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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 Oct 29 2005, 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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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 佩里•安德森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五十五期2004年9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55, September 2004. （評論） 南中國海上的藍與綠* 佩里•安德森**／王超華*** Blue and Green in South China Sea by Perry Anderson (translation by Chao-Hwa Wang) ✽英文原文發表於《倫敦書評》第26卷第11期，2004年7月3日。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26, No. 11, dated 3 June 2004 [http://www.lrb.co.uk]）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 ✽✽✽翻譯過程中，得到作者授權和大力支持；部分中文譯稿得到中央研究院錢永祥先生仔細審閱和指正；《臺灣社會科學季刊》同意發表這篇中文譯文並給以支持和鼓勵，特此一併致謝。譯者對譯文中存在的問題，負有全責。 世上難得有臺灣今年三月份這樣的大選，充滿著最後一刻的戲劇性；至於戲的本身，究竟是勝選一方認為的準悲劇，還是反對者聲稱的鬧劇，一時並不清楚*1。臺灣島在政治上一分為二，各以拜占庭（Byzantine）時期代表黨爭的兩種顏色為標誌。一邊是「泛綠陣營」，包括支持臺灣獨立的兩股力量：自2000年以來執政的民主進步黨，和民進黨的同盟軍，成立不久的臺灣團結聯盟。另一邊是「泛藍陣營」，主要是1949年蔣介石被趕出中國大陸後，曾在島上掌權達半個世紀的國民黨，以及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的親民黨，兩黨共認一個目前已趨淡薄的傳統：主張臺灣是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仍然反對臺灣獨立。選前最後一天，泛綠陣營的旗手，競選連任總統的民進黨主席陳水扁，風光地乘著吉普車在家鄉台南市向支持民眾揮手致意。街道狹小擁擠，歡迎人群喧囂嘈雜，這類場合照例會有的爆竹，喜氣洋洋地 四處炸響。當時似乎並無任何意外。然而幾小時後，消息傳來，這位原總統候選人因槍擊受傷，子彈神奇地擦過但並沒有穿透他的腹部，此時他正在醫院接受治療。電視播放了吉普車前方擋風玻璃上的彈孔，陳水扁正站在司機後面，法相莊嚴地揮手，前襟下部有一片粉紅色的印跡。 （*1.本文原題為Blue and Green in South China Sea，《倫敦書評》首發時將題目改為《對峙在臺灣（Stand off in Taiwan）》，譯本應作者要求改用原題。【譯者注】） 所有陣營都取消了選前最後一場造勢晚會，第二天投票日，民調中原本領先的藍營，以毫髮之差——三萬票左右，大約為全部有效票的0.2％——落選。原因毋庸置疑。綠營支持者興高采烈地稱為「神秘槍擊」的子彈究竟帶給陳水扁多少同情票，各方估算不同；但是很清楚，沒有這顆子彈，他肯定會落選。藍營指稱槍擊是自導自演，譴責的火氣節節上揚。陳水扁解釋說，他奇跡般的凱旋，表明了「天佑臺灣」。 此後的證據已無可懷疑地證實，陳水扁確實被土制槍彈擊中擦傷，另一顆槍彈反彈後，擊中坐在他旁邊的競選夥伴呂秀蓮，射入她因膝蓋傷痛穿著的護膝墊，沒有造成傷害。不過，案發當時，並無引起注意的凶嫌，而且至今也還沒發現凶嫌的蹤影。更為神秘的，與其說是那位用粗糙武器近距離射擊的槍手的身份，毋寧說是槍擊後面的動機。誰會因行刺未遂而受益？當然不會是泛藍陣營；若不是這顆子彈，泛藍本應贏得大選。會不會是陳水扁為了攫取與他原本無緣的勝利，自己導演了這一幕？這種事，史有前例：一般都相信，1959年密特朗（Mitterrand）遭突襲，就是他為重振自己反抗右翼的猛士形象，自導自演的。但即使陳水扁的傷不重，他畢竟是在身體的要害部位受創：豈有政治人物敢冒險，承受一顆沒有長眼睛的子彈？由此看來，綠營陰謀論並不比藍營陰謀論更說得通。要想尋找更可信的解釋，最流行的假設——在臺灣廣為傳播——指向島上頗有勢力的賭盤莊家，由於絕大多數賭注都下在藍營一邊，如果藍營勝選，莊家將損失大規模的賠款。他們很可能算計過，輕傷陳水扁將是為綠營獲取同情票的最佳方式，也將為他們帶來輸家的巨額賭金。但他們怎麼能保證子彈不會——事與願違地——真的令其致命？線索可能在已經尷尬地得到承認的陳水扁保安細節：據說因為天氣太熱，他沒穿防彈衣，這本是現任總統競選連任時的例行保安措施。槍擊事件的一個反常之處是，槍手瞄準敞篷車的方位，是子彈射出後更容易轉向的擋風玻璃，卻不瞄準玻璃上方，既無遮攔又無保護的候選人頭部和上半身。如果黑道分子認為陳水扁穿著防彈衣，則一顆低低穿過擋風玻璃的子彈擊中他時，將足以引起轟動而不至造成任何真正傷害。這可算是個多少合乎邏輯的說法。不過也有可能那兩槍就是隨便某個懷怨的畸零人，混在人群裏射出的。這種事件很多，喬治•瓦萊斯（George Wallace），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Kennedy），都是例證。 臺灣本身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比起那些資格老卻意興闌珊的民主政體，黨派激情更為深入人心；神秘槍擊的直接後果就是前所未有的公眾輿論兩極化。藍營一向以保守既成體制著稱，候選人也缺乏生氣，可是儘管如此，他們還是發動了極為廣泛的民眾示威，抵制大選結果，學生也在總統府前發起靜坐*2，全都義憤填膺地要求重新驗票，問題是在全島範圍的選舉中，並沒有過任何關於驗票的法律規定。不過，即使重新驗票，結果也很難改變。陳水扁可以展望再一次的四年執政，激情的支持者歡慶意料之外的勝利，怨怒的反對派則堅信到手的政權被調包。短期前景看來風波不定。泛綠陣營堅持徹底獨立的立場，1996年初次參加大選時贏得21％的選票。2000年增長到39％。今年，得票率達到了50％。即使忽略同情票，也不考慮其他種種不選藍營的因素，支持率的上升趨勢仍然很明白。一種明晰的臺灣國族認同正在成形。變化來的相當迅速。也就是1996年，高於50％的臺灣人口，仍在民調時將自己定位為「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百分之二十幾的人認為自己只是「臺灣人」，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如今，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的不到50％，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不過10％上下，而將自己看作就是臺灣人的已經高達40％以上。 (*2.此處應為「中正紀念堂」前。【譯者注】) 應當如何歷史性地理解這一發展？幾年前在臺北發表的一篇演講中，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最恰當的是將其視為現代民族主義起源形態的一種當代版本：即，海外移民社群與其原屬帝國母體的分離，諸如十八世紀美國的誕生，以及十九世紀各拉丁美洲共和國的出現。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本•安德森展示出，這一形態先於中歐東歐浪漫主義型的民族主義而存在，儘管後者通常被看作是二十世紀民族主義的濫觴。與後者不同的是，海外移民型（overseas settler, or "creole"）在語言或族裔方面，並不需要與原來的母國有重大不同。相反，新生民族的認同標誌在於地域和歷史： 地理距離和殖民地體制造成鮮明的文化和自我意識，並由此發展出集體認同，為形成獨立的國家奠定基礎。十九世紀末，這一過程在白人領地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再次出現。從這個角度看，當代臺灣民族主義屬於一種有著堅實傳統先例的政治門類。二千二百五十萬的現代臺灣人口中，絕大多數——大約85％——是移民後裔，自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期，他們的先祖從福建和廣東來到島上，迫使馬來—波利尼西亞血統的原住民退居到島上的內陸山區。從遺傳血緣及語言上看，如同紐西蘭白人屬於不列顛人，他們屬於華人。然而，長時期的地理分隔和歷史經歷，已經型塑出一 個具有自身民族認同的海外移民群體，到如今，他們的自身認同，已如在美國或哥斯大黎加，澳大利亞或烏拉圭的情況一樣，既自然又正當。在民族主義形態學系統內，這樣的分析為臺灣這個個案提供了正確分類，可說殆無疑義。但要在一般類系內部確定臺灣的位置，還須更進一步。在海外移民社群的民族主義門類中，臺灣的特定之處究竟何在？扼要概括，可以說四個特徵使它在這門類裏與眾不同，每一特徵又各對應於一種對臺灣有決定意義的現代經驗。第一，海外移民社群從帝國本土的分離，既不是出自南北美洲那樣的反抗，也不是源於英屬白人領地那樣的談判，而是被外敵吞併：1895年日本奪取臺灣島，作為中日戰爭的戰利品。自此，在東京統治的半個世紀裏，臺灣成為大日本帝國的殖民地。這是一段深刻的型塑經歷，分割了臺灣島與大陸的命運。儘管日本帝國主義從入侵中國大陸之始，就是一支無情的破壞力量，造成千百萬人的死亡和大規模的劫掠毀滅，可是在臺灣，它卻建立起一套相對和平有秩序的、建設性的統治體制：它的威權性格不亞於任何歐洲殖民體制，但是它的環境是一個更「落後」的農業社會，手法上總的來說沒有在朝鮮半島和滿洲國那樣殘暴，經濟和教育發展的紀錄，則優於當時中華民國治下的任何地區。直到太平洋戰爭接近尾聲，廣大的臺灣人口才深受艱難困苦，同時有很多臺灣人在這一時期加入日本皇軍，忠誠地作戰犧牲。看過侯孝賢的世界性電影傑作《戲夢人生》的人，很少能忘卻片中極為出色的一幕裏的美感與尊嚴：為戰死在瓜代爾（Guadalcanal）的臺灣士兵舉行葬禮演出時，在場的日軍官兵也在致敬*3。這一經歷的意義模稜之處，截然不同於大陸在日本人手中的經驗，但卻至今仍是島內生活的一個基本特徵。太平洋戰爭結束，經同盟國同意，臺灣交還給中國。國民黨在日本投降後接管臺灣4，很快成為比日本人更嚴重的問題之源，榨取欺壓無度，導致1947年初的自發反抗——這是侯孝賢另一部電影傑作《悲情城市》的主題。與大陸的分隔很快再度降臨，這一回是因為中國的國內戰爭。通常，這類戰爭會使一個國家分裂為敵對區域。但臺灣命運的第二個特徵就在於，它本身並沒有參與這場爭鬥，它僅僅是個被動的受害者，繼而成為戰區外的存儲地：蔣介石政權1949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擊敗，帶著二百萬大陸人員逃往臺灣。就在共產黨集結舢板帆船準備渡海作戰時，國民黨因朝鮮戰爭的爆發和美國第七艦隊的干預，挽回了再次被驅逐的命運。 （*3.本文作者相信，侯孝賢電影對日據時代日本人與臺灣人的關係有非常通情達理而且毫不誇張的表現，清楚顯示出這段經歷與大陸的不同。瓜代爾是南太平洋的一個島嶼。【譯者注】）（*4.此處《倫敦書評》英文版作「中國大陸」，系該刊排版錯誤所致，原文為「臺灣」。【譯者注】） 由此，從1950年開始，臺灣就成了美利堅帝國的一個前哨陣地，一道華盛頓在冷戰中的亞洲塹壕：對美國的在越作戰部隊，對中央情報局在東南亞和西藏的活動，都是舉足輕重的行動籌畫地點，同時又是以核武器鎖定中國的戰略基地。藏身於美國的火力保護下，又受益於美國的慷慨資助，國民黨脫胎換骨，成為一個高效率的發展的政權。由於它在島內社會並沒有根基，同時有美國施壓，不要重演在大陸時的敗績，國民黨實施了一套徹底的農村改革，恰恰都是那些由於與中國大陸地主階級的萬千聯繫，它以前一直抵制的措施。在承繼了沒收日本資產而來的巨量儲備之後，它又經由龐大的國有部門推動工業化，資金則基本來自華盛頓——直到1965年，島內資本投入仍有約40％來自美國的無償經援。超高速度的經濟成長，以小型地方企業為主的出口活力不斷增強，帶來了教育進步。臺灣成為東亞地區巨大物質成就的典範之一。目前，臺灣享有超過一萬三千美元的人均年收入，並有高達2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可以理解，藍營傳統以這些成就而自豪。藍營追隨者對民進黨的部分敵意，就是因為意識到：經濟管理並不是泛綠政治人物的強項，這些人乘坐了經濟繁榮的免費列車，可他們非但沒有做出什麼貢獻，反倒為之帶來過損害。陳水扁時期，臺灣經歷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與此相對，民進黨理直氣壯地把自己視為反對運動抵抗殘酷威權的後繼者。1947年國民黨對臺灣示威者的大屠殺——據不同估計，死亡人數從七千人到二萬八千人不等——為有關這種壓迫的記憶奠定了基礎。不過，蔣介石在島上建立政權後，於1950年代發動的白色恐怖，更加殘酷。當時的目標鎖定在疑似左翼分子身上，無關大陸人還是本土人，結果是九萬人被拘捕，很可能有高達四萬五千人被處決。酷刑和非法屠殺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中期。泛綠傳統就植根於反抗一系列國民黨暴政的英勇鬥爭——因卡車衝撞而半身癱瘓的陳水扁的妻子，就是這種統治的一位活見證。到目前，還沒有一個真相委員會來確認這些年代裏所犯罪行的實際程度。與日據時代一樣，國民黨長達35年的戒嚴——經濟奇蹟之外，臺灣的另一項世界紀錄——在公眾和私人記憶中，都仍然保持著極為深刻的模稜兩可特徵。美國主子始終是這第三個型塑經歷的存在條件。國民黨政權靠的是美國霸權的保護傘。一旦美國與中國開始外交正常化，它就別無選擇，只能重新自我定位。1977年卡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5，曾在蘇俄訓練過的蔣經國——蔣介石的正式後裔，雖然未必是他的親生兒子——意識到華盛頓會把自己乾晾在一邊，開始致力於重建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自上而下逐步開放體制，而且找了一位本土出生的後繼者——這樣，美國要拋棄臺灣就會非常困難。因此，反對派自下反抗威權、統治者自上尋找新的正當性，這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為臺灣帶來了民主。 （*5.這裏原文有誤。1978年12月15日，卡特正式宣佈美國將在1979年1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譯者注】） 這個雙向運動的聚合點，落到蔣經國1987年去世後繼位掌權的那位政治家身上，看來也是恰如其分。李登輝是臺灣本土人，在日本受的教育——他的日語比國語講得更流利——曾經一度是共產黨員，後來在國民黨的反共階梯上步步高升，當上黨主席後，卻造成國民黨的分裂，最後硬是把民進黨送上了執政的位子。除了自己以外，他已經成功地背叛了所有的人；以前他是藍方的主席，今天，卻領導著泛綠陣營內最極端的黨派，臺灣團結聯盟。很多人相信，他才是陳水扁背後的真正的政治頭腦。在掌握「黑金」的藝術——毫不容情地運用政治腐敗和黑道關係——方面，也許他最像金丸信，這是日本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內，一位曾有教父聲譽的傳奇人物。甚至李的長相也和金丸信有點相似。 但是，與金丸信這個後臺老闆不同，李登輝迷戀舞臺中心，而且，他有一個始終不變的綱領。民主不光是能給國民黨買保險：它的真正意義，是成為未來臺灣國族獨立的柱石。除此之外，臺灣還能到哪兒去找這麼無懈可擊的論據，和獨裁的共產黨中國徹底分離？又有誰準備得更好，能一舉成為雙科的民主締造者和國族之父？今日的民進黨正是李氏虛榮與機巧的最大受益者：他先是開放政治體制，引進真正的競爭，然後在無法繼續連任時，及時操作了自己黨內的分裂，幫助了陳水扁在2000年獲選總統。這一系列歷史經驗造成了一種鮮明的民族主義情感。就基本形態來說，海外移民型的民族主義，很少甚至根本不必在語言上區別於原祖國。然而在臺灣的地方認同中，卻始終有著語言區別的基礎，因為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都講閩南話，講國語的人根本聽不懂。不過迄今為止，這個文化特點並不是認同建構的首要標誌。這有兩個原因。暫且不談大約三十五萬人的島上原住民，中國來的移居者內，還形成了歷史上長期互相敵視的兩個群體，其間敵意至今可見。比福建人更早到臺灣的，是客家人。這是一個大約源於河南、後來移居廣東的邊緣社群，目前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到十五。客家人有自己的語言，他們的文化傳統也極為明顯的和閩南不同——例如，對婦女的歧視比較少。幾個世紀械鬥下來，這兩個社群之間的關係傷痕累累；面對人口遠為眾多的閩南人，客家人始終有著揮之不去的疑懼。加在這種種緊張關係之上的，是晚近的「外省人」，他們其實是流亡者，不能算是移民社群，這些人主要講國語，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五。雖然都市化、教育發展、通婚等等已經減少了差異，但是這三個社群的區別仍然十分明顯，足以定義島內的政治地理。北部外省人和客家人比較集中，是典型的藍色區；南部閩南人占主體，則幾乎完全是綠色*6。東部山區的原住民，和其他地方的客家聚居點類似，因為懼怕泛綠而支持藍營。國族主義的南部惱怒地面對傾向統一的北部，這種分化在多重意義上令人想到愛爾蘭。在公務行政、教育、以及廣義文化領域內，民進黨號召的「本土化」，被他人看作是閩南化，並受到抵制。狹隘無知的本土主義——不妨說，一種福摩薩版本的菲耶納•法歐爾*7——在島內不同族裔背景的藝術家和作家當中，帶來日益增長的憂慮。猶如喬伊絲或貝克特曾經反感官方愛爾蘭化的狹小偏執和沙文主義，世界著名的臺灣電影導演侯孝賢和楊德昌，也已經針對泛綠談論臺灣文化要「去中國化」時的粗糙和傲慢，表示出憂心忡忡。 （*6.地區差別也是由北部更發達的工業化造成的，那裏投資更多，教育層次更高，城市人口數量也更大。因此，藍綠之分同時含有階級因素在內。但相當多富裕的閩南人仍然會投票給國民黨，國民黨的族裔基礎也比民進黨要開放。） （*7.Fianna Fa𣜃il，在愛爾蘭共和國長期執政的政黨，文化政策上實行「愛爾蘭化」。【譯者注】） 不過，迄今為止，「基本教義派」——當地對這種侵略性族裔沙文主義的稱謂——的訴求在民進黨的戲碼中仍居從屬地位。著意強調文化的差異雖然有所增加，但在臺灣國族主義的論證建構中仍屬次要，部分原因當然是這個提法會在戰術上徒然造成分裂，迫使泛綠必須放棄泛藍群眾，但同時也是因為並無太大國際意義。結果，國族認同的定義，主要成了島內民主和大陸獨裁的對照。臺灣獨立的權利來自它的民主政體的成功，這方面，大陸的失敗人盡皆知。這樣一來，主權的要求既能夠團結島內人民，又可以整合世界輿論：臺灣人民對民主的堅持無可懷疑，世界應該站在他們一邊。 就其本身而言，這種政治的——而非語言、族裔或文化的——國族構建，在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發展史上並非異常。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對英帝國舊秩序的反叛，以及南美洲移民社群對西班牙絕對主義制的反抗，就是在君主制世界創造出共和國的一系列起義，可以看作是同一種綱領的早期現代版。臺灣個案的特別之處是，這裏主張獨立的國族本身，卻完全仰賴一個外在強權。過去一個世紀與大陸的分離，塑造了臺灣的特定經驗，但這分離一直源於帝國主動的行動，而非針對帝國的反抗。臺灣先後成為日本和美國的保護國，這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先決條件。從中成長的臺灣民主的生命力，以任何標準衡量，都令人驚歎，足以令它的先後兩家宗主國慚愧。但根本的現實並沒有變：臺灣是美帝國主義強權的保護地。 如果說這一組特徵將臺灣的情況區別於以往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那麼中國大陸作為母國的狀況又如何呢？這裏同樣有若干品質，使之成為獨特的個案。首先而且最簡單的，就是距離問題。歐洲的海外移民社群和身為海上列強的帝國本土之間，通常都相隔著數千英里之闊的大洋，更易於生長出強烈的本地認同，而且一旦分裂，也為重新攻佔帶來難以克服的實際困難。與此相反，中國從來不是海上強國，臺灣也不過就在區區一百英里的海峽對面。在歐洲，有類似地理距離的唯一一個海外移民群，就是北愛爾蘭，自從十七世紀強行植入以來，至今仍依附於大英帝國。某種意義上，這一類比並非不著邊際。歷史上臺灣對清室的意義，主要就是它有可能成為敵人攻擊大陸的基地，就像都德—斯圖亞特時期的愛爾蘭一樣。 其次，產生過海外定居群體的歐洲列強，本土面積一般都要比其海外領地小得多，而且人口也隨之出現同一比例趨勢。美英之間，拉丁美洲和西班牙之間，以及巴西和葡萄牙之間，如今的地理和人口比例，都可為此作證。而對中國大陸和臺灣島來說，人口與國力之間的比例不平衡極為巨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域幾乎是臺灣的三百倍，包含的人口則高達臺灣人口的五百倍。在生活水準上，則是另一回事。與人民共和國相比，臺灣的繁榮富裕持續領先，平均國民收入水準高出前者十倍以上。但是，1990年代以來，大陸的經濟成長速度已經遠遠超過臺灣島，使之成為繞著巨大的中國工業化的行星旋轉的小小月球。歷史上，在海外移民領地獲得獨立之後，資本和勞動力總是從歐洲國家向這些地區轉移。而就臺灣來看，卻是朝著相反的方向流動。巨大數額的資本——在仟億美元範圍內——已從島內流向大陸，現在人口流動也正隨著投資跟進。目前有將近五十萬臺灣人居住在上海以及大陸其他沿海城市。從歷史角度講，這種經濟與人口的融合還僅僅處於初始階段。這代表的，恰恰與歐洲海外移民領地的模式相反。 隨著上述雙重參照系而來的是什麼呢？臺灣獨立運動，在政治上有賴於實現自決的民族權利。民進黨正在把自己定位於發動公投，以在全民投票基礎上使國族主權正式生效。這樣，就可以求助於這個原則的權威性，這是二十世紀極少有的幾個原則之一，同時得到了兩個重大的敵對政治意識形態的明確認可，不僅有伍卓•威爾遜（Woodrow Wilson）和列寧（Lenin）的分別陳述，而且體現在所有現存國家都正式承諾了的聯合國憲章之中。自其經典性陳述以來，民族自決的權利在歷史上有兩個主要的應用範圍，正好對應於它的雙重家世。第一個，為中歐和東歐的民族獨立提供了依據，這些民族原本從屬於羅曼諾夫（Romanov），哈布斯堡（Habsburg），赫恩佐倫（Hohenzollern）等王朝帝國，他們的建國理想，向前一直延伸到十九世紀以族裔和語言為基礎的浪漫主義型民族主義，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終於得到實現：即，威爾遜式契機。第二個，則確認了原來歐洲帝國在歐洲以外擁有的各殖民地的獨立，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的反帝鬥爭浪潮中實現的：亦即，列寧式契機。在這兩種情況下，自決的權利都帶來了新的國族國家的建立。 與此同時，這一權利也始終遭遇到限制。在國族國家已經建制、不需要另行創建的地方，實現自決一直受到有系統的抵制。在這種情況下，這一權利通常會轉化成為一種禁忌。就意識形態而言，此時的關鍵問題已不再是「自我決定」，而是「分離」（secession）。這就是林肯式的契機。和與之相反的威爾遜式或列寧式一樣，林肯式的歷史紀錄其實也是一成不變的。造成六十萬人死亡的美國國內戰爭，是十九世紀規模最大的軍事與工業合謀的屠殺，而這次軍事鎮壓的分裂主義，卻得到過南方邦聯民主多數完全合法的批准。二次大戰以來，針對國族國家內的分裂者，同樣血腥的戰役一再發生，結局都是類似的。這是他們共同的命運：百阿非利（Biafra）在尼日利亞（Nigeria），車臣（Chechnya）在俄國，庫德族（Kurdistan）在土耳其，納加蘭（Nagaland）在印度，泰咪爾（Tamil Eslam）在斯里蘭卡（Sri Lanka），巴斯克（Basque country）在西班牙。迄今為止，通常意義上的國族國家還從未允許過疆域內的某一社群分離出去*8。 （*8.巴基斯坦在純粹由宗教定義的印巴分裂（1947）之後，並未成為通常意義上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孟加拉的獨立得到來自印度的強大干涉的保障，如同巴拿馬——但缺少孟加拉那樣的民眾基礎——曾因美國的干涉而脫離哥倫比亞。） 不過，多民族的邦聯國家倒確實有過分解（separations）。共產主義秩序崩潰時，按族裔或語言認同建立的前蘇聯和前南斯拉夫的各個加盟共和國紛紛成為獨立國家，前者沒有多少衝突，後者則充滿暴力。而原來兩族共存的國家，記錄在案的有三個和平解體的先例：1905年的挪威和瑞典，1965年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以及1993年的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Slovakia）。這三例都是本來力量對比就大致相等的兩個疆域的聯合，也都在立憲之始就承認了雙方語言或族裔之間的區別，所以，雙方政治領袖都意識到分裂對各自的好處。另一個在非洲的分裂案例就要血腥得多，那是厄立特里亞（Eritrea）爭取重建殖民時代的已有疆界，最終從埃塞俄比亞（Ethiopia）獲得了獨立。事實證明，明示為多民族或雙重民族的邦聯體比起自我標榜為國族國家的政體更容易分解（Friable）。 對臺灣來說，這樣的三重記錄——實現自決的民族權利；民族分離（secession）的禁忌；多民族聯合體的分解可能性——意味著什麼呢？自從凡爾賽條約（1919）以來，還沒有海外移民型的民族主義實現過獨立，但是一個世紀的間隔並不至於使獨立成為不可能。問題在於現代中國的自我定義。與國民黨的中華民國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自己疆域內有多民族共存，而且賦予這些民族相當的自治法權。可是它又和前蘇聯不一樣，它從來沒承認過這些民族可以是共和邦聯：中國始終是個整體，而不是邦聯國家。中國境內，西藏、新疆、內蒙古等三個廣袤地區居住的族群，在血統和語言上，都與全國人口92％以上的漢族截然不同。這三個地區是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大清帝國繼承下來的遺產，不難想像，中國民主化了，他們就會贏得民族自決。與此相對，臺灣族裔屬於漢族，十九世紀末，是清朝治下一個普通的省。假定今日中國可以被視作是一個附加有中亞地區不同種族地帶的單一民族的大國，那麼以族裔和語言衡量，臺灣都在「國族」的主體之內，而不是在這個雜交體「帝國」的外緣。從比較分析來看，臺灣獨立就是分離主義（secession）。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臺灣分離主義問題上，未來的民主中國根本不可能與目前的獨裁制度有任何重大不同。林肯主義的殺戮戰場自始就清楚表明，民主並不比霸主更同情分離傾向。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威權「他者」的存在，是目前臺灣自身認同的主要基礎；一旦這個「他者」被排除，立足於島內民主的臺灣獨立運動，不但不會增強、反而會被削弱。防止或鎮壓分離主義的標準手段是戰爭。但在臺灣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可能使用軍事力量，因為臺灣受到美國海軍霸權的保護；和美國比，中國根本沒希望占上風。也就是說，大陸的軍事威脅不過是耍嘴皮而已，對臺灣並無即刻的重要性。在目前情況下，共產黨只能希望隨著兩岸經濟統合不斷增長，臺灣工商界終將認識到統一的好處。但這是一廂情願，是從香港推出的錯誤類比。香港是一個在英國統治下從不知民主是何物的城市，只要關起門和幾個億萬富豪做交易，就足以敲定令北京滿意的政治安排。而臺灣的資本分佈中，並不存在這種巨頭，階層分化不那麼極端，內部也更為多元，而且，臺灣是一個以大規模群眾性政黨為基礎的、充分組織起來的民主政體，工商界的整體政治影響力，也比香港要小得多。從一小撮富豪手裏收買分離主義的機會幾乎等於零。 如果說北京除了無用的牢騷，實際上並沒有任何臺灣政策，那麼華盛頓有的也並不多。一方面，在1997年的「上海公報」裏，美國對「一個中國」的原則有正式承諾。再說，美國現在高度依賴和中國之間的金融流通來彌平貿易逆差並支撐美元，因此有充分理由要與中國保持密切關係。另一方面，由於1979年「臺灣關係法」的約束，美國又要保護臺灣不受任何侵略威脅。更何況1990年代以來，華盛頓已經是在政治上為臺灣的民主陪綁。換言之，美國不能接受臺灣正式獨立，但又必須保證臺灣事實獨立。這個矛盾，比大陸中國的兩手空空加喧囂恐嚇好不了多少，一樣導致無所作為。所以，美國的唯一政策，也只能是維持臺灣前途地位不定的現狀。兩個大國在台海衝突面前都無從施展。 這樣一來，只剩下臺灣的國族主義還是一支生氣勃勃的力量。泛綠陣營的領袖已經把當選歸功於「天佑」，他們在勝選的興奮中順風起帆，非常可能會在十二月的立法院選舉中擊敗內部分裂且士氣低落的泛藍，最終贏得立院多數。傳聞已經提到有的國民黨議員可能會反水到民進黨一邊：說不好就會形成潮流。在社會或經濟政策方面，兩個主要大黨之間幾乎沒什麼差別，結果，選舉就越來越圍繞著認同政治轉。泛綠陣營在這方面有先天的優越性，因為總是可以由它來設定怎樣才是愛臺灣，然後它就可以指責泛藍是半心半意，甚至發出更嚴重的指控。今年大選的選戰中，民進黨就曾不斷攻擊國民黨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是在為北京競選。只要國族主義可以當作王牌來用，泛藍陣營就會被迫處於守勢，很容易被挫敗。 臺灣的政治體制已經在向這個方向妥協。去年底，泛綠陣營要求立法，授權國家行政領導決定公投。立法院的泛藍多數意識到潛在的後果，先是力圖阻撓，但最後還是在壓力下通過了公投法，規定立法院——而不是總統——有權決定公投。可是，由於定稿前的拉鋸和協商，新法還包括了一個權宜條款，允許總統在有外界威脅的緊急情況下舉行公投。陳水扁順水推舟，宣佈說，因為中國正在威脅臺灣（事實上從來如此），臺灣現在就處於這種緊急狀況；因此要就加強島上軍事防禦進行公投，而且日期就定在總統大選的同一天——他的目標是，既要在國族爭議中分化兩派觀點，以利自己競選，也要建立起向公民直接訴求的先例，一旦時機成熟，就可以轉向獨立議題。沒有比這更明目張膽的政治操作了。一位泛綠陣營的知識份子參與了起草公投議題，事後說，他根本不在意題目的具體內容，而且投票時根本沒讀就投了贊成票：真正重要的是為最終目標建立公投的先例。在此過程中，泛藍陣營一直氣憤地指稱程序犯規，並呼籲選民抵制杯葛。公投結果沒能達到百分之五十註冊選民的規定底線。但是機制已經建立，原則上，陳水扁完全可以決定什麼時候舉行獨立公投，當然，他會等到結果有保證時再採取行動。從民進黨過去四年的成長速度來看，這一目標指日可待。謀士們已經為此規劃了日程。2008年，北京將在熱火朝天的全球宣傳攻勢和虛假熱情中，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當全世界的電視都把鏡頭對準高低槓上新一代的洛麗塔時，它會為了鎮壓臺灣這個變節的省份而不惜玷污自己的形象嗎？ 美國已經明確表態，反對以任何方式宣佈臺灣獨立。但是，怎樣才能防止這種事發生呢？一旦走向公投形成態勢，美國唯一可用的威懾力量就是從臺灣海峽撤走第七艦隊。但是，這是一張臺灣國族主義也完全可能誘使美國來攤的牌；因為美國監護體的公共理性基礎就是必須保護有活力的民主政體，臺灣的這個政體又正在力圖通過民意授權實現民主的最高表達。可以想見，一旦臺灣島陷入任憑解放軍擺佈的前景，美國國內的主流媒體和公眾輿論就會掀起不可抵擋的風暴。 不用說，大陸中國會更嚴厲地譴責民進黨，但只要美國的軍事保護仍然在位，它就沒有多少影響臺灣內部政治發展的手段，還不必說它對這些發展表現出了持續的無知。最多它可以試圖恐嚇島上起伏突兀的股市，寄希望於選民所受到的即時影響。其實，某些手段雖然未必適用於針對臺北，卻完全可以用來對華盛頓施加真正的壓力，只要中國威脅說傾銷美國債券，就會傷及美元的立足點，而且對美國整體經濟都會有顛覆性後果。不過，即使代價可以忽略不計——譬如說這種行動會同時癱瘓中國大陸向美國的出口——北京當局也完全沒有胃口和華盛頓發生任何衝突。 中共領導層向美國全面屈膝的國際政策歷時已久——胡錦濤今年初居然以正式規格接待了美國駐巴格達的傀儡政府主席——目前看來，任何強硬的抵制都非常難以想像。關於「一個中國」的大話和恫嚇不妨越來越刺耳，卻不會有真正的行動跟上來。關起門來，政治局常委不妨說這個問題可以留給後代；一旦成為世界領先的經濟強國，中國的意志自然無法抗拒。與此同時，一切仍將依舊，大約也就是前往大陸的臺灣客會遇到更多的侵擾和限制。 從這一角度觀察，臺灣的公投態勢恐怕並不像許多評論家假定的那樣，是民進黨過於冒險。泛綠陣營完全不必付出世界末日般的代價，就可以策劃出一個正式宣佈獨立的狀態。這倒不是說他們會因此獲得多少額外的國際承認。沒有多少重要國家會認可這個自稱的臺灣共和國的形變，就像沒有多少政府至今仍承認一個虛假的中華民國一樣。但是，同樣的道理，臺北也不至於因為這個象徵性的改變就受到任何重大報復。台海兩岸的僵持將會一如既往地持續下去。如果說這樣的前景看來相當可信，那麼有哪些偶然因素會造成意外呢？第一是島內「族群」撕裂的深化。泛綠陣營的文宣和實踐越來越強調本土化，對占人口總數約六分之一、作為親民黨核心成份的外省人家庭，尤懷成見；對人口比例更多的講標準國語的人，也多少有偏見。一定程度上，這很自然地表達了對以前歧視閩南人的不滿。可是，如果過於粗率地在各個領域——教育系統，文官考試，媒體，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軍隊系統和保安機構——強行實施閩南化，也會產生反作用，使臺灣社會因內部問題高度分化，而不是像預期的那樣，動員起全民族的神聖同盟，面對外敵。不過，儘管民進黨領導層目前對黨內的基本教義派有些信馬由韁，他們很可能對過早發動這種過程的危險也還有所警惕，因此可能會更集中精力在近期目標上，重點爭取動搖國民黨中的機會主義成分。 第二個偶然因素是中共態度突轉強硬，即使就目前表現來看可能極小。理論上說，要增加對臺灣的壓力，中國大陸可以示威性地向島上無人居住的目標發射導彈，超越第七艦隊的桅杆，射向台獨之艦的船首前方。北京可能希望，這種並非挑戰美國的象徵性軍事行動，將會刺激華盛頓，強壓臺灣接受某種「一國兩制」的安排，比如，保證臺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轄內有五十年的完全自治。這在目前狀態下仍屬可操作，一旦宣佈成立臺灣共和國，就會困難得多。但是，仍然難以想像的是，未來可見的白宮新主人們會有足夠的決心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 無論短期結果如何，長遠看，中國接受臺灣分裂的機會很小。從國族國家的立場來說，一個與主要人口並無族裔區別的原有省份要尋求獨立，那就是分離主義。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個國族國家許可過這種事。更何況，國際間存在著事實上的共識，反對承認這種分裂。因為很多國家都有理由相信，一旦開啟先例，自己有可能第一個受波及。在中國內部，對開啟先例的疑懼甚至更為深刻，比如說廣東省，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比起臺灣來，也會有更強烈的基於不同文化的主體認同要求；廣東的人口比臺灣多四倍，如果不必再向北京繳稅，生活水準（已經大大高於大陸的平均水準）也肯定能有更大提高。 從中央政府的立場來看，輕易接受臺灣獨立，就會像前南斯拉夫一樣，為潰散打開大門。只要臺灣仍然是美國的被保護國，北京就會接受現狀，這和南京政府認可滿洲國作為日本的被保護國沒有多大區別。當然，歷史地看，某種形式的重新結合，將是長遠進程中最有可能的結局。 -------------------------------------------------------- 始終是外國人亞，一些局部分析做得很不錯，但對中國的理解仍有很多侷限和想當然。 本篇文章已被 狗不理 於 Oct 29 2005, 08:24 編輯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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