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

嘿嘿，又一個不符合「主旋律」的傳媒被中宣部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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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

袁偉時


21世紀的中國人，面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利鈍的最重要條件是公民一舉一動無不受其制約的制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史無前例的三大災難后，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這突出表現在我們的教科書在論述近代中國與外國和外國人的關系的時候，幾乎沒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正確處理國際關系，是完成現代化這個歷史重任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交政策總的說來是比較理性的。如果我們的學校通過教科書不斷向小公民進行非理性的鼓動，與正確的抉擇背道而馳，說不定那一天一定會嘗到無法預料的苦果。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后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淚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歷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志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而其中大多數大都無緣重新學習，只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這樣的損失是難以數計和無法彌補的。不幸，現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正在扮演這樣的角色。

為了現代化順利進行，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歷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這不是危言聳聽，請從幾個具體的歷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也是中國人民心頭無法磨滅的創傷。事情為什么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著的《中國歷史》第三冊，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制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于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潛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為，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后來，法國以此為借口，伙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干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面釋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里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歷史事實。至于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涂帳。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為真，據此回答法國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準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后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犯罪行為。 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這些都不過是導火線。教科書只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盡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唯獨在廣州，卻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斗爭的先河，歷時十多年無法解決，直至兵戎相見，喪權辱國！二是《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后，兩國派員公平酌辦。” 《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于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借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于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于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 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斗爭為開端的慘痛教訓。不講廣州的反入城，這次戰爭的爆發就不可能講清。19世紀的一些中國人對此已經有所認識，21世紀的中國教科書卻仍然視而不見，可謂咄咄怪事！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的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 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于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香港的教科書不難找到，按常理大陸的編者應該看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什么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于戰爭過程

1858年，在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后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利權，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準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完全可以避免。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后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卻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臺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余三艘掛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面，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 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破綻百出。

從后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并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為日后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于是，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那條路進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后果的大罪，還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如屬后者，是誰胡作非為？

復按史實，這根本不是什么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那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后，他更具體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夷禍成于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后奉詔旨十余，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仆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 曾國藩在對他的幕僚說過：“咸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復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 他們說的情況，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睆眭熒虓|，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 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為這么幾點：

1． 咸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后兵。

2． 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并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 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為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編撰者，仍然按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愚昧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制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么愚昧，這場災禍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淀，不是朝夕所能改變的；侵略者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于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摧殘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以后，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強占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 此外的論述只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只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

義和團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系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后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勛，也不能回避它的這些反文明、犯人類的錯誤，何況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卻偏偏閉口不談。

教科書也談到拆毀鐵路。它是怎么說的呢？“1900年6月……八國侵略軍2000多人，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從大沽經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拆毀從天津到北京的鐵道，奮起狙擊侵略軍。侵略軍在廊坊一帶被義和團包圍，死傷多人，狼狽逃回天津。” 如此說來，拆毀鐵路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實際情況怎樣？

1900年5月28日（陰歷五月初一），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鐵道車站橋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 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線又阻……至長辛店線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線，被匪徒砍斷，所有電均被阻滯。” 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于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應急行動。同時，這類行動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發現象。也就是說，這是蓄意破壞財產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說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勛。從時間看，西摩爾軍從出發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間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毀鐵路、電線，焚燒車站、搶掠財產的急報，已紛至沓來。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后，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

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于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余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拏獲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來，一并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為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跡”！ 當時的報刊還報道：“寓晉西人，得京師亂耗。群求毓賢保護。不料竟誘聚而殲之，且手刃數人焉。”

毓賢的行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進取的頑固分子，都是傳統文化中最落后、野蠻的成分的繼承者；如果他們生活在專制制度下，并得到政治權力的支持，災難就不可避免了。這類頑固官僚趁機為非作歹的事例不勝枚舉。例如，輔國公載瀾是奉旨會同載勛、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的宗室，其殘暴就不讓毓賢：“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眾都視為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跡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 他們大都死于義和團之手。至于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二毛子”被殺的更難于數計，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殺。 奉天（遼寧）全省“教民人命千余”。 “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于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 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眾”。

“受害最烈” 的北京，究竟殺了多少無辜同胞，是一筆沒有算清的糊涂帳。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讓我們看看其中的片斷吧：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并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 “法國天主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剛毅）嘗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嘩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無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余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疏入，獄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點中，團匪燒大柵欄德記藥房，延燒糧食店、燈市街、觀音寺、珠寶市……共計店鋪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會救火”。 這個京師最繁華的地區于是毀于一旦。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貍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 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后果之一。

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后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那些胡作非為的骨干，已經墮落成為燒殺搶掠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危害人身及財產安全的犯罪團伙。事件過后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后來有的人把這一事件稱之為“革命”，表現了急于歌頌革命和人民群眾的可貴熱情，體現了20世紀中國革命對中國知識階層觀念的沖擊。但嚴格從學術角度去考察，這不過是與革命風馬牛不相及的大災禍罷了，要從中尋找革命氣味簡直是緣木求魚。

三． 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只字不提！

沒有慈禧的愚昧至極的專制統治，就不會發生義和團事件那么巨大的國家災難。民間落后的文化現象和各種結社，所在皆有。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不值得大驚小怪。政府機關除了讓各種結社依法登記外，也不必介入。不過，一旦政府官員乃至最高統治者冀圖利用它們，各種奇奇怪怪的事情甚至國家災難就會接踵而至。不是要反對“封建專制”嗎？義和團事件就是專制統治禍國殃民的典型。

“刀槍不入”、“神仙下凡”，甚至把孫悟空、二郎神等小說中的人物當真之類的鬼話，源遠流長，是中國文化小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異想天開把這些胡言亂語作為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依據，除了體現最高統治者及決策層極端愚昧之外，也顯示了專制政治的本性。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內多擄架勒贖之案，直與盜匪無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 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眾多大臣只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于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60年后，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專制統治者也定期或不定期召開各種會議。但好一點的可以虛懷納諫，在自己的智力和度量范圍內吸收一些別人的智慧；下焉者則不過是擺出一副“開明”的樣子欺世盜名，甚至趁機在會上玩弄陰謀詭計。同時，在專制制度下，最高統治者總是把“最終決定權”牢牢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或遲或早總會信心十足地運用自己不受制約的權力，作出匪夷所思的決策，招來意想不到的損失乃至禍國殃民的災難性后果。為了決定和戰大計，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大臣六部九卿開御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和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摺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構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復……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 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制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兇狠的執行者。

避而不談這些歷史事實實質是掩蓋了專制統治者的罪惡。這是極端不嚴肅的。

四． 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 。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 而后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這首歌謠中的“遍地紅”、“保國逞英雄”這樣的語匯，從思想到用語都與現存文獻不符，倒很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兒童團的歌謠。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于謙廟。為了學習于謙的愛國精神，1900年4月，義和團進城后，把神壇設在這里。” 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強附會，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里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么？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應該與蓬勃開放的經濟相適應，說得全面和理性一些吧？可是，這兩套書的基本觀點完全一致，也是毫無自我批評精神，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涂。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么兩句話：“6月中旬以后，義和團群眾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卻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 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涂！

先看第一句。首先要問：西庫什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暴亂期間，從1900年6月13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毀，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庫什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況下，固守反抗屠殺，于理于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為虐。含糊其詞，彷佛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歷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庫什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制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20世紀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為對國恥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制”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于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6月21日宣戰后的“偽詔”。迫于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轉圜”余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致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強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丑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后中國的深遠影響。 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

出現這些現象與中國長期處于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面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象破裂；大量民眾在生死線上掙扎。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況歸罪于“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于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況的主要根源？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況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兇狠了；這等于什么都沒有說。經過長期、復雜、反復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況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只能歸結為面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后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制的全面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系，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20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六十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辟前進道路，如此等等，更是頭緒繁復，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個流行多年為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這是遠離歷史真實的詭辯。早在1989年已故歷史學家李時岳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 不但4億5千萬兩賠款（相當于當年將近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制造了海蘭泡和江東64屯慘案，7千多中國人被殺，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占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后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占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為“補償”！人們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么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岳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并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為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只是由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歷史鏈條。說的更準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強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眾性啟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準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歷史的基本線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后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志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后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顛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把這樣的災難描繪成革命救國的悲壯樂章，簡直匪夷所思！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

2000－2001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強烈抗議。這是伸張正義的斗爭，而且這是20年間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現新修教科書歪曲歷史，一再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公憤。這一日本思想文化領域的頑癥，促使許多人形成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懺悔意識。人們還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會出現這樣死不認罪的現象？這是不是太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中國也有類似的問題。據說，日本僅2001年新編的教科書就有八套，加上原有的一共26套，由各校自由選用；選用日本右翼編的教科書的學校只有0.039％。 而在中國，到本文寫作時為止（2002年），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觀點完全一致的兩套書中任擇其一。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或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更嚴重的是：中國的社會輿論對任何批判作為群體的中國國民或主體民族——漢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寬容。

不能說中國古代文獻和公認的經典中沒有反思自身弱點的智慧。“知恥近乎勇”、“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日三省吾身”，如此等等，催人奮進。可是，從制度層面看，社會自由探索、自我反思的機制被嚴酷的思想控制所取代；這些哲人智慧不但是不成系統的吉光片羽，而且成了按照恭順臣民乃至奴才標準自我禁錮的工具！我們的祖國沒有地方分權自治的傳統；傳統中也沒有公民權利觀念和相應的保障體系；更沒有司法獨立的傳統；于是，以這些為基礎的自由、民主觀念和制度成了由海外傳入不受歡迎的異端；社會在自由環境下不斷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機制無從建立。有傲人業績的文明古國只能眼睜睜地逐步沉淪為封閉、停滯、孱弱的東方帝國。

鑒于舉目皆是奴性十足的可憐相，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決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把國民性界定為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為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為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決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制度制約的自我凈化能力的強弱。其中制度是決定性的；思想文化傳統是制度環境的產物，又對制度運作影響巨大。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筑了新的思想牢籠。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 因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為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卻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愛國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強、反洋人就是愛國。從而在史料選擇和運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為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于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強主導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國和貧苦民眾。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于弱國和多數民眾。

19、20世紀中國人干了不少“無法無天”的蠢事和犯罪行為，義和團事件是其中最讓中國人蒙羞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顛倒黑白，把野蠻至極的犯罪行為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為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習非成是，在主流文化圈中，這居然成為不能觸犯的“真理”！

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是革命黨在新政權建立后，沒有及時將造反心態調整為執政心態的惡果。

興中會建立后，孫文就想到可以利用太平天國進行革命鼓動。他叫人寫的《太平天國史》是革命鼓動或宣傳材料，有利于從民族感情上煽動反滿，如果把它看作嚴格學術意義的史學著作，那就是誤讀。當時宣揚古今中外革命的印刷品，許多都可歸入這一類。辛亥革命后，孫文和國民黨沒有根據形勢變化，及時把革命心態調整為實行政黨政治的執政心態，包括通過選舉和議會實現政權輪替的心態，結果受到歷史的懲罰。

把包括孫文在內的政治家和知識階層異口同聲稱為“拳匪”的義和團提升為革命力量，也是革命鼓動的產物。陳獨秀1918年底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痛罵“義和團何等可惡！”，是“國恥”，是“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的產物的觀點， 1924年，他改口稱贊“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實質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 這同樣不能從學術角度去理解。出于宣傳的需要，40年代更把馬克思主義簡單歸結為一句話：“造反有理！”。流風所至，有些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史家，不惜把歷史降格為宣傳某種口號的工具。

這些宣傳也許對鼓動人們參加革命有些作用。但必須清醒地看到，這是對歷史事件的策略性的歪曲利用。在社會領域，只有引發制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

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后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不但女孩學“紅燈照”、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其實，這些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么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殘害。

更嚴重的是奪得政權后，中國共產黨沒有及時覺察到思想文化轉變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沒有認識到革命黨與執政黨的重大區別；沒有認識革命精神應該繼承，盲目鼓動造反和排外已經不合時宜。在歷史問題上，登峰造極的是冀圖把太平天國和義和團作為新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加上辛亥革命，稱之為“三大革命為綱”。可是，我們的一些官員既不了解真實的歷史，又誤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惜動用政權力量去扶植錯誤，壓制真實，沒有將歷史問題還給學術，悲劇就產生了。歷史教科書問題不過是這些錯誤的副產品。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于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

2002年6月

原載《東方文化》2002年第6期

2006年1月11日星期三《中國青年報•冰點》重新發表（有刪節，刪節版見此。留意被祭旗的已是刪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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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

2006-01-26

【明報專訊】北京《中國青年報》逢周三刊出的《冰點》周刊向以反映社會現實、大膽抨擊時弊見稱，深受內地讀者歡迎。《冰點》本月初刊出一篇袁偉時教授批判內地教科書美化義和團的文章，中宣部指文章「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翻案」，「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民族感情」，共青團下令《冰點》停刊整頓，這是繼《南方日報》、《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敢言報刊被整肅後，另一內地媒體遭政治鎮壓。經過連番的整治，內地原已薄弱的新聞自由氣息幾不可聞，輿論監督完全受制於長官意志，人們難免要問，這是胡溫新政下以人為本的施政應有的表現嗎﹖

我們仔細看了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袁偉時教授的文章《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全文刊A26、A27版），對個別歷史事件片段的評價或許有爭議，但整體而言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作者視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為近代中國的三大災難，深恐歷史重演，所以有鑑於內地學校普遍採用的初中教科書簡化了鴉片戰爭成因、隱瞞了清廷在戰爭過程中的失誤，以及美化了義和團的行為，才提出質疑和批判，希望客觀持平地對待歷史。

袁教授強調，不能抱著「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強、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應該「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面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教科書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歷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暴露無遺，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是不可寬宥的戕害，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必須糾正教科書的謬誤，不能讓孩子繼續吃狼奶長大。

中宣部的官員或教科書的出版機構，若不認同袁教授的觀點，大可為文反駁，相信《中國青年報》及其他報刊會樂意刊登，公道自在人心，但中宣部的反應竟然是施壓要《冰點》停刊，而《中國青年報》所屬的共青團更下令結束周刊，令所有關心內地新聞事業發展的人，感到深深的失望。

根據《冰點》主編李大同事後發出的公開信，中宣部不滿《冰點》不聽話，向編輯人員施壓的事件，過去半年頻頻發生，先是紀念二戰勝利60周年前夕，《冰點》刊載了一篇肯定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事中的的貢獻和犧牲的文章，遭中宣部批評為「美化國民黨，貶低共產黨」。繼而是連戰和宋楚瑜訪問大陸之際，《冰點》刊出了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的文章，以人文角度介紹台灣的變化和發展，被中宣部人員指摘為「處處針對共產黨」。及至上月初，《冰點》刊出胡啟立的長文悼念胡耀邦，再次遭中宣部指摘，指這是自選動作，違反只許使用新華社通稿的規定。這連串的事故，反映《冰點》遭勒令停刊，並非偶發事故，也不是一時疏忽，而是一份敢言刊物不見容於當權者的政治現實寫照。

《冰點》無聲，對矢志促成中國全面現代化的胡溫新領導層而言，絕非好事，失去了輿論監督，權力因不受制約定必衍生貪污腐敗，最終會摧�珘猼v的根基。強調以人為本的胡溫新政，應有容下《冰點》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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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這裡大概沒人會贊同此文應禁，不過大家也可以就這篇文章本身的一些論點商榷一二。

一篇這麼長的文章, 而作者的立場這麼鮮明, 總會有一些論點是論證不夠, 或者值得商榷的了...

而我又未看過中國大陸的教科書, 很難評論....大概看過上文, 我也相信大陸的教科書是不能說很客觀的.

某程度上，我覺得這跟日本外教科書是一樣的。我對中國的歷史教科書的認識不算很深，但會歪曲一點史實的也有聽聞。一個跟歷史無關的例子，是從我朋友口中得知的：「在學校的教師口中，香港的同胞們是給資本主義『塗』毒的『可憐人』，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應該同情他們，并興幸我們能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
當然過數年以後我朋友就知道給人騙了。

有這麼誇張嗎? (不過你說:"在學校的教師口中", 這像是教師的個人意見, 而不是這篇文章主要想說的"教科書問題"吧....)

本篇文章已被 阿暪 於 Jan 28 2006, 16:34 編輯過

有這麼誇張嗎? (不過你說:"在學校的教師口中", 這像是教師的個人意見, 而不是這篇文章主要想說的"教科書問題"吧....)

可能會有點兒誇張吧，因為是兩人在聊天的時侯說的。而是否教師的個人意見我就不太記得了，因為這句話是很久以前聊天時說起的。

嘿，假設不是老作，這種人現在也難找了。

嘿，假設不是老作，這種人現在也難找了。

老作是指我的例子嗎？還是指那老師了？
順帶一提，那是鄧小平年代的中國，有沒有這個可能性真的很難說。

如果還是70年代末, 80年代初, 我相信可能還有這些人的. 不過, 我相信"這種人現在也難找了。"

(元直是指那例子吧.)

我朋友沒有正確說明是那一年的事情，假設我朋友是在小學時期聽到的話就是80年代初。
例子是否『老作』真的見仁見智 。 某程度上跟你是否相信世上有鬼差不多，說它不存在，有很多人可以說得很真實的，說它存在的，你或我又沒親眼見過。所以這些都是信『即』有不信『即』無。而小弟的那個例子的真實性真的『見仁見智』了。

本篇文章已被 【雷】 於 Jan 29 2006, 04:20 編輯過

其實這是不是"老作"並不是重點......

我猜元直只是在說他說「這種人現在也難找了。」這句話的前提是那例子「不是老作」.至於那例子事實上是不是老作, 他並無意考究...

看來對此文的論點也沒人想討論。

嘿，別說商榷論點，這樣稍長一些的文章究竟有多少人會耐心看完？

有點白費力氣的感覺。

我就再貼一些較有理據的反駁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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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袁偉時的《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有感


斷臂殘刀疲敗兵



袁偉時先生是個高知，看完這位專研哲學的高知的大文後，我對一個人的頭銜和其實際能力並不一定成正比，這一哲學意味很濃的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下面是幾點淺見，僅供參考。


一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1 馬賴之死


袁公開宗的開場白大談教育的重要，並聲言要把國人所受錯誤教育糾正過來，可他糾正的到底是什哪？叫我們先看他的第一節＜火燒圓明園是不是不可避免的？＞，些文首先提出了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被殺我們是如何理虧，其理由有二，首先是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犯罪行為，其次是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只準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


先說這個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犯罪行為，根據並不難找到的資料：


1852年，馬賴擅自潛入中國內地湖南、貴州等地活動，1855年又潛入廣西西部偏僻地區西林縣進行非法傳教活動。在傳教中，馬賴破壞當地風俗，勾結貪官強盜，勾引奸淫婦女，留下斑斑劣跡。廣西壯族自治區許多歷史檔案中都有記述。馬賴視祀奉祖先的風俗為異端，嚴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牌位，不準上墳拜祖，還規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須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許多家庭和宗族的糾紛。為擴展教會勢力，馬賴曾多次潛往貴州，通過當地教徒與黔桂邊境的土匪拉關系，利用他們來擴大自己的勢力，左右地方紳士及官員。為收買土匪為自己賣命，馬神甫通過賄賂地方官，強行干預司法，將殺人兇手土匪林某無罪開釋。西林定安等地群眾揭發，馬賴違反天主教戒律，常帶著一個年輕漂亮的寡婦曹某傳教，名義上是幫助傳播福音，實際上是他的姘婦。此外馬還千方百計引誘長相較好的婦女入教，時常單獨和這些婦女在一起鬼混。教徒結婚時都是由他做結婚彌撒，而他就利用這種機會奸污新娘。1856年，由於馬賴的種種惡行引起當地百姓的強烈憤慨，將他告到官府，新任知縣張鳴鳳秉公執法，將馬賴處死。


以上資料隨手可得，以袁先生大學教授的條件，對如此易得的有關自己重要研究的資料竟無所知，實難令人相信，果如此袁教授的研究態度又如何負擔其開篇正史的豪言，袁先生如對上面這個說法知道但對其真實有疑，大可通過調查與以否定，當然時過境遷如無條件調查也是正常，但也應提出自己的懷疑和理由，無論如何以一句“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一語帶過，此言如何今人心服。


接這袁教授卻不得不認可一個事實，那就是這個馬賴連清被迫簽定的《黃埔條約》都違反了，不過馬上又指出這一行為罪不足死，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胡作非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如馬確只是越界那確罪不足死，但如其不光只是越界哪？袁先生對馬越界以外的問題已給出了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的結論，果如此張鳳鳴確是胡作非為了，但我想袁先生作為一個要以正史為己任的學者，是不是該對馬在華有關行為作更充分的了解，對有關馬在華惡行的資料提出反証，或其碼提出懷疑及理由，再來作出結論哪。如果我說袁先生上面的結論有問題，有隱瞞資料作春秋筆之嫌，或其碼有論舉証不足之嫌，算不算是一種過份的批評那。


應該說，在這個問題上目前的史料是有出沖突的，主要的資料中，教會的基本上把馬說成了個聖人，這一點是不奇怪的，而清的結論是在炮口下作出的有多可信也可要而之，目前國內正式的資料是在解放後才在當地調查得出的，我個人傾向於國內的，因為當時傳教士決不是誰要辦就能辦的，那怕他們違了約，與他們的親關系決不是僅僅靠個人的喜惡能定的（這點具體的我下面會說），當然袁先生對於國內的正式調查是肯定不信的，但又不好直引洋人的說法，所以只果把他的不能確定，認定為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不嚴格的來說，雖然袁代表不了現代人，但總還算現代人之一，，如果我們強拿這政府去壓他們，這些人只怕是不服，而且袁雖認國內的調查，但也沒敢拿洋人的說法說事，我們也就跟這他抹一把稀泥。


袁先生無定論也好，胡作非為也好，一大堆帽子，無非就是想說，就是洋人違了約我們也不能處理，如果馬違約越界我們不殺他，而是禮送出境，就萬事大吉了，但事實不是這樣的，就連袁自個在下面都指出，二次鴉片戰爭洋人的目的並不僅僅於此，馬案不過是理由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一系列傳教和通商的要求。老話說不怕賊偷就怕賊想，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洋人的賊心已起，從以前的情況看，在馬越界後，除非清不管他，否則就算不殺他，如袁所說禮送出境，且不說還會不會找別的理由，單就事件本身也還是很可能成為其侵華的理由。


1848年3月8日，英國傳教士麥都思、雒魏林、慕維廉三名傳教士就違反"不得越界活動 "的約定，跑到江蘇去傳教，結果在渡河的時候，與中國漕船的水手發生沖突，被當地的官員護送回教堂。但是，英方抓住機會大做文章，要求必須"懲 辦兇手"，如果帝國政府不答應，就"不惜發動一場戰爭"--英國軍艦奉命封鎖中國海口，扣留了1400艘中國漕船。結果，清政府將江蘇地方官員"革職"，漕船上的10名中國水手 "枷號示眾"，其中兩名"主犯"被判以流放。首開因教案而拒付關稅、封鎖海口的先例，一千多艘漕船被阻半個多月；首開因教案而派兵艦進入內河、要挾封疆大吏的先例，首開因教案而懲辦地方官員的先例，也首開因教案而任意處罰人民的先例。另外上海道咸齡出身滿族貴族，一秉委屈退讓的溫和精神，在處理教案過程中，他不過據章指明麥都思等人到青浦本系違反約章，對英國的無理要求沒有立即應允，其他並無過激之處，但落得撤職下場。這一前車之鑒，使得地方官場由此形成懼怕洋人的慣性。


以上事例充分說明，那怕是洋教士違約在先，中國的官員只要敢管那就沒好果子吃，所謂管與不管決不是開明與否的事，不管你就沒事，敢管就要倒楣，在這種情況下，雖然還沒有條約定義，但這些傳教士就算是違法越界，連道一級的貴族僅因指出越界為違約和沒有馬上答應無理要求都自身難保，小一些的地方官更是無法應付，按約法辦更是一句空話，張一個剛上任的縣令，如果不是出於公心，單以私心來說是否會僅因自個一時的喜好或幾百兩銀子的罰金就弄死這麼個洋教士，大家可以見仁見智，但所謂禮送出境就沒事了，不過是袁的一廂情願。



2 條約


在為馬賴叫完屈後袁先生又指出，這些都不過是導火線。教科書只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的規定，接這就把這幾項條約裡幾項非常合理無害但未被清履行的條款拿出來，除這些已有條款，袁對清未答應的洋人對舊約的修改要求作出了如下結論：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折沖樽俎，總比兵戎相見好得多；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直至兵戎相見，喪權辱國！並引用當時所謂的有識之士深悉內情的薛福成的反思：“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見大吏，借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復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並把這一點未被教科書說明視為咄咄怪事。接這又引用了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指出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並指出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這裡面的第四項我們上面談了下面先說說前兩項。


所謂《江寧條約》大家聽這大概耳生，這是因為這個叫法並不廣，我不知袁先生為什麼不用其廣為人知的名字，而用這個相對生的名字，不知是為了顯視學問還是別的原因。不過這不是重點，為了大家看這方便我想還是用它那廣為人知的名字＜中英南京條約＞更好些，它是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是英國第一次侵華戰爭──鴉片戰爭的結果。 通常稱為《江寧條約》或《南京條約》；據《道光條約》，又稱為《白門條約》。 現在大家是不是有點明白，為什麼第二次鴉片戰爭不是因鴉片而起，卻被叫作第二次鴉片戰爭了吧。首先我不知其所謂對條約問題沒有反應收自何處，中學教科書雖沒提洋人是為條約而來，卻明確提到其發動戰爭的一個重要動機是為了通商，事實上我不認為不直談舊約是為了逃避什麼，因為如果教科書有意把通商等事與對《南京條約》的履行掛鉤，我想沒人會為對這一條約的履行有問題，這件事本身有什麼反感，書中只談具體通商問題本身，沒提條約以我的淺見，與其說是在給我們自個遮醜倒不如說是在給洋人遮醜，在教科書上把敵人的入侵動機從要求通商改為要求履行《南京條約》，這一變化也許更精確，但對洋人戰爭的正當性真的是加強了嗎？


另此戰又叫我們背上了一些新的不平等條約，不過這不是本段重點，重點是其對原《江寧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履行情況的作用。應該說其進一步保障了通商和傳教，問題是通商後最大最直接的商務活動有兩項，一項是鴉片，另一項是華工出口,而上面袁先生提到的合理的商務條約修改中則包括對鴉片貿易的進一步官方確認及保障，事實上因當時西方商品在中國不對路，一些不錯的輕工產品如鐘表等物，廣大的貧苦百姓沒有消費能力，或因生活習慣問題用不上，由國家消費為主的重工業產品，清還沒有意識道其作用少有進口，許多軍用品尚在對華禁運之列，中外貿易中最大宗的就是鴉片，這點一直到洋務運動興和武器禁遠放鬆後才有所改變（當然國產鴉片的增加也起了作用），各種商務行為及條約中針對鴉片的內容佔了很大份量。



3 再次入侵


在大約描述了一下＜天津條約＞前情況後，袁為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鬆了口氣，但歷史並不讓他老人家省心，如其所說，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這個節外之枝就是大沽之戰，這裡其對教科書再次發出了批評，他首先沒有指出其所謂教科書的錯漏，而是先提出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所謂後果就是打敗了，但我不明白打敗了的就一定是打錯了嗎？其說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問題是當時不是中國人去打外軍，而是外軍以入京換約為由強沖中國要塞，中國軍反擊有錯那放其大軍不戰而進入就對了，在打不打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要塞軍人有選擇嗎？他們真的該如作者所說因此為後來的一切負則嗎？那下面就叫我們看看袁先生的理由吧。


首先他問公使走那條路進京，真有那麼重要，乃致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罪，還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如屬後者，是誰胡作非為？問的真是理直氣壯，但這個問題好象是雙向的，中國軍人不該為公使走那條路進京不惜一戰，因為這不重要，但洋人要是認為不重要為什麼要不惜一戰來解決這個不重要的小事哪？筆者更為腦怒的是中國軍人首先開炮，但問題是一個國家的要塞如外國人想過就過，那這個要塞算什麼？要塞軍人又算什麼？如果只是幾個外交人員也還好說，但沖過要塞的不是幾個人，而是一支強大的外國艦隊，要換的約有多少，外交人員又有多少，就算要走海路，一定要一支艦隊來運載嗎？袁憑什麼認為這支艦隊自作主張沖過我們的要塞後，我們不發炮他們就不會發動新的入侵，難到象多年以後南洋水師那樣停在港裡任法軍艦出入軍港，最後被象打靶一樣全部打掉才是對的。


接這袁先生拿出了他的法寶，引用當時僧王幕下的郭嵩燾的日記，和曾國藩在對他的幕僚說的話証明，這完全是愚昧的咸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但問題是僧的話“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前提是“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袁在後來的總結中把這個前提簡化為“咸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這個條件是什麼就不說了，為什麼哪？其原話是“ 咸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如把這句話中的條件寫明則是“咸豐皇帝決定在夷人入口不依規矩情況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這兩段話有什麼不同我想大部分人都能分清，可憐啊！我們的國家軍隊當發現敵入口不依規矩時，不但要先禮後兵，而且這個兵還要偷偷摸摸，敵人可以大模大樣不理我們的意見，我們在敵不依規矩，而又對我們的先禮不加理會後，只能偷偷摸摸象作賊一樣反擊。如此尚不足以足袁先生願，是不是象後來東北軍對日軍那樣，只有下令洋人不依規矩也不許攻擊，有情況只能以禮相待不許動兵，這才是對的，才叫袁先生滿意，等洋人大軍一直走到北京，再向當年美洲那個被西班牙人燒死的王那樣出迎才對。洋人大軍動於前，我阻其沖關其攻我，如我不阻誰保証他兵不血刃入境就不攻我了，誰保証？憑什麼保証？我們的教科書編撰者，不該讚這些守衛要塞的兵，那該怎樣？該批，批他們什麼？批他們不該向不經允許進入防區的外國軍隊開炮？批他們持行了守衛國土的職則？又或是批我們的將軍命令部隊在敵不按規矩入境時可以反擊？如此什麼又是該夸的，邊防對外軍不經允許的出入不聞不問是不是該夸？將軍命令士兵對不經允許出入國家的外軍，就算先禮而不為對方理會後也不能動。


袁最後的結論是，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愚昧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制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不是朝夕所能改變的；侵略者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我要問這真的是明智的選擇嗎？袁先生不是歷史學家，但他在談歷史問題，敵人的艦隊在和談後突然突入我國，請問各位有多少認為這是小事，如果他認為這是明智的選擇，那我們可以看看歷史，有多少古今中外國家民族，是因這樣的明智完蛋的，僅清一朝，一次鴉片戰爭初敗後依約毀損炮台裁撤兵勇，結果緊接這就是進一步的攻擊和勒索，甲午避戰終不免北洋之滅，南洋更是明智的敵艦開進港都一動不動，這些明智到底是給了我們時間還是給了敵人時間，發展了我們還是發展了敵人，改革了還是退化了。我要再次問一遍，我們反擊了，敵人打了我們要了更多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反擊，任其兵不血刃入境誰保証他就不攻我不搶我了，誰保証？憑什麼保証？袁先生看這那道不論不類的命令是義憤填膺，責其莽撞，可我只想哭，一個國家連敵人主動挑事，先禮而不為所動後企圖反擊，都要象作賊一樣，偷偷摸摸，不敢光明正大，讀之那裡有絲毫血氣，根本就是小心翼翼。此尚不足，尚思退避，真不知其後何以為退。





二 是愛國壯舉還是摧殘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1 鐵路，電線，和時間。


在這一章中袁先是引用了一段教科書對聯軍入京後的暴行的批評，然後就開始責怪教科書沒有只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如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系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但我們這位想糾正歷史的袁先生，在責怪教科書只提聯軍暴行沒提聯軍入侵前團民暴行時，給人的感覺是言果不言因，但同樣他只字未提在團民起事前各國那些文明人在魯冀津等地的劣行。而這些不但在各種相關史料中不少見，在教科書裡也是有的，有時我甚至懷疑袁先生對歷史書的所謂糾正，是不是專給沒看過歷史書或看了也不走腦子的人看的。接下來袁先生作了深入的批判。


由於在袁先生指責的一系列對文明事物的毀壞中，其中只提到了鐵路和電線大破壞，那我們就來談一下這個問題吧。在拆毀鐵路這個問題上，袁先生指出，教科書只提拳團在六月十至二十六日間八國侵略軍入侵時拆鐵道抗敵，卻不提五月二十七團民就開始在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焚毀鐵路及電線，而這一資料恰恰說明了，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於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採取的應急行動，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這是拳團反文明反先進文化的鐵証，是其因無知而毫無理性的瘋狂破壞先進事物的鐵証，事實上這一觀點在幾乎所有反團貼中都能看到，真可謂鐵証如山，天下皆知。


袁先生不愧是哲學教授加史學天才，一眼就看出時間的重要性和時間引發的邏輯變化，不過我這蠢人還是有點問題不明白，首先洋人的入侵比袁先生介定的略早，五月二十九日，各國艦隊就從大沽口派出陸戰隊闖入天津，當然這仍在拳團破壞的二十七日之後，所以說袁先生認為其早期的破壞不是針對洋人入侵部隊的想法是對的。這點我沒問題，問題出在，拳團起於一八九八年十月，興起在次年六月，在一九零零年四月時，其已遍布魯津冀各處，勢力龐大，其所謂迷信落後在以後還被袁先生稱道，顯然一月之前也好不到那去，但此間其卻並沒有大規模破壞鐵路電線的記錄，只有攻擊教堂和教民的計錄，為什麼一個月後就突然向文明事物發起了毫無理由的破壞，問題出在那哪？


對於這個問題我想我們還是從時間和時事上找原因為好。一九零零年四月，英、美、德、法四國公使聯合照會清政府，限令兩個月以內悉將義和團“一律剿除”，否則直接出兵“代為剿平”。應此要求清軍在四到六月這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裡，對拳團展開了大規模圍剿，直到五月末外軍入侵才減緩，六月八國聯軍組成並開始進攻才撤底結束並與拳民聯合，所以說在四到六月間約兩個月的時間裡，各地拳團一直在和清軍包括最精銳的新軍作戰（事實上早在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清軍就開始圍剿拳團了）。五月二十二日，淶水義和團會同安肅、定興拳眾，在石亭地方設伏，擊斃淮軍副將楊福同及清軍多人。裕祿急調武衛前軍楊慕時所部三營到蘆保鐵路沿線，又派武衛前軍統領聶士成親率所部到楊村、豐台實行鎮壓。義和團為阻止清軍調動，破壞蘆保鐵路和電線。二十七日義和團進駐涿州城，"城頭上萬頭攢動，刀矛林立"，"老團、新團，時出時入，常有一萬余人"，接著又破壞涿州到長辛店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樑，逼近北京。以上足見所謂拳團破壞鐵路電線純屬蠢昧的非理性行為完全是謠言，四月的大破壞是一種阻止敵機動和通迅的戰術，而不是一種單純的對文明事物的仇恨的無理表現，當然拳團的口好和名詞用法可能有問題，但他們對手中的洋槍等物也有一些另類的叫法，這些叫法並沒有擋住他們對洋槍的失用，而拳團對洋務的另類別稱也並不是他們催毀這些東西的原因，事實說明這是一種恰當的戰術，而不是一種單純的蠢昧。


2 對洋人的濫殺


應該指出，無論在什麼時候濫殺都是不對的，在批判完拳民對鐵路和電線的破壞後，袁就開始批評，教科書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其首先舉出了，山西巡撫毓賢六月二十七對山西境內洋人教堂及醫院等設施的破壞，兜拿洋人二百一十一口，並把其中四十四口敢於反抗的洋人及十七口同惡相濟的教民殺了。接這袁又以此為引對剛毅等京中大臣的殺洋加一譴則，我不象袁老那樣博學，只能就袁老的這根竿爬，首先山西巡撫毓賢對洋人的捉拿及其設施破壞是六月二十七，此時不提外軍海軍之入侵，單就其陸軍，六國外軍四百余人未經允許入侵我國國都北京已二十七天，此後零星不斷，而八國聯軍成軍入侵，並在大沽首先開火，也已十天了，別人我管不了，我的感想是毓賢的作法不當，在對待入侵的敵對國僑民的關押上，和二戰時美國對軸心國移民的作法如出一轍，而其對敢於反抗的洋人及其中國教徒的的處決，更是和後來八國聯軍剿團時的作比為無異，但這些也最多是不當而以，離袁先生所給的帽子還是差距不小的,更主要的是，這些是聯軍入侵的果，而不是因。至於其中提到的一些趁火打劫的，這些人各各時期一有亂子就出來趁火打劫，對這種人以反洋為名的有之，後來以反團為名的也有之，為官的有之，為民的也有之，都不是什麼好人，相關記錄在大批史料和專業書籍中都不鮮見，以教科書之篇幅是否能盡容實在值得懷疑，事實上聯軍和教會的許多惡行，也並不見於教科書，想來也是這個原因。


而說到拳團，早在其起事時就一直把教會和洋人作為重點目標，但此時拳團雖多，但相當一部分只是自保，採取暴力行動的相對尚少，而且這些拳團都受到了官軍的剿殺，所以洋人和中外教會人物損失尚少，而這些採取暴力行動的一般都是受洋害較重的地區，被殺之教徒和洋人大部分決非善類，不過應該承認，群眾運動的盲目性是難免的，可以肯定這之中無辜的人是難免的，雖然有証劇証明拳團在進行清洗活動是有區分的，作過一定的調查工作，但因為拳團的分散性，這種活動肯定不是所有的拳團都作到了，因標準的無序其范圍和準確性也各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一時期把拳團介定為濫殺集團是不對的，撇開上面提到的不說，但就客觀條件上他們也不足。大規模的殺洋滅教是在聯軍入侵後清拳合流後發生的，出現這些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出於群眾運動的盲目性，和缺乏組織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拳變前各處教會和洋人借不平等條約胡為，所埋下的仇恨，和聯軍的入侵。


具體到袁所舉的例子，全是在聯軍入侵清拳合流後暴發的，在其所提供的資料中記載了上萬教民和洋人被殺，其說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殺。[20]奉天（遼寧）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眾”。袁對這些沒寫入教科書很是不平，我想寫上也不要緊，但凡事有因果，加了這些最好也把因加進去，叫大家知道，為什麼教徒和洋人如此招人恨，必欲殺之後快。


備受教案困擾的曾國藩在奏折中寫道：“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屈，教民恆勝。教民勢燄癒橫，平民憤鬱癒甚。鬱極必發，則聚眾而群思一逞。”


張汝梅在處理完大刀會案件後指出，教民“一經入教，遂以教士
為護符，凌轢鄉黨，欺侮平民，睚眥之仇輒尋報復。往往造言傾陷，
或謂某人毀謗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會匪，教士不察虛實，遂欲怵以
兵威。不知教士之勢癒張，則平民之憤癒甚”。


袁世凱盡管極端仇視義和團運動，然對於民教相爭一節，仍不得
不坦陳“東省民教積不相能，推究本源，實由地方州縣各官，平時為
傳教洋人挾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轉得借官吏之勢力，肆其
欺凌，良民上訴亦難伸理。積怨成仇，有由然也。”


1861年恭王奕□奏：“教士每以民事前幹，致奉教不奉教之人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欺侮良民……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就了事，奉教之癒得，而不奉教者之心癒不能甘。”


以上三位大員，我想沒人會認為他們是親團派，這些大員在鎮壓拳團和其他反洋活動時都不曾手軟，但就是他們，在鎮壓之余也還是看到了事物的因果，只是害不及身，並不打算施力改變。在拳變前教會已遍不各地，而其所到之處不但四處佔地建堂（多為強搶），且各堂大多裝備快槍甚至大炮，如武城十二裡莊、禹城韓莊、平陰白雲峪等教堂均擁有快槍百余桿，其中有的還私藏大炮。教徒入教後就不在向國家交納稅務，如山東清平縣，有左、王兩族大地主，錢糧佔全縣之半，他們加入天主教後，不繳漕征，高利剝削平民，不但如此有些地方教會甚至向當地民眾中的非教徒收稅派差“需索騷擾，片紙下鄉，中業傾產”，如“山東州（鄒）縣西南鄉教堂教士向商賈收稅，苛虐異常”，在司法上就更不用說了，其不但通過官府鎮壓，還私設公堂，如山東省汶
上縣教民在外國傳教士指使下，“聚百余人捆縛平民，口稱拿獲紅拳會，擅送濟寧教堂，並有毆人勒索情事”，根據不平等條約中國政府不但無權處理違法洋人，連教徒也不行，以致造成普遍的“民冤不伸”和教民“理屈者不以為屈，殺人者亦不抵罪”的局面。這些教堂簡直成了國中之國，奪中國地，搶中國財，養中國人，成西洋軍。光緒十年（1884年）六月，法國侵略越南，在華傳教士竟教唆華籍教民叛國，他們對教民說：“你們奉了天主教，就是我法國人。現在大理教堂來信，我法國兵到福建、越南……叫彼此接應，將來要用你們。”事實上因為完全不受中國法規制約教會和教徒可以說良善之人實在不多，在拳變前大批的中國非教民，被他們略奪，欺壓甚至殺傷，而根本無人關心。



3 對國人的濫殺


袁先生在例數了洋人和教徒的損失後，終於想起了國人的損失，不過只限於拳團造成的，他首先提到了火燒大柵欄，這確是個慘劇，此事的慘狀袁先生說了，那我就說說他沒說的，應該說這次大火是拳團起事中最大的一次錯誤，當時大柵欄一共被燒了兩次，大柵欄德記藥房是北京一家洋人所開專賣西藥的藥房，拳團入京後洋老板躲了，但店確未關，一些拳團經過問明原由，一時血氣便把它給點了，可大柵欄店挨點，火一起可就不是燒德記一家了，聽袁先生的話說“匪禁水會救火”，這話不假，但他老先生卻沒說，這個匪禁水會救火是在火燒德記時，而當大火真的蔓延開來，拳團不但不阻還參與救火（只是手段差了些，初時以作法為主），這火燒了三天，可說是損失巨大，是在對火不很了解情況下亂放火的結果，我一直說在各地拳團中北京拳團是最糟糕的，在整個拳團運動中好作用最少，反面作面最大,我曾說過袁先生文中對的地方曲指可數，這應該算是一處，但後來袁把此事和對教民的清算，甚至大戰後的全部損失連起來算就不象話了，有關對教民的清算因大火與居民沖突造成的錯案有一些，把這部分和火事同算沒什麼，但把所有的都算上就不對了，因大批被清算的是確實的教民，而有關教民和一般人的區別不是我劃的，他們有別於一般人的這一特征，是由不平等條約以法的形式確定的，並在好處多多時被長期行使。而戰後的損失連算更不對，因大量損失是由聯軍造成的，怎能一起算，不提戰後的燒殺搶掠，僅在戰中，火災區幾座未被燒毀的重要建築多為聯軍炮火所毀，如正陽門箭樓及城樓被，另外天安門，正陽門，鐘鼓樓等重要建築也均被炮擊，其它的就更別說了。


袁認為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他老人家居然還表示出對民眾的同情，真是難得，但他沒看到民眾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恰恰是因為，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宗教沖突，而是實在的利益沖突，反團者們幾乎無一例外的熱衷於，把所有或其碼大部分引發拳變的原因歸於文化和宗教，而對大量直接的沖突避而不談或極力淡化，因為如不這樣，那他們的所謂理論就連他們自個都說服不了了。



4 慈禧的骨頭過硬嗎？


袁公在文中大叫：“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制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只字不提！”我對這老妖從沒好感，如真有人替老妖遮掩我想我會和老袁一起罵，但我們的教科書並未給老妖什麼好臉，對其專制也沒少數落，只是沒把八國入侵這一滔天大禍算到她頭上罷了，事實上也是對的，因為老妖有一萬個錯，但八國入侵確不是他的錯，因為其和其手下的官員，多年來一直對洋人和洋教的橫行少有干涉，在國家發展上也很少上心，以至每每為洋人所敗，對忍無可忍的民眾卻一向是毫不手軟的鎮壓，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次之禍，老妖難逃則任，但問題是以袁先生一貫的思路，他這個責顯然不是替民眾追的，不信各位往下看。


袁首先大講了一通拳團的毛病，接這就拿出一系列所謂明智者剿團的進言，最後指出老妖充耳不聞，看到了吧，袁先生所謂老妖責任不是因為她不能保民，而是其剿民不利，說到這點老妖是真冤，因為早在拳起前，對各種反洋活動，不論是個人還是組織，清及老妖從未手軟，拳團這次也並無例外，從拳團興起後，清就從沒停止過對拳團的圍剿，拳團起於一八九八年十月，一八九九年六月官府就開始捉拿其首腦，八月暴發了武裝沖突，此後互有勝敗，後來被袁指責殺洋的毓賢此時尚在山東，因地方部隊不利，其派省府馬步軍各一營助剿，在拳團的發展過程中，各級官軍的圍剿就從沒停過，在一九零零年四月西方各國下了通牒後，更是動用了中央一級部隊圍剿，如果說有所鬆動的化，那就是其初時只打算鎮壓已採取暴力行動的拳團，對只求自保，尚無主動行動的拳團，則打算勸撫，這從主觀上是清和老妖不想過大擴大打擊面，客觀上也是合理的，而洋人認為應無論是否有行動，全應剿滅，按袁先生的想法，反洋就該死，洋人開了口就更該死了，其他的就不要管了，不殺又或是殺的慢了，殺不過來了想多容會公夫，殺的不夠多了，殺累了想略歇一會，那都是罪該萬死的，老妖該死這沒錯，但袁先生這樣的指責她是冤枉了她的，因為袁不是在指責她妖，而是在指導工指責她不夠妖，袁先生要求的標準太高了，能達到的怕是連狗都沒幾條。


接這袁又指出，連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並指出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兇狠的執行者。真是謝天謝地，他老人家總算又想起時間來了，他還知道下詔與各國宣戰是6月21日，但在這我要提醒，五月底敵海軍就闖入我海疆，並不斷向各處派兵，在八國聯軍組成前，已有數千洋兵未經允許進入京津，而六月十日八國聯軍已發兵進京，6月16日要求大沽守軍投降，因守軍不從於6月17日攻佔大沽炮台。看到了吧，對八國宣戰時，聯軍首先開火攻佔我炮台已四天了。其非法入侵我國也已一個半月了（清放鬆圍剿拳團大批入京就是在此期間），這到底是清想和八國作戰還是八國想和清作戰，是清向八國宣戰還是八國不宣而戰，我想會數數的人應該都不難明白。袁先生說避而不談這些歷史事實實質是掩蓋了專制統治者的罪惡。這是極端不嚴肅的。我也想學學嘴說一句，避而不談這些歷史事實實質是掩蓋了時間的先後和因果，掩蓋了侵略者的罪惡。更是極端不嚴肅的。




5 袁的史料運用嚴肅嗎？


袁先生一談到史的嚴肅就一發不可收，以至專拿出一節來說，其首先以“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這一歌謠為突破，提出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31]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這首歌謠中的“遍地紅”、“保國逞英雄”這樣的語匯，從思想到用語都與現存文獻不符，倒很像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兒童團的歌謠。我也是個孤陋寡聞的人，我沒有條件去翻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面材料，事實上因拳團的分散和組織相對無序，加之很快被鎮壓，其留下的傳單之類其代表性本身就不可能全面，很多是以後人傳記，而非實物形式存在的，但袁先生言根本不足為憑，卻有問題，因其有固有疑，但其無難道就無疑嗎？袁聽到“遍地紅”馬上想到共產黨，但紅燈照也是紅啊！而保國和逞英雄等詞也不是近代才有的，要知道拳團以農民為主，平時這些人是說白話的，之呼者也是典行的文言，是知識分子行文冒酸時用的，而且就是這些人平時也是說白話的，當然我們都不是古人，在這一句半句話上糾纏是沒什麼用的，不過我手頭就有一段這樣的拳團宣言，是由當時的洋人記錄的，應無太多變造，想來也犯不上美化。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証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証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蔑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屬國；佔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膠州，而現在又想來瓜分中國。’


事實上我的感覺，由勞頓引証的這個拳團宣言，比袁先生糾纏不修的歌謠，更該入教科書，也更顯革命。


除了所謂宣言之說，接這是把壇建在於謙廟的問題，這基本就是逗嘴，且無關緊要，對無大對，錯無大錯，大家自個想就是，我就不多說了，但袁先生有關自我批評精神的問題就一定要好好談談，通過上面的文章，大家應看出袁先生是個允滿自我批評精神，準確的說應是允滿中國批評精神（因為我並沒看到他批自個），至於批評的如何，我上面說了很多，大家想來心中有譜。


袁先生舉例說“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眾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卻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袁先生首先指出西庫什教堂不是“侵略者據點”，而且圍西庫什教堂的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義和團則是助紂為虐。對於西庫什教堂是否侵略者據點，這要看各位對洋教和教民的看沒而定，袁先生把這些人看的就算不是天使也善良文明，自然得不出侵略者據點的結論，而有關這些人到底是什麼鳥，我上面說的夠多了，再重復實在是無聊，大家就根據自個的看法自判吧，而有關圍堂主力，事實上根據史料，對使館區的圍攻以清軍為主，但西庫什教堂清軍全布於外圍，對其的圍攻主要由拳團進行，這點在洋人事後的回憶中說的很清楚，而從攻擊手段除刀矛外以抬槍，火箭，地道裝炸藥這點看，裝備大量較先進的輕武器的清軍，對圍攻的插手就是有，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批過後，袁先生開始讚了，一讚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慈禧6月21日宣戰後的“偽詔”（但其前袁還對把老妖下令給洋人送物資稱為暗中，憤憤不平，大叫有令在光明正大，看來老妖的令，是光明正大還是偽要看是否有利於洋人）。這個東南各省的督撫公開聲明就是所謂東南互保，我們的人民和國家在與強大的敵人作戰，而我們東南各省不但不支援抗敵，還與敵人搞和談互保，我看不出這有什麼可讚的，同樣情況，多年後當強大的日本軍人入侵我國時，那些不久前還互相算計，相互打殺的地方軍閥，他們把自個的部隊拿出來，與不久前的對手合作，面對強大的敵人血戰到底，淞滬，台兒莊，這些戰役有勝有敗，其中也不乏沖突動搖，其手段戰法也不乏混亂甚至蠢笨，但大部分人都沒有停止為了國家和民族與外敵戰鬥。這些後來的軍閥與那些大員有很多不同，軍閥的軍隊地盤是自個打下的，大員們的是國家通過任命給他們的，不同軍閥間的隸屬只存在於名義上，而大員們的對國家的隸屬是明確的，但當國家受到入侵時，大部分軍閥在為國而戰，那些大員卻在和敵人搞什麼互保，這和後來的汪偽有什麼區別，就算在同時代許多官員將軍，如聶將軍，他們也反團，但還是死戰到底（但死後卻被定罪），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這些所謂的明智大員，和同時代的聶將軍，及後世的那些軍閥比，那點值得夸讚，倒是和後世的汪偽比多有相似。這些人的行為到底是該夸還是該罵，是該叫明智還是該叫混蛋，各位自個看這辦吧。


袁先生第二讚的就是香港的教科書，而其所夸的大部分東西我們上面都說了，只有一件那就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1900年6月15日日本使館書記官杉山彬，聞本國使館衛兵將至，乘車出永定門迎接，為董福祥所部兵士殺死（大沽尚未開戰，但敵已入侵半月，聯軍也已組建並出發五天）。1900年6月14日，克林德在北京內城城牆上曾下令槍殺義和團團民約20人（當時拳團和清軍均未還擊）。6月17日，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天津後，繼續向北京進犯。6月20日（敵佔我大沽三天後）克林德乘轎赴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途經東單牌樓時，又開槍尋舋，被清軍虎神營士兵恩海擊斃，恩海因此被捕。袁認為港的教科書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港的教科我沒看過不好評，我也不敢說自個是個不抱偏見的人，我可以肯定的只是，袁先生抱的東西裡是肯定有偏見的，而其史料運用，不要提上面各章節，就連這個專章，就談不上嚴肅。



6 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


在《如何面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這一節，袁先生提出沒有救世主，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對此本人一百個同意，但問題是學什麼？怎麼學，其說：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而事實上這段話完全是空話，首先不論民間還是官方，都希望有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但這不取決於我們而是列強，我們想要但列強不會給我們，其說義和團對內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但我要問讓一大群人不受中國法規制約，不向中國交稅而向洋人交稅，各地出現裝備比政府軍都好的武裝教民，這難到是社會前進方向，允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這個所謂和平倒底還有什麼用？殺洋人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但這些洋人不論是強販鴉片，還是置身法外的惡行，那條是人道文明的，叫洋人安安生生的建他們的國中之國，中國還談何自身利益。我們在戰敗後損失不少銀子，不錯不打就不會賠那樣多的款，可是不要忘了，當時洋人以法外之權吸收大批豪強入教，這些人入教後就不再向國家交稅，並向非教民收稅派差，長此下去，發展蔓延，每到一處更是強佔當地土地房產，我們的僅此一項會損失多少，被躲走的會比賠款少嗎？燒殺更不用說了，看看歷史就會知道這些文明人的燒殺，到底是因為反抗還是因為其自身的貪婪和掠奪欲。


有關義和團是否避免了中國被瓜分，袁先生當然不認了，而瓦德西那段有名的談話則被定性為個人觀感並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對此我想我們只能用資料來說話了。列強瓜分中國有三次危機，1900年6月20日聯軍《大沽宣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一次緩解；7月3日美國《海約翰通牒》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二次緩解；10月16日《英德協定》所形成的瓜分危機之第三次緩解。三次緩解的過程從所謂有限的軍事行動到“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從“利益均沾”到不利用中國目前形勢“獲得領土利益”等，都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具體明確，並使個別具有領土野心、企圖趁火打劫的帝國主義強盜也終於沒有達到目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通過義和團運動中三次瓜分危機的緩解，結果就起到了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這是歷史事實；但是，它需要說明和解釋，即義和團運動為什麼能通過瓜分危機的緩解而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作用呢？


在義和團運動中，實際上存在著兩個戰場，即面向武裝到牙齒的侵略軍的前線戰場和面向擁有武器的外國教會和教民的內地戰場。拳民戰鬥的結果：在前線戰場上迫使西摩爾統帥的八國聯軍在1900年6月16日公開承認，廊坊之戰使“遠征在事實上已經失敗”。迫使聯軍在6月20日發表《大沽宣言》以消除那種“認為北部戰事即表明帝國之逼近瓜分的這種疑慮”。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曾就聯軍的失敗寫道：“這次試圖援救（北京使館）的遠征軍的戲劇性的事變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不管它也許已經完成了什麼別的冒險事業，反正它是永遠地消除了那個經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論點，即是說，一小隊外國軍隊，只要組織好了並且武裝齊備，就可以在整個中國橫行，長驅直入，不會遭到有效的抵抗。這次強行開辟通向北京路線的失敗的重大結果就是，對許多軍事權威們來說，他們都深信，如果沒有一支足以準備應付一切意外事故的龐大的野戰軍，如果沒有足以抵抗中國人所能糾集到的任何部隊進攻的基地來保持暢通的通訊聯絡的話，那麼首都北京就是目前所不可能抵達的。當中國人被徹底喚醒起來並且在實際上以無限的數目傾巢而出的時候，過分相信外國處理中國人抵抗的能力，就會有損於我們對面臨的困難作出許多比較正確的估價的能力。”


在內地戰場上，拳民在全國城鄉各地展開了武裝鬥爭，使外國傳教士和教民蒙受了重大的損失，使列強瓜分中國的基礎倒塌了，即便還存在一些也都岌岌可危了。所以，列強之中止瓜分中國，不是由於他們一時頓發善心，當時“中國列強爭奪的最大的一塊骨頭。每個強國都毫無例外地想對這塊骨頭咬上一口”。只要能瓜分，他們就是要瓜分的就象對非洲那樣。但不行，這是因為中國人表現出了旺盛的民間抵抗意志，瓦的想法決不是隨便說說的，而是見於對國內的上報，和其有類似想法的其他列強的代表也不在少數。


9月27日，聯軍統帥德人瓦德西在抵達天津後也認為：“世人動輒相語，謂取此州略彼地，視外人統治其億萬眾庶之事若咄嗟可立辦者。然實則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如欲實行此下策，則後患又不可不防矣，然此似亦非易望者也”。1901年2月3日，瓦德西在其上德皇威廉第二的奏折中更認為，瓜分中國一事，“絕對不能實現”，且“系毫無益處之舉”。他從這次拳民運動中看出“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中國群眾“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生氣”；在直隸、山東兩省至少有10萬人參加的義和團運動，其所以失敗“只是由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於並火器而無之”。


代表英國利益的赫德認為，“不管中國哪一部分領土被割去，都必需用武力來統治”，而“整個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就將協同一致去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早晚會在各地表現出民族情感的存在和力量。這樣做上算嗎？根據這個利害得失的簡單理由，這樣一種解決辦法應被宣告為完全無用的”。


義和團運動不單純是一個戰爭勝敗的軍事問題，而是一場民族起義運動，所以即使在京津淪陷，它的高潮看來已經結束之際，列強的代言人仍然認為瓜分是“完全無用的”、“毫無益處”的、並且是“絕對不能實現”的。所以，“近年以來時常討論之‘瓜分中國’一事，義和團運動以後，各國報紙再不喜討論這個‘題目’了。”這些就是義和團運動之所以能通過瓜分危機的緩解而起到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真實原因。這些也是那個香港英國貿易界重要人物懷特海德於1901年2月8日所宣稱，這個“被認為已經死亡了的巨龍現在仍然富有應變的才智”。他還說：“人們都知道，使用刀、矛等武器的人能夠打敗以後膛槍裝起來的最好的正規軍隊，如果這個國家確實很頑強，如果以刀、矛為武器的人以十與一的比例超過他們的敵人的話”。“因此，不論是我們，還是任何其他強國，都不能長久地控制這個國家”。“沒有一個基督教國家可以統治中國，因為它的人民每隔五年就挑起一次大屠殺（應讀作發動一次反侵略鬥爭）”。懷特海德這番話，不正是說明了在醞釀這場民族起義運動的反洋教運動初期中國的一位志士所說的“十個人殺他一個人也都夠了”，“看他一炮能打死幾個人”的話並非空話，而拳民血戰聯軍也產生了它應有的效果了嗎？


義和團運動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不過有的研究者撇開義和團運動把這歸因於列強之間的矛盾。例如，約瑟夫在他的著作中說：“自一八九四年以來，中華帝國崩潰的形勢在政治范圍內曾經是始終存在著的。瓜分不只一次地迫在眉睫；如果說瓜分被阻止了的話，那並不是由於主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人具有任何傑出的政治本領，也不是由於在中國的國家結構中具有任何組織特色。更正確地說，那只能歸因於列強之間的競爭、猜忌和利害沖突，阻止了他們去達成瓜分中國的一致意見。”這是有名的列強矛盾阻止瓜分中國說的論點。不過，我們在這裡需要提醒的是，在這個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掠奪領土的時代中，列強在瓜分非洲和奧托曼帝國的時候並非不存在競爭、猜忌和利害沖突等等矛盾，然而它們卻終究被瓜分了，又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列強之間因瓜分世界而產生的矛盾，一般可憑協商解決，不可克服的矛盾則是可以用戰爭手段去解決的。這些矛盾可以加速或推遲某個地區的瓜分過程，但不會影響到瓜分的最終目的。能阻止列強瓜分的基本上只能靠當地人民群眾有效的武裝鬥爭。在中國正是因為有了義和團運動的全面爆發和英勇戰鬥，才使得帝國主義列強“的確不可能像他們瓜分非洲那樣去瓜分中國。他們更不可能像英國人接收印度和俄國人接收中央亞細亞那樣去接收中國”。再說，“天助自助者”。一個國家民族的生存強盛，主要在於自力更生。在中國當時面臨瓜分亡國危機的形勢下，如果不把希望寄托在中國人民的奮起抵抗上，而是寄托在列強瓜分中國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上，那只能是一個徒然的、一相情願的和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一堆肥肉出現在一群豺狼面前，不管豺狼之間的矛盾是怎樣的不可克服，這堆肥肉最後被掠光吃盡的命運是不問可知的。在義和團運動迫使中國瓜分危機的形勢緩解以後，1904─1905年日俄兩個帝國主義者還為了爭奪我國東北的勢力范圍而進行了戰爭。既然為了勢力范圍尚且不惜一戰，那麼為了瓜分中國領土，列強就不可能利用戰爭去解決他們之間不可克服的矛盾了嗎？因此，我們認為，如果說列強之間的矛盾曾經有助於緩解中國當時面臨的瓜分危機的話，那麼，它也是以義和團運動的全面爆發，拳民在各地的英勇戰鬥，殺敵致果為前提的，它只能構成一個伴隨的原因。沒有義和團運動這個前提，列強之間的矛盾，不管它是多麼不可克服，也不可能緩解瓜分危機，只能加速和擴大中國的瓜分危機。1897年11月德軍強佔膠州灣所引起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就是一個再明顯也不過的實例。



7 是革命粗鄙化還是文明奴才化


袁先生在《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這節中，把拳變問題與日本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真相等同，並把孫中山和陳獨秀肯定拳團說成是出於宣傳的需要，根是可笑，這些人是要宣傳某些東西沒錯，難道他袁先生寫這些不是為了宣傳某些東西嗎？問題是宣傳的是什麼，是對是錯，說實在的，行文至此，以我淺見最該和日本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掩蓋歷史想等同的，恰恰是袁先生自個，欲亡其國先亡其史，袁先生不是在正史而是在亡史，他的這篇文章在某些地方有另一個標題《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相應的《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這個題目往往是作為副標題出現的，我不知這個標題是袁先生還是他的同好加上的，以我的理解這裡面的“我們”應該只限於袁先生及其同好自己，而不應包括其他人，其說“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於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與其行文相對，實在是相去甚遠，改成“為了培育奴性的有媚外和自卑觀念的現代洋狗，以利於打擊中華民族和文明的事業，現在是制造謬誤破壞歷史的時候了”，可能更貼切。


全文完。

雖然我也覺得第一篇文為了論證其主題, 有一些論點比較牽強, 但我自問對這段時間的歷史不算很熟, 所以沒法寫些甚麼來攻擊其漏洞...

後一篇文章, 令我感到義和團本身是頗複雜和夾雜著抵抗侵略, 憤青, 混水摸魚的各種人, 加上缺乏組織, 導致不少錯殺和失誤, 抵抗侵略和憤青, 混水摸魚兩方面特質很容易被後人著重其中一面而忽視另一面, 就像上兩文中各自傾向一面...

本篇文章已被 阿暪 於 Jan 31 2006, 07:26 編輯過

那教授既然拋出這等份量的文章，
如果沒有同等份量的知識要應付未免有點不自量力，
那反駁文的份量如果沒有相同水平怎麼寫得出，
我自問寫不到...

不要說要反駁教授，即使要對付一般網上反華媚外份子沒有一定水平都做不到:
e.g.
http://jinyong.ylib.com/snowtalk/show.asp?...7691&ch=history

要反駁bigone一句他人就要寫十句，bigone可謂本小利大

哈哈，沒人逼你寫個幾千上萬字考證大量細節的駁文出來。簡單說說為何同意，或為何不同意，也一樣是討論嘛。不願討論，那就是沒耐心看完，對此話題沒興趣，或是根本沒有一點主見了。不過冷清也是意料之內的，現在人氣不同以前。

看來你所說的「一定水平」也真夠不值錢的了(倒也是，茶館那種地方的「一定水平」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怎麼沒看見有人說「對付極左憤青，沒有一定水平都做不到。要反駁憤青一句他人就要寫十句，憤青們可謂本小利大」？難道「看上去」有道理的從來都是反華者？嘿......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Feb 5 2006, 07:43 編輯過

在下就来自大陆。

就我个人的体会，这位朋友所言并非虚构，但这样写来，多少总会给人误解。

以我个人感受衡量，在84年后类似的言论就很少见到，至于现在，更是绝少。当然，官方报纸偶尔也会来一两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类。

至于78∼84年间（再之前的时光我的年龄太小，印象已经不深），确实经常看到这种说法，但也不是针对香港，常用的手法是找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如美英之类，描述一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比如找个贫民窟之类的来个素描，再对比一下现在，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好啊。

以我的感觉，境外对大陆的宣传也未必没有“妖魔化”的地方，也说个早期的例子，在下幼时曾和同学收听台湾对大陆的广播(在当时算收听敌台，不大不小是个罪名)，当时台湾报道大陆男女都有编号，男女婚配都是按号相对，1号男配一号女等等。其时文革已经过去数年，即使在文革中，荒唐事虽多，但如此这般的想象仍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在下和同学当时就笑扑了。

歡迎新朋友。

批判資本主義對勞動人民的壓榨，本身是有道理的，只不過知道弊處是一回事，能否跳過那種發展階段又是另一回事了。到頭來自己也沒能成為天堂。

三十年前，世界兩大陣營，人人都在妖魔化對方。不說大陸台灣了，美蘇乃至歐洲各國還不是一樣，意識形態很重要啊。

現在自然是淡化不少了，政治信仰雖不能說一點都不重要，但起碼大家實際多了。

以宣传而论，大陆的宣传无疑谈不上自由和客观，但是不是没有政治限制的境外对大陆的宣传就客观了呢？

以在下所处的小环境来感觉，大陆自不像政府宣传的那么好，但也不像我看到的一些境外言论那么差。在下希望香港的朋友能多到大陆来旅游或小住，亲身感觉一下。也算为大陆旅游业作个广告。 ：）

我阅读本城的贴子，很多用语看不明白或者很累，恐怕许多非粤、港人士都会有我这感觉。

发个牢骚，在下新来，也不知这些话放在什么版面说好。

境外沒有政治限制？表面上是，但往往有政治立場，呵呵。

當然，不是全部。

我自然不是說很差，只是說距離某些理想差很遠而已。雖說本論壇香港人佔大多數，但這裡也有不少人去過，甚至是住在大陸吧。

為了方便內地和台灣的版友，我們已盡量鼓勵用書面語了。

至少在本主題，好像沒人用粵語口語。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Feb 13 2006, 05:04 編輯過

我也没有说大陆多好，虽然我还不曾来过香港，但不会怀疑在许多方面大陆比香港差，也许是非常悬殊的差。我说的大陆不差也是基于我所看到的一些对大陆描写的文章上的。

说句闲话，倪匡的科幻小说在大陆很畅销，但里面许多地方对大陆包括文革的描写非常可笑和荒唐。

至于粤语口语，我看了比较感兴趣的两个话题，“诸葛亮借刀杀关羽”和一篇讨论魏延的文章之后，得出的这个印象。

另外，在我以前去的一个三国论坛，讨论演义和史实是分成两个区的，现在看上面话题的讨论，演义、史实交错，不太习惯。

本篇文章已被 taojh 於 Feb 13 2006, 07:24 編輯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