......

是膠登不是高登.....

這種題出0係高登只會死得更慘

這種題出0係高登只會死得更慘

其實出在哪兒都會死吧......

理性點說，我認為沒有歷史文獻是完全根據史實的
我們只能選擇較中肯的來參考。

先論《三國志》，陳壽本身出生於233年，離諸葛亮死還有一年，屈指一算，距劉備入蜀將近廿年，
在此前的歷史就得靠聽前人所述，看前人之書，陳壽應該還要等到仕晉才能接近魚豢、王沈寫魏史的書，還有寫吳書的韋昭，
先不論前三者會不會存在偏幫自己國家的成分，蜀國本身也無可參考之史料，陳壽搜集資料立居功至偉之餘，也不知當中夾雜多少難分真假的東西。

至於資治通鑑，只是把歷朝之史同時撰入，多數一篇歷史是由不同年代的人續寫續寫再續寫，因此當中夾雜野史也不出奇，我們要做的就是判斷該歷史是否合理吧…

以我記憶訂定一篇史料是要由皇帝審批這部經典能夠納入正史，如果偏離史實的話，相信作為一位國君會很難去認同這部歷史

如此瘋言瘋語，就不用代作宣傳了罷？

如果想藉此討論史籍的可信程度則不妨。

正有此意

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

之前曾在blog說過，歷史始終要由人手紀錄、編纂、傳抄，史書出現偏頗、謬誤，完全可以理解，也無法避免。歷史之所以是歷史，因為我們都相信紀錄史料、編寫史書的人，都能秉承盡量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比一般作者的寫作態度嚴謹得多，史書的公信力由此而來。至於每一部史書有甚麼具體的謬誤，那就有賴歷史學者多番印證、考據，令前賢的作品更圓滿。

至於正史野史之別，主要是有沒有官方承認，例如司馬遷的《史記》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本來都是私撰的史書，因為得到朝廷賞識而獲承認為正史。其實現存的大部分正史，都是奉皇帝詔命修撰，即官方編寫的史書。皇帝雖有最後審批內容的權力，卻與這些史書的正史地位無關。其實，由於以前的朝廷都很注重紀錄和存檔，不但有史官專門記下皇帝的起居細節，也收藏了很多實錄、文書、秘籍，對於編修史書極為有利。除非某些朝代對修史特別忌諱，政法嚴苛，史官行文時經常要避重就輕，甚至竄改、隱瞞史實，否則官修史書的取材和記載的史料，應該比私修的史書更豐富。但集體創作的弊病，往往就是前言不對後語，錯漏百出，極考統領編輯的功夫。

其實客觀和主觀從來是相對的概念，不是絕對的。同一件事，在十個人眼中看來，可以有十種不同的角度和敘述方法。哪一個才是真相？根本沒有，只能像一幅永遠無法砌得完的拼圖。資料愈多，輪廓可能會更清晰一點，但很難說完全明瞭歷史真相是甚麼，因為我們永遠不會掌握所有資料。

本篇文章已被 秋盈 於 Jun 6 2008, 16:01 編輯過

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

之前曾在blog說過，歷史始終要由人手紀錄、編纂、傳抄，史書出現偏頗、謬誤，完全可以理解，也無法避免。歷史之所以是歷史，因為我們都相信紀錄史料、編寫史書的人，都能秉承盡量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比一般作者的寫作態度嚴謹得多，史書的公信力由此而來。至於每一部史書有甚麼具體的謬誤，那就有賴歷史學者多番印證、考據，令前賢的作品更圓滿。

至於正史野史之別，主要是有沒有官方承認，例如司馬遷的《史記》和歐陽修的《新五代史》，本來都是私撰的史書，因為得到朝廷賞識而獲承認為正史。其實現存的大部分正史，都是奉皇帝詔命修撰，即官方編寫的史書。皇帝雖有最後審批內容的權力，卻與這些史書的正史地位無關。其實，由於以前的朝廷都很注重紀錄和存檔，不但有史官專門記下皇帝的起居細節，也收藏了很多實錄、文書、秘籍，對於編修史書極為有利。除非某些朝代對修史特別忌諱，政法嚴苛，史官行文時經常要避重就輕，甚至竄改、隱瞞史實，否則官修史書的取材和記載的史料，應該比私修的史書更豐富。但集體創作的弊病，往往就是前言不對後語，錯漏百出，極考統領編輯的功夫。

其實客觀和主觀從來是相對的概念，不是絕對的。同一件事，在十個人眼中看來，可以有十種不同的角度和敘述方法。哪一個才是真相？根本沒有，只能像一幅永遠無法砌得完的拼圖。資料愈多，輪廓可能會更清晰一點，但很難說完全明瞭歷史真相是甚麼，因為我們永遠不會掌握所有資料。

同意。古時史家很多都喜歡博采群史，即便用字以極謹慎的陳壽亦有時將一些東野之言記錄於史書，這有可能是抄寫者的錯誤，但亦有可能是作者故意留下一些線索，讓讀史書自行探究箇中真實。

這樣的作法有兩個好處：其一，避免了得罪當權者。其二，亦讓可能有作用的資料得以保留下來，如"武帝紀"中記載呂伯暑一事便已有不同說法，可讓人對曹操本人多一些了解。

我認為這些看似多餘的史料，其實是有作用的。觀裴注雖為史家譏為"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但卻不能否認它對詮釋三國志的作用。

本篇文章已被 蔣公琰 於 Jun 6 2008, 17:51 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