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現代化與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問題

另外好壞也不是一個「大陸」可以概括，還要看在哪裡......

那是少數人。我們無法強迫所有人用書面語。

如果你可以打繁體，請用繁體發文。當然，這同樣也並非強制。

純演義的主題是在譙城討論的。

唉，這就是一直存在問題。

其實已經呼籲過純談演義可以到譙城，事實上經過呼籲後，有些人已把談演義的文章發在譙城。
但相信你都留意到了，新來這裡的人未必人人懂得分演義和史書，而且有部分還喜歡跟你爭論演義應該和歷史混在一起，於是便出現這類的討論。

(哦，元直答了。以上題外話)

HKSAN正渴求刺激中，希望閣下能多來給予意見。

本篇文章已被 黃巾小賊 於 Feb 13 2006, 07:51 編輯過

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100/4721114.stm

中國青年報黨組織星期四（2月16日）表示，"冰點"將在3月1日復刊，但主編李大同、副主編盧躍剛被免職。

李大同和盧躍剛被轉到中國青年報新聞研究所任職，對此李大同表示，這種做法是抽調冰點的靈魂，留下空殼子，根本就是一種變相的扼殺。

李大同不服被停刊一事以申訴書上訴，表示中宣部有關人員下令停刊行為已違反了中共黨規和法律，請求中紀委追究其責任，並允許讓"冰點"復刊，但是中青報卻扣留申訴書並未呈報上級。

李大同表示，他們不能這樣隨意決定，應該要看"冰點"全體人員的意思，他們也將會在考慮過後應答。他還說中國青年報研究所是個"閑"單位。

1994年起開始發行的"冰點"周刊寫作風格犀利，很受知識分子的歡迎，但自從發表了廣東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文章後，引發軒然大波，於1月24日突遭中共中央宣傳部勒令停刊。

海內外關注

冰點遭停刊一事受到台灣和海外媒體的關注，並受到多位前任中共官員公開批評。

在周四（16日）下午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國媒體記者也問起此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答說，冰點周刊所刊載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損害中國青年報形像"，因此該報被勒令停刊整頓。

現在整頓一番後，將在3月1日復刊，但主編李大同及副主編盧躍剛去職，並在復刊的第一期就刊登批駁袁偉時"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的文章。

究竟袁偉時是怎樣的大逆不道？

其他的不用說，單是要把主和副編免了職，才敢批駁這點，可見共產黨人是如何缺乏自信！共產黨章講到系乜系七，都是廢話！

本篇文章已被 MSNJAVA 於 Feb 24 2006, 10:32 編輯過

張海鵬﹕反帝反封建 是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
——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2006年3月2日
廣 告

【編按﹕《冰點》周刊今年1月刊出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一篇名為《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的文章，就火燒圓明園、義和團等事件提出新見解，1月底被責令停刊，正副主編被撤換後昨日復刊，並隨即刊出一篇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圖)的萬言文章，反駁袁偉時，本報特將全文刊出。

袁偉時亦立即撰文反駁，全文刊本報A6版「筆陣」。至於袁偉時最初引起爭議的原文，可到http://link.mingpao.com/10327.htm瀏覽。】

如何認識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以及圍繞這個主題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不僅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化研究的重要課題，而且是關係到中國未來發展道路、關係到我們對青少年一代的教育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1月11日發表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下稱《現》文)，其觀點是要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學術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結論，對青少年產生嚴重的誤導。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不能不引起關注。

近代中國的主要任務

1842 至1860年間，通過兩次鴉片戰爭，以《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為標誌，中國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形成了束縛中國發展進步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正是這個條約體系，使中國由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逐步「沉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95年的《馬關條約》和1901年的《辛丑條約》，完全形成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20世紀20至30年代，當時的進步學者，特別是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從中國近代社會政治、經濟各個層面論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毛澤東在1939年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肯定並總結了對近代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分析，並據此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整理論，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可以說，在近代中國109年的歷史進程中，由中國的革命政黨推動的包括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組成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主旋律。這個革命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謀求民族獨立﹔反對封建主義專制，以謀求國家的民主進程。

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主題。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後，在人民掌握了國家的主權後，國家的現代化事業才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

《現》文否定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主題，最鮮明的是對待義和團反抗八國聯軍的侵略上。文章說義和團犯了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它強調﹕「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現》文似乎找到了一個歷史證據﹕「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珩{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歷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這是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

義和團開始廣泛宣傳拆�疻K路、電線桿，正是在列強以戰爭脅迫清政府鎮壓義和團的時候，而採取大規模實際行動，則正是在清政府鎮壓期間和八國聯軍戰爭期間。有學者通過大量事實的舉證，證明了這一點。

據美國歷史學家施達格研究，在「1900年5月31日之前，在整個義和團運動中，在中國的任何地方，沒有一個外國人是死在拳民手上的﹔唯一的一個就是卜克思先生在山東的遇害」。1900年5月31日晚，英、俄、美、法、日、意六國士兵共356名自天津抵達北京。6月3日，還有一批德國兵和奧匈兵到達。據馬士統計，總共到達北京的武裝人員有451名，其中兩名軍官和41名衛兵保護西什庫天主堂(即北堂)，17名軍官和391名衛兵保護使館。士兵攜有機關槍和大炮。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各國公使決定調兵的集會上說過「這些行動就是瓜分中國的開始」。

洋兵入京，不僅在克林德看來是瓜分中國的開始，在拳民看來也是瓜分中國的開始。義和團在北京和各地殺傳教士、焚�珣訄鞳B破壞鐵路和電線杆以及部分人的搶劫行為，都是在這批外國士兵進京以後發生的。攻打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也在這以後。洋兵入京是事變變得更加復雜和動亂的根源。據施達格研究，1900年5月29至6月4日，發生在河北省雄縣附近義和團與京保鐵路洋工程師倭松(Ossent)的衝突，是義和團與武裝的歐洲人的第一次衝突，洋人先開槍，義和團從數百人聚集到萬人，對洋人加以追擊，「將洋人追擊上岸，未知存亡」。從這�塈畯怚i以看見義和團殺教士、焚�珣訄鞳B鐵路等的具體原因。

義和團發生的長期原因，則與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有關，特別是《馬關條約》以後帝國主義各國在中國掀起瓜分狂潮有關，與外國傳教士長期以來在中國傳教過程中的為非作歹有關。大量歷史材料證明，義和團仇視洋人、洋教、洋物，都與仇視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圖謀有關。在洋兵進京以前，義和團破壞鐵路，是出於與清兵作戰的需要，為反抗西摩爾聯軍乘火車進京，大規模破壞鐵路，完全是作戰手段，以此攻擊義和團摧�珩{代文明，是什麼反人類、反文明，這就是西方侵略者的觀點了。

圍攻使館和西什庫教堂，是義和團被攻擊的一大原因。真實的情�G又如何呢﹖據記載，西什庫教堂內有法國水兵30人、意大利水兵10人。義和團於6月15日圍攻教堂，由於教堂防衛堅固，始終未能攻下來。6月12日，東交民巷一帶已被西兵佔據，不准中國人進入。試圖靠近的拳民，往往被擊斃。據美使康格6月15日的電報，「我們僅僅力圖保衛我們自己直到增援部隊到來之時，但是各使館駐軍早已槍殺了差不多一百個拳民」。使館以為西摩爾聯軍很快就會趕到，有恃無恐，3天之內就槍殺了近百個拳民，這不是在義和團的仇外心情上火上加油嗎﹖圍攻使館固然違反國際法，但也是使館咎由自取。據記載，6月16日內閣奉上諭﹕「所有各國使館，理應認真保護。�蚨a祿速派武衛中軍得力隊伍，即日前往東交民巷一帶，將各使館實力保護，不得稍有疏虞」。顯然，清政府保護使館的措施是明確的。

必須指出，早在5月底，各國已在各自使館駐�蚼咩L，把使館變成設在北京城內的外國軍事據點。這是完全違背國際法的。據當時歐洲的國際法學家的意見﹕「使臣公署，不得據之屯兵」，這是國際公法常識。大沽事件後，各國侵華戰爭宣告爆發，清軍和義和團攻擊使館，實際上是對這個外國軍事堡壘的進攻，從國際法角度看，不能說完全無理。外國教堂屯兵，更是違反國際法的。

義和團的反帝鬥爭，具有獨特的歷史地位。八國聯軍出兵以前，列強瓜分中國之說甚囂塵上﹔八國聯軍出兵引起義和團強烈抵抗之後，經過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辯論，瓜分中國說為保全中國說所代替。在中國擔任總稅務司長達45年的英國人赫德在當時寫的文章中分析道﹕「中國如被瓜分，全國即將協同一致來反對參與瓜分的那幾個外國統治者。」義和團阻止列強瓜分中國的歷史作用，西方人很快就看出來了，中國人也很快看出來了。最早看出這一點的中國人，是留日學生。1901年在橫濱出版的《開智錄》上，有作者著文，對義和團給與了崇高的評價，說「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有此數功，則我國民精神從此振刷矣」。

孫中山高度評價義和團的歷史功績。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講三民主義，說義和團「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國際無產階級高度評價了中國的義和團運動。俄國革命領袖列寧在1900年寫道﹕「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的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痛恨他們嗎﹖歐洲各國資產階級政府早就對中國實行這種掠奪政策。」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報紙《前進報》，1900年6月19日發表題為《鐵拳》的社論，說「如果說有所謂『神聖的戰爭』，那麼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聖的』民族戰爭」。

以農民為主體組成的鬆散組織義和團，其本身愚昧、落後，有許多缺點，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是必須指出，義和團的籠統排外主義實質上是農民階級有歷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國人民反帝鬥爭初期的共同特點，義和團運動不過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現。因之，對義和團的排外主義，不應採取簡單回避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是需要進行科學的階級分析和歷史考察，對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

鴉片戰爭以後160多年的中國近現代史，是侵略與反侵略同在，壓迫與反抗同在，屈辱與輝煌同在。屈辱、覺醒、奮鬥、犧牲、變革、進步，貫穿了整個中國近現代史。

總結160多年的歷史進程，可以分為前109年和後56年。

前109 年，歷史的大關節，基本上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是封建統治者勾結帝國主義鎮壓人民起義和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歷史，是中國要求追上世界資本主義的步伐、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而封建統治者和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所有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思想文化的種種鬥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圍繞這些歷史的大關節進行的。經過社會先進人士無數次的社會改良，經過新的社會階級、政黨發動的屢次革命，在堅持長期反帝反封建鬥爭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終於贏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即由人民掌握政權的新中國的誕生。

後56年，歷史發展雖然也很曲折，但其歷史的大關節，基本上是在人民取得政權的基礎上，探索國家現代化並且取得巨大成績的歷史，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並且成功地摸索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後56年內特別是前期的某些失誤，也與這種探索有�荓K切的關係。換一個說法，前109年是爭取國家獨立的歷史，後56年，是爭取國家現代化和富強的歷史。這樣一個簡單的歷史過程，大多數人都是明了的，特別是最近50年，同時代人作為這一歷史過程不同程度的參與者、見證者，都體驗到了創造歷史的艱辛與喜悅。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根本原因只有一條，那就是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利益最大化未能得到滿足。

《南京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雖然從中國取得了許多特權，但還要取得更多的特權。它們還要求在中國實現鴉片貿易合法化，要求在中國全境通商，要求在北京設立使館。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黃宇和教授近年研究第二次鴉片戰爭，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證明，英國之所以發動這場戰爭，很大程度是要逼迫清政府把鴉片貿易合法化，以保障當時英國在華最大的經濟利益──鴉片貿易。

謀求在華的全面經濟與政治利益，這是它們的根本利益所在。這個根本利益拿不到手，新的一場侵略戰爭遲早是要爆發的，問題只在發動戰爭的時機和借口而已。

《現》文說戰爭的原因，列舉了兩條。一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即外人入城問題)，另一是修約問題。這是兩條表面原因，如果認為是根本原因則是違背歷史真實的。

外人入城問題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南京條約》第二款﹕

「自今以後，大皇帝恩准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且大英國君主派設領事、管事等官，駐該五處城邑。」

這就是說，一般英國人可以居住在港口，外交官則可以住在城邑。中方認為，按中文字義，城邑不一定指城內，條約未給英國人入城的權利。《南京條約》英文本把中文本中的「港口」和「城邑」通通翻譯成Cities and Towns。英方認為Cities and Towns就可以指城內，因此，英國外交官和一般英國人都可以入城。中英雙方在條約約文的理解上，發生了很大歧異。按照歐洲人的國際法，《南京條約》的兩種文本(當時沒有第三種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條約簽字時未聲明以哪種文本為準，在文本的解釋發生歧義時，應允許各方各執己見。

事實上，這兩個文本都是英國提供的。這就造成了入城和反入城的同一法律來源的不同解釋。在中方看來，英人要求全面履行條約的理由不充分。其實中國官方在英國的壓力下，已經同意英國人可以入城。但是廣州城廂內外社團、士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入城，甚至不惜開戰，官方只得以「民情未協」為由，推遲入城的時間。鴉片戰爭期間英軍的暴行和鴉片戰爭後多起英人恃強作惡的中外糾紛事件，是造成廣州民眾仇外情緒的一個基本原因。從歷史的角度看，廣州民眾的仇外情緒當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廣州民眾反入城鬥爭當時有其發生的條件。

要求修約，則是西方列強企圖從中國拿到更多權益的策略手段。

早在1853 年，英國就利用最惠國待遇和中美《望廈條約》第34款有關12年後貿易及海面各款稍可變更的規定向中方提出修約要求。這年5月，英國政府訓令駐華公使文翰提出修訂《南京條約》問題，要他向中方提出﹕中國應毫無保留地給英國人開放全部城市和港口，英國人走遍全中國不受任何限制。文翰接到訓令時，太平軍北伐部隊已攻進天津附近，文翰感到太平軍與清政府之間誰勝誰負難料，就把訓令擱置起來。7月，美國向清政府提出幫助鎮壓太平軍作為誘餌，以修約擴大在華權益。清政府懷疑美國的動機，沒有接受。

其實，研究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學者早已指出，英國要求修訂《南京條約》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因為《南京條約》是一項政治條約，不是商約，沒有修訂的規定﹔而修約本身不能包括在最惠國待遇之內。英國利用中國當局不了解歐洲人的國際關係知識，加以蒙哄和欺詐，清政府只有被牽�蚖韝l走了。

1854年，英國、美國、法國都積極活動修約。但是對於英國來說，採取戰爭行動解決修約問題的時機沒有成熟。最大的原因是，英、法聯盟正與俄國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打�荍J里米亞戰爭，英國的軍力布置在克里米亞戰場上。所以英國政府訓令包含修約談判中要嚴格避免使用武力，只要中國承認修約的原則，實際談判不必馬上進行。1855年，美國任命傳教士伯駕為駐華公使，給伯駕的任務，是要他從清政府取得公使駐京、無限制擴大貿易以及取消對個人自由的任何限制等三項主要權利。伯駕知道，《望廈條約》只規定了12年後作細小的修改，但他認為﹕「為了達到各國政府的最大利益，不僅細小的修改，而且激烈的變更是必不可少的」，為此「必須採取強硬手段」。他在來華前，遍訪了倫敦和巴黎外交部，取得了一致意見。1855年8月，伯駕希望北上渤海灣，逼迫北京政府舉行修約談判。包令說﹕「用孤單的行動而不伴以強大的軍事壓力，就沒有希望從中國取得任何重要的讓步」。因為各國軍艦尚未調到遠東來，沒有軍力支持，這次北上行動未能成行。這就是說，用戰爭手段，達到逼迫清政府同意修約的目的，這已經是既定決策。

1856年3月，克里米亞戰爭結束，俄國戰敗。這時候，英、法、俄國都把眼光投向了中國，各國軍艦都可以移師中國了。在克里米亞戰場上廝殺的對手，在中國成為了合作的伙伴。利用戰爭手段已經決定，侵略者總要找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

正在這時候，馬神甫事件發生了。儘管這是一個突發的個別的事件，對於法國來說就是一個好借口，但是，對於英國來說，這個借口還不太有力。不久，亞羅號事件發生了。殖民主義者要尋找侵略中國的借口是不難的。20世紀初法國的研究者研究了資料後指出﹕包令「要向中國啟�說A不愁找不到合法的借口﹔如果需要的話，他還有本領找到比劫持『亞羅』號更好的藉口。」

至此完全可以看出，第二次鴉片戰爭是一定要打起來的，並不因為中方的什麼態度而轉移。而要打這場戰爭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列強要越過條約特權在中國牟取更大的利益。

侵略者沒有程序正義

眾所周知，侵略者的本質就是掠奪。《現》文在評述馬神父事件的時候，拿出了一個「殺手�寣v，叫做程序正義優先。文章寫道﹕西林地方官員把馬神甫處死，「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這不僅否認了侵略者的本質，而且完全混淆了事實。

程序正義優先，頗為嚇人。似乎當時來自歐洲的英國人、法國人最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實際上，這些貌似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的殖民主義侵略者，來到中國從來沒有遵守過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

以馬賴案子為例，馬賴違法傳教在先，而且在傳教地區作惡多端，地方官員未能把違法的馬賴解送領事而加以處死，違法在後。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為什麼不是馬賴或者法國首先理虧呢﹖

又以大沽之戰為例。當法國人知道清政府已經在大沽口設防，仍然決定與英國公使乘炮艦從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英國公使普魯斯給英國政府報告說﹕

「我們不得不在天津給予中國政府另一次教訓……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順從我的要求，我已準備憑借武力威脅來索取。」

普魯斯聲稱「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堅持經大沽口溯白河進北京。英法聯軍在充分準備下(僅英國艦隊就有戰艦、巡洋艦、炮艇共十餘艘，士兵2000人)， 1859年6月25日下午向大沽炮台突然發動進攻。大沽守軍進行了堅決回擊，激戰一晝夜，擊沉擊�珥^法兵船十多隻，斃傷英國士兵464人，法軍14人，英國艦隊司令也受了重傷，不得不狼狽撤走。英法軍艦首先向大沽炮台開炮，大沽守軍回擊，完全是正義的。不容置疑，大沽事件的責任完全在侵略者一方。一貫同情被侵略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馬克思在1859年9月13日評論道﹕「即使中國人應該讓英國和平的公使前往北京，那末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道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環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

實際上，清政府已經同意在北京換約，並且安排了大臣到北塘迎接英法公使，安排了沿途招待照料，在北京城內安排了公使住處。清政府從安全出發，指定了公使進京的路線，規定可帶隨從，不准帶武器。這些安排完全合乎當時國際關係的準則。歐洲人制定的國際法沒有規定可以攜帶武器到他國首都去交換條約批准書。這些安排完全符合所謂程序正義的要求。當大沽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資產階級的報紙反誣中國破壞條約，要求英國政府對中國實行「報復」。英國《每日電訊》甚至稱﹕大不列顛應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並佔領北京﹔英國人應該成為中國的主人。

馬克思當時在評論大沽事件時寫道﹕「難道法國公使留住倫敦的權利就能賦予法國公使以率領法國遠征隊強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權利嗎﹖」「既然天津條約中並無條文賦予英國人和法國人以派遣艦隊駛入白河的權利，那麼非常明顯，破壞條約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而且，英國人預先就決意要在規定的交換批准書日期以前向中國尋釁了。」「白河衝突並非偶然發生的，相反地，是由額爾金勛爵預先準備好的。」馬克思是研究了英國公使和記者從中國發回的報道寫下這些評論的。

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不遵守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則，還可以舉出很多例子。

中美《五口貿易章程﹕海關稅則》(因在澳門望廈村簽訂，又名《望廈條約》)，是中美之間締結的一項商約。它的第34款規定﹕

「合約已經議定，兩國各宜遵守，不得輕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貿易及海面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又和約既經批准後，兩國官民人等均應恪遵，至合眾國中各國均不得遣員到來，另有異議。」

這�堳D常明確地規定了《望廈條約》「不得輕有更改」，中美兩國「均應恪遵」，美利堅聯邦各州(「至合眾國中各國」)不得派人前來對此另有異議。在什麼情形下可以在12年後「稍有變通」呢﹖條件只是因為「至各口情形不一」(「現文」引用時恰恰把這幾個字刪掉)，涉及到貿易及海面各款時，可以稍加修訂。這實際上指的只是細小的修訂。美國以及各國清楚這一點。中方也清楚這一點。

1855年5月，美、英、法三國公使先後照會兩廣總督葉名琛，要求在北京修訂《望廈條約》，為此清政府指示說﹕「各夷議定條約，雖有12年後公平酌辦之說，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過稍為變通，其大段斷無更改。」清政府的認識是合理合法的。按照所謂「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原理」，英、法、美各國都沒有提出大段修改條約的權利﹔即使稍加修訂，也需要通過外交途徑，與清政府商議，「公平酌辦」。如果清政府不同意修訂，只好等待。以武力逼迫簽訂的條約是無效的。馬克思曾經援引前任香港首席檢察官致倫敦《晨星報》的聲明，那份聲明說﹕「無論這個條約是怎樣的，但既然英國政府及其官吏採取了強力行動，它早已失去了效力，因而大不列顛王國至少已沒有權力享受這個條約所賦予它的優先權利和特權。」這就是程序正義優先。但是，如前所述，英、法、美、俄各國哪一國遵守了這個原則﹖

唯物史觀不能動搖

研究和解讀歷史，是非常嚴肅的事情。把研究和解讀所得用通俗的文字介紹給廣大讀者，更應該對社會、對讀者抱�茷D常負責的態度。歷史過程、歷史事實是怎麼樣就怎麼樣，並不能由人作任意的解釋，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同時，歷史進程充滿矛盾的運動，複雜的事件是有各種各樣具體的事件組成的，我們在分析、研究歷史事件時不能把握盡可能多的史料，不能把事物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內，不能抓住歷史過程的本質方面，不能對歷史現象做出階級地、辯證地分析，我們就不能從紛紜的歷史現象中理出頭緒，把握歷史過程的基本規律。如果不尊重歷史事實，對歷史事實、歷史過程作任意的解釋，那就是歷史唯心主義。

流行一種說法﹕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或者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如果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有思想的人寫出的，上述說法有一定的意義。但我認為，當代人研究、撰寫歷史，還是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觀察歷史現象，認清歷史發展本質，指明歷史發展的方向。如果寫成人人心中的歷史，則言人人殊，失去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拿這種歷史去教育青年，就會貽誤青年。

歷史不是可以任意打扮的姑娘。《現》文的不正確，在於完全拋棄了唯物史觀，得出許多錯誤的觀點。試舉幾例﹕

●「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的。」

這是想當然。列強侵略中國，什麼時候都沒有與中國「協議」過。歷次不平等條約簽訂，條約文本或是侵略者提供的，或是侵略者強加的，中國談判代表哪�埵雩禤皜m喙﹖

●「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汪精衛在抗戰初期組織低調俱樂部，講的也是類似這樣的話。汪精衛之不齒於歷史，已經難以改寫了。我們只能這樣回答﹕中國人民對外來侵略如果不抵抗，不打，中國早就成為一個完全的殖民地了。中國還有今天嗎﹖

●「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衝突。」

當代人俯視歷史，可以看出資本主義列強是強勢一方，封建的中國是弱勢一方。但是在鴉片戰爭的年代，有哪一個中國人認識到中國是弱勢一方呢。即使認識到是弱勢的一方，難道弱勢的一方面臨外敵侵略的時候，就不應該反抗嗎﹖清政府被嚴格限制在不平等條約體系內，什麼時候都是嚴格遵守條約的，不遵守、不滿足原有條約特權的，一向就是外國侵略者。

●「經過長期、複雜、反覆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

這句模稜兩可的話，放在晚清，放在近代中國，完全是無的放矢。國家不獨立，人民不掌握政權，沒有強大的國力，靠清政府去博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天，中國綜合國力相對比較強大的情�G下，我們可以在國際上「博弈」了，可以爭取建立相對平等、互惠的國際秩序了，但是建立合乎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是可能的嗎﹖

●「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G，改變被動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

近代中國的歷史道路不是這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和地區，不改變殖民地、半殖民地狀�G，只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可以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面現代化嗎﹖在我們這個地球上，還找不到這樣的先例。孫中山建立中國同盟會，一心想振興中華，向英國、美國、法國學習，建立起像美、法那樣的共和制度，卻完全得不到當時美歐等西方國家的支持。可是當政權轉移到袁世凱手�堙A就得到西方列強支持。孫中山經過幾許磨難，終於明白這一點﹕西方國家是不支持在中國建立像他們那樣的資本主義強國的。所以孫中山重新組建中國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決心走非資本主義道路，並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人一波一波地發起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專制的運動，組織共產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掌握屬於人民的武裝，才能夠有今天中國的結果。中國今天向全面小康社會的高速發展，中華民族今天能夠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學習西方列強得來的。西方人的歷史發展道路給了中國人以啟迪，在比較中，中國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堅定地反帝反封建，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狀態，實現了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解放，我們才真正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

《現》文所敘述的歷史，不是建立在研究大量、紮實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而是按照自己的好惡，隨意拈出幾條史料，隨心所欲地作出歷史評論，這樣的歷史評論，脫離了史料基礎，只是個人感想，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乍看嚇人，卻是沒有根基的，沒有說服力的，經不起史料鑑證的。懂得歷史，才能更好地建設今天。把鴉片戰爭以來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明白真正的現代化道路在哪�堙A我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會行進得更加堅實。

各位對这篇有何看法？

冰點已經復刊，不過...

先不論張海鵬和袁偉時誰勝誰負，
討論歷史就討論歷史，抬毛澤東出來幹甚麼?

本篇文章已被 Leaf 於 Mar 2 2006, 12:32 編輯過

附帶圖片

原文就在樓上的樓上，樓上的有看清楚嗎？人家說的是主旋律，即所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主題」，毛澤東也就是提到過那麼一下。舊體制�堨X來的文人歷史學家，基本上都這樣，沒主旋律，沒馬克思視角那還奇怪了呢，香港人多數是不會理解的。這些文章嘛，看看確有實料，不是空談政治正確，那就行了。

袁偉時認為馬克思主義等等主旋律的玩意在教科書乃至史學界�媢L分氾濫，其實不無道理。只不過他透過強姦歷史來論證自己的觀點，我看其「狼死」程度比那些主旋律歷史學家只多不少。

當然，情理之外而意料之中的是---袁偉時夠狼，中宣部更強。在中宣部官僚的苦肉計大力支持下，袁教授「誤導青少年的言論」越來越受落了，知名度也越來越高。而另一方面，為了掩護袁教授的弱點，中宣部放出誘餌，以避重就輕的「駁文」把火力引向無論國內外都已經聽到厭的馬克思及主旋律，而像我轉的那種針對性強的駁文則將被淹沒，一石二鳥之計何其高明。

在這裡恭喜中宣部「讓全國人民都不相信政府」的反宣傳大計又邁出了重要的一步。Cheers~中宣部！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Mar 2 2006, 14:22 編輯過

嘿嘿，駁文來了。一如所料，大道理說了不少，被指責的細節部分則模糊帶過。

有人看明報嗎？不知道明報登的駁文是否也是這些？還是說袁教授另有針對史實細節一一反駁反方論點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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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盼學術、文化討論回歸理性、寬容、自由、平等的正軌

　　袁偉時

　　《冰點》今天復刊，刊登了一篇洋洋萬言的文章：《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
國歷史的主題》（以下簡稱《反》文）。拜讀以後，有幾點感想：

　　第一， 邁向正常軌道的第一步

　　總的看來，《反》文是力求在史學范圍內討論問題的。與一個多月以來的狀
況不同，《反》文沒有亂扣帽子、大打棍子，開始回到講事實、擺道理的常態。
這是值得歡迎的進步。其中還有一些很不恰當的非學術的詞句，引起一些讀者的
反感，我想還是應該用寬容的態度看待這些一時難於自拔的舊的思維習慣。

　　時至今日，中國思想、學說、文化領域裡面已經出現了多元並立的局面。對
歷史和現實事件，各種人會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讀。應該拿出足夠的智慧
和寬容的心態直面這種多元並存的局面。各方（不單是一方）都要對當前文化發
展、學術發展的大局有個清醒的認識:不可能有思想的統一、觀點的統一，不可
能出現大一統了；面對這個局面，需要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討論。

　　否則不管主管願望如何，很容易回到文革狀態。“文革”一開始，在批判彭
真的《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的時候就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沒有什
麼平等可言的，要實行無產階級“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 （《建國以來毛澤
東文稿》第十二冊第4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結果是斯文掃地，冤
獄遍域中，在不少國家和地區飛速發展的關鍵時刻，中國大陸卻全面大倒退。所
以，不願意回到平等的、自由的討論就或遲或早會回到文革狀態。我想，付出了
這麼大的代價之後，願意回到這個局面的人很少了。

　　今天，知識或者人力資本已經成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前進的首要因素。摧殘學
術文化，就是戕害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球化的大潮又一次把各國推到十字
路口：能不能營造一個讓人的創造力自由發展的制度環境，是決定國家盛衰的關
鍵。讓權力成為學術文化是非的判官，必定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唯一出路是讓學
術文化回歸自由探索、自由討論的天地。對多災多難的中國說來，重要的一條是
各方君子均要多考慮國家發展和人民的福祉，掃除各種稀奇古怪的障礙。

　　其中之一是擺脫階級鬥爭為綱的陳腐思維。

　　拙作《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討論19世紀的問題，希望改進歷史教學，本來
是十分平常的學術討論，批評的是咸豐皇帝、慈禧太後等顢頇的統治者誤國殃民
的罪行，怎麼扯到攻擊社會主義、要不要反對帝國主義上去了？

　　就在前幾天，幾位自稱“左派民族主義者”的人士，大罵《冰點》原主編
李大同先生“背後有洋人和民間資本利益集團的主子”；袁偉時則是宣揚
“洋奴影射史學”！說話要有根據。你們不懂歷史卻要大放厥詞，往自己臉上擦
黑、出醜倒也罷了，人身攻擊是極為下流並要承擔責任的。請問這些先生：哪一
位是李大同先生的本國和外國的主子？你們知道不知道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
多少學者、知識分子在“影射史學”的大棒下身亡？所謂“洋奴”、“買辦”的
罪名又坑害了多少無辜？你們究竟想幹什麼?

　　《反》文值得歡迎之處是開始擺脫混淆學術和政治的糊塗、愚昧的習慣，講
出一番道理，列出一批史料。是對，是錯，可以慢慢討論。如果《冰點》周刊
的新任主編有足夠的遠見和權力，發表批駁《反》文的文章，那就為中國的學術
文化發展回歸正常的軌道邁開了重要的一步。我為我的祖國馨香禱祝，企盼不要
有人為學術文化的發展設置不應有的障礙！

　　第二．怎樣反帝反封建？

　　說反帝、反封建是中國近代歷史的基本問題，本身沒有錯。但是應該將涉及
的內容具體化。

　　所謂“反帝”就是維護國家的獨立。所謂“打倒帝國主義”無非是各個國家
取得自己的獨立，結束殖民體系。

　　什麼是“反封建”？核心一點就是在自己國家裡面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
“文革”結束後，中國很多老革命和知識分子突然發現，中國的反封建的任務沒
有完成。這就是一心一意奪取政權而沒有把制度建設擺到應有高度的惡果。

　　1895年，嚴復就看到這一條了。他說：“國貴獨立，身貴自由”這是“反帝
反封建”最好的詮釋。

　　我的文章討論的不但是“反帝反封建”，而且是怎樣去“反帝反封建”。
《反》文卻停留在要不要反帝反封建這樣比較低的層次上討論問題。

　　第三．史料和觀點失誤舉隅

　　歷史學家發言的根據是史料和高遠的觀點。愚意以為《反》文有好些史料和
觀點也經不起推敲。詳細討論只能待諸異日。隨便舉幾個例子吧。

　　義和團的事件不單是對洋人的抵抗，更大規模的是屠殺本國人民。為什麼通
篇沒有提到屠殺本國人民？這是義和團反文明、反人類的重要罪行。1898年開始
義和團（包括其前身）一直屠殺本國人民。屠殺本國人民比殺掉的外國人民多
100倍以上。殺掉的外國人有321人。殺掉多少本國人，這個數字一直沒有算清，
但是最少最少不是100倍而是幾百倍的問題。但是這樣重要的問題《反》文回避
了。

　　又如外國人入廣州城問題。《反》文強調是對條約有不同理解。即使按照
《反》文說法，條約規定“外國官員可以進入廣州城”，但是事實上這一點也做
不到。文章雖然口口聲聲講反封建，卻沒有譴責當時廣州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和咸
豐皇帝怎麼“誤國”。他們以為“民氣可用”，操縱士紳組織民眾阻止外國人入
城拜會官員、遊覽、做生意，結果惹下大禍。

　　又如《反》文說：“中國今天向全面小康社會的高速發展，中華民族今天能
夠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學習西方列強得來的。”

　　改革開放以前為什麼國民經濟走到崩潰邊緣？改革開放以後為什麼中國會發
展得這麼快？是學習東方還是西方的？市場經濟是從哪裡來的？鄧小平一個重要
的思想，就是不要糾纏於姓社還是姓資，而是以“三個有利於”為標準來考慮國
家的發展，《反》文說這樣的大話，是不是有違背鄧小平思想呢？

　　2006年3月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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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教科書風波憂思

袁偉時

　　2006年元月，與人們企盼新春逐漸轉暖的心態相反，以1月11日《中國青年
報﹒冰點》發表拙作：《現代化與中國歷史教科書》到25日當局下令《冰點》
停刊整頓為標志，肅殺朔風橫掃，全球輿論嘩然！面對至今尚未止息的風波，察
古觀今，感慨良多。

　　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在下令《冰點》停刊整頓的處理決定中給拙作定下的罪
狀是：“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嚴重違背歷史事實，嚴重違背
新聞宣傳紀律，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嚴重損害中國青年報的形象，造
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嚴重違背新聞宣傳紀律”雲雲，由於對這些“紀律”
及其法律根據毫無所知，無從討論。形象如何受損、影響如何惡劣，眾所周知，
不必贅言。其他莫須有的罪名，不僅是對個人尊嚴的侵害，更令人憂慮的是我國
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生存環境。

　　狼奶不能再飲

　　拙作《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寫於2002年6月，登載在《東方文化》雙月刊
第六期，銷路很好；放到網上，點擊率和轉發率高得驚人。時間過去整整三年，
《冰點》拿來重新發表，竟然觸發雷暴！對我說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

　　拙作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企盼不要再給我們的青少年再飲“狼奶”。什麼是
“狼奶”？

　　1979年5月初，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五四運動討論會上，中共中央書記
處書記、中宣部長鄧力群在大會報告中介紹張志新烈士悲慘遭遇後慷慨激昂地說：
“同志們，我們是喝狼奶長大的！”這句話可圈可點！在我看來，所謂狼奶就是
19世紀以來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把階級鬥爭絕對化、片面化的觀點。

　　前者妨礙中國吸收世界世界先進文化。

　　後者動輒把人們的意見分歧和利益沖突看作階級鬥爭新動向，為肆意剝奪公
民權利的暴政和暴民專制提供根據。

　　錯誤思潮一經形成，習非成是，成為融入人們腦袋的思維習慣，要清除其影
響十分不易。可是，要建設現代化的國家，要使公民權利受到應有的尊重和保護，
這些百年積垢非清除不可。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應該從娃娃開始，化除戾氣，培植寬廣的胸懷，既尊重
自己，又敢於正視自己的弱點，尊重別人，尊重其他民族，為構建平等、和平的
世界，民主、自由、法治的中國社會奠立堅實的思想基礎，而我國的歷史教科書
不符合這個要求。為了揭示這個不正常的現象，筆者寫下這篇文章。

　　去年，胡錦濤主席把民主、法治列為建設和諧社會的首要措施，空谷足音，
令人高興。

　　不過，在強大的傳統面前，要落實這些思想實非易事。拙作的遭遇就是一個
實例。

　　所謂“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

　　拙作主要討論了火燒圓明園和義和團事件，在指責侵略者罪行的同時，也總
結了清政府操縱民眾所做的錯事乃至罪行。百年前的陳年舊事，不論說得對還是
不對，平心靜氣好好討論，大家得益。不料飛來的是幾頂政治帽子！

　　關於前者，筆者開宗明義就指出：“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
恕的罪行；也是中國人民心頭無法磨滅的創傷。”結論是：“面對咄咄逼人的強
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
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愚昧的情
緒支配，在小事上制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
地方督撫不是那麼愚昧，這場災禍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
專制的決策程序，是歷史的積，不是朝夕所能改變的；侵略者的本性又決定了
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至於第二次鴉
片戰爭，“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的編得高明。
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
羅號船事件。4，馬賴神父事件。[i]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
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歷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歷史學家。”

　　關於後者，我的結論是：“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面的同樣是
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
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
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
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致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
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強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面論述了辛
醜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ii]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
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歷史。”

　　白紙黑字，哪裡有“極力為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罪行翻案”的影子？

　　這篇拙作要回答的問題不是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而是在譴責列強侵略的
前提下，討論更高層次的問題：怎樣才能有效地反對侵略、維護中國人民的利益。
我的結論是：“面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
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面沖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這是反
復研究19世紀中國慘痛歷史教訓後作出的結論。

　　19世紀的大清帝國已經腐朽不堪。即使沒有外敵入侵，改革也已刻不容緩。
鴉片戰爭後魏源便一再鼓吹“以內修為外攘”，即通過內部改革達到驅除侵略者
的目的，並在《海國圖志》中相應地提出了一個改革綱領。此後，有越來越多的
有識之士認為學習西方、改革自己，謀求自強，是對抗列強的唯一正確道路。馮
桂芬、王韜、郭嵩燾、薛福成、黃遵憲、鄭觀應等人苦口婆心反覆論証的正是這
條道路。恭親王、文祥、李鴻章等開明官僚也支持這種主張。李鴻章在19世紀70
年代將之概括為“外須和戎，內須變法”。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這部巨著中反
復鼓吹政治上“設議院”；經濟上依靠私商進行“商戰”；教育領域必須興西學，
改革考試制度；文化上要支持報館，痛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報”；如此等等，
中心思想就是從制度改革中尋求救國救民之道。至於眾所周知的康樑的維新變法，
更是推動思想變革與制度變革的運動。站在他們對立面的是倭仁、剛毅等頑固派
和只會空談的清議派。對待制度改革的態度是真愛國還是空談誤國的分水嶺，是
真正維護國家獨立還是為列強摧殘中國提供藉口的試金石。

　　但是，在多方摯肘下有識之士的主張無法實現。抗拒改革的力量特別是不願
進行制度改革的勢力成了19世紀大清帝國的支配力量。代價是悲慘的：一億多中
國人“非正常死亡”，而且絕大部分死於中國人自己的刀下和餓死；賠給外來侵
略者約七億兩白銀，相當於當時十多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其中最大宗的賠款是由
義和團事件造成的。孟子說：“反求諸己”；毛澤東一再宣揚內因是決定性因素。
面對如此巨大的挫折，歷史研究者從內部尋找原因，銘記歷史教訓，有何不可？
而這樣思考有罪，究其原因，恐怕還是極端民族主義和階級鬥爭絕對化的陰魂在
作祟。

　　所謂“嚴重違背歷史事實”

　　任何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探討，當然只能以歷史事實為基礎。《決定》沒有
指出拙作究竟在哪些地方“嚴重違背歷史事實”。網上反對拙作的文章，除了那
些肆意漫罵令人為寫作者的品格和學養如此低劣搖頭的大字報外，也有幾篇嚴肅
地思考了一些問題。他們的責難，歸納起來有三個：（1）侵略者打到家裡來了，
一切反抗行動都是有理的。（2）義和團破壞現代文明設施是阻擊侵略軍的行動。
（3）義和團破壞現代文明設施是清政府鎮壓迫出來的。坦率地說，這些責難後
面還是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和為此目的不顧歷史事實。

　　關於義和團，文化革命鬧得天翻地覆之際，毛澤東寫了一段著名的的“最高
指示”：“究竟是中國人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
‘殺人放火 ’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
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
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2冊第29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北京版）所有的辯護詞，似乎沒有超過這
個水平。中國的大門確實是被迫打開的。問題是進來的不僅是手持武器的侵略者，
還有大批的商人和傳教士。為了中國的國家利益，應該怎樣對待他們？在中國領
海甚至內河有列強的軍艦遊弋，領土上有外國武裝駐紮，當然是侵害主權的莫大
的屈辱。可是，當你的國力不足驅逐他們的時候，應該臥薪嘗膽還是不管三七二
十一主動襲擊他們？又以傳教士來說，他們良莠不齊，其中固然有仗勢欺人的不
法之徒，也有為中國的文化教育醫藥乃至外交和其他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友好人
士。翻翻19世紀中國教育史、新聞史、法律史、翻譯出版史和科學技術和醫藥衛
生發展的歷史，那一領域沒有得到西方在華友好人士的幫助？洋人不等於都是帝
國主義者，即使是列強的官方代表，也要按照國際法以禮相待；籠統說反抗甚至
打殺他們就是有理；肯定不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嚴肅態度。

　　鴉片戰爭後，處於弱勢的清政府操縱廣州士紳，連續十多年進行反入城鬥爭，
成為引發第二次鴉片戰爭造成增訂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
誤國殃民的蠢行還是應該歌頌的正義行動？

　　又以義和團事件來說，其中重要原因是農民和天主教徒的利益沖突。鴉片戰
爭以後，此類矛盾連綿不斷，清政府總結經驗後已經懂得，督促神職人員約束教
徒和官員及時依法秉公審理有關案件，矛盾通常都能得到解決。在義和團事件中，
是頑固派操縱無知農民殺害無辜，殺害外國人，為帝國主義入侵制造了藉口，給
國家帶來空前的災難。1900年6月24日，慈禧甚至下詔，命各省督撫屠殺洋人。
我國的教科書竟沒有一字提及！譴責這些罪行，讓後人牢記歷史教訓，與“為帝
國主義侵略翻案”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怎麼能混為一談？

　　義和團和官員殘殺的洋人是231人；而殘殺的中國人數以萬計，財產損失巨
大；給外國的賠款四億五千萬兩，國家形象的損害更難以數計。因此，包括孫中
山、魯迅、胡適和20年代以前的陳獨秀在內的知識階層的許多人，都曾毫不含糊
譴責義和團是“拳匪”。有的學者絞盡腦汁為他們的罪行開脫，歌頌義和團的書
籍汗牛充棟。應該尊重他們的言論自由。但是，筆者無法認同他們的結論。

　　任何政府都有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義和團在山東興起之初，就
留下亂殺和搶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記錄。1896
年7月他們就“藉毀教之名，既拆教堂復搶鹽店”。說得透一些，其實他們所謂
反洋教很多時候也是一種藉口。1899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
千一百余家，並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間在東昌、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余家，
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內多擄架勒贖之案，直與盜匪無異。”（《義和團檔案史料》
第1、94頁，中華書局1959年北京版）任何政府對這樣的行為都不可能坐視不理。
義和團的燒殺搶掠不能歸罪於清政府。

　　1898值1900年間流傳、被研究者稱為“義和團主要文獻”的歌謠寫道：“不
用兵，只用團，要殺鬼子不費難。燒鐵路，拔電桿，海中去翻火輪船。”（《義
和團文獻輯注及研究》第3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是當時的愚民對外
來文化的認識，把摧毀鐵路、電線說成是戰爭的需要，顯然是詭辯。

　　再看看他們行動的具體日程吧。各國援兵抵達天津海口是1900年6月1日的事；
6月10日西摩率聯軍向北京進軍；6月17日聯軍攻打大沽炮台。在六月以前，各國
除了增兵保護使館外，沒有新的侵略戰爭行為。義和團的反文明罪行則已慘不忍
睹。僅以5月為例，5月12日在直隸（今河北）淶水“拳匪……將南高洛村教民居
住之房屋，放燒約四五十間，並在井內，見有殺傷男女大小約二三十口”。（中
國史學會主編：《義和團》（四）371頁）13日又在定興縣燒教民房屋十數家。5
月26日起開始燒和拆毀蘆溝橋至保定的鐵路、拔電桿，京郊琉璃河車站和涿州鐵
橋亦被燒毀，蘆保鐵路交通中斷。5月31日則保定以南的鐵路、橋樑亦被拆毀或
焚毀。也就是說，他們肆無忌憚破壞鐵路和通訊設施等等，時間在八國聯軍入侵
以前，地點是與阻擊入侵者毫無關系的蘆溝橋到漢口的鐵路。至6月6日，京津鐵
路亦遭破壞中斷。後來更是癒演癒烈，罄竹難書。

　　義和團要消滅的不但是鐵路，還有洋貨、洋學堂及其學生等一切沾有洋味的
人和物。如在北京，“凡賣洋貨者均逃閉。否則，團民進內，將貨物打碎，然後
將房焚毀。住戶亦是如此。各街巷拋棄煤油如潑臟水一般，各種煤油燈砸擲無數，
家家戶戶尤恐棄之不及，至貽禍害。”“京中各壇團民借端生事，擾不堪。凡
夙昔略有微嫌，即指為‘二毛子’，或一人，或全家，必搜尋砍斃。甚至三五
歲幼童亦不留一線之延，慘不忍聞”。（仲芳氏：《庚子紀事》第13、22頁，中
華書局1978年北京版）類似罪行，遍及各地。這叫什麼反抗侵略者的需要？

　　更令人擔憂的是，歌頌只要自認為有理就可以殺人放火，究竟會給我們的少
年兒童的心靈留下什麼？

　　摧殘學術、文化和創造力的體制，此時不變，更待何時？

　　1957年，毛澤東反復申說：“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
想問題，是非問題，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不幸，他自己言行不一，
把11％的中國知識分子（當時毛澤東說，全國有高中以上的畢業生500萬左右）
打成右派，人為制造了在文革十年中達到高潮的連綿不斷的階級鬥爭，後果不堪
回首!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時至21世紀，還有人要違背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繼續
沿用行政命令和強制的辦法粗暴地對待思想、學術和文化的爭議。

　　其實，人的認識千差萬別，對一些重大歷史問題有不同觀點，非常正常。除
非法律作出規定（如德國不準宣傳國家社會主義──納粹），讓大家自由討論，
由讀者作出判斷，是唯一正確的途徑。拙作討論一百多年前的陳年舊事，它既不
影響社會穩定，更談不上威脅國家安全，有些人認為這是大毒草，在《冰點》
和其他報刊上各抒己見，辯駁論難，澄清是非，滌瑕盪穢，提高讀者的辨別能力，
有何不可？這是常識，也是各國《憲法》幾乎都有的保障學術、言論自由的制度。
不顧《憲法》明文，向常識挑戰，何苦來啊？

　　這件事發生在中共中央負責人一再為中國人的創新能力不足而著急和大聲疾
呼的時候，特別顯得突兀。

　　在一些人心目中，自然科學和技術要放手創新，而人文社會科學則要加緊管
制。這是忘記歷史教訓的非常危險的想法。有兩件很值得認真思考的事實：

　　1．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批判電影《武訓傳》開始，究竟有哪一次學術、
文化和思想批判收到了良好效果？

　　2．半個多世紀來，給國計民生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的舉措，無一不是人文
社會科學觀點的錯誤加上沒有民主法治造成的。痛定思痛，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弄得鴉雀無聲是非常危險的。

　　在無法窮盡的社會和自然現象面前，任何人都應保持謙卑的態度，嚴格遵守
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民主、自由制度。中國人吃一個腦袋代替全中國人思考的苦
頭已經夠多了，換上“閱評組”若干個腦袋也不可能比“偉大導師”還要偉大。
不是這些同志不聰明，而是這樣的制度不適應學術文化的發展。

　　就在發表拙作的那一期《冰點》上，一篇《憶沈從文：作家死了》的短文
看後令人非常難受。“沈從文的個人心靈史上，1949年是極為苦痛的一章。當年
3月，他兩度自殺……獲救後，沈從文一度‘住在一個精神病院療養’。……
在沈從文的學生、作家汪曾祺看來，沈從文受到‘致命的一擊’，是1948年3月
郭沫若發表了《斥反動文藝》，將沈從文定為‘桃紅色’的‘反動’作家。”
沈從文（1902∼1988）無疑是20世紀中國才華橫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可是，
1949年以後，他的創作終結了。稍為了解現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這不是孤立的
現象。1949年以後，除極為個別的作家的個別作品（如老舍的《茶館》），一大
批早已成名的作家在1949年以後都寫不出引人注目的作品。原因無他，就是精神
受到不應有的壓抑。

　　粗暴地對待知識階層和知識產品既傷害國家形象，又損害國家長遠發展，千
萬不可等閑視之！文化學術科學技術是高度復雜的精神勞動，沒有免於恐懼的自
由的環境，人們的創造力不可能充分釋放。創巨痛深，務必不要重蹈覆轍！

　　中國社會發展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臨界點。從制度改革中尋求新的發展動
力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任務，而政治體制滯後，已經成為許多有識之士的共識。
改革的中心和成敗的關鍵是能否落實胡錦濤主席把民主法治列為建設和諧社會首
要措施的指示。這也是把中國人被壓制的創造力釋放出來的關鍵。圍繞這個關系
中國前途的中心，許多制度應該重新審視。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關乎幾代人的精
神狀態和學術文化發展，其改革更加刻不容緩！

本篇文章已被 徐元直 於 Mar 5 2006, 19:14 編輯過

我覺得中宣部太萌了，如果覺得袁教授的論點有問題，大可一開始就拿出不同的史料反駁，可中宣部就不這樣，非得要停刊、撤職、換人、復刊等等行政動作後才敢拿出那麼一篇反駁文章，這不擺明自己心虛麼，外交部答記者的話更強，甚麼"歪曲事實"、"傷害中國人民感情"老掉牙的說詞又拿出來用了，不知情的人看了還以為袁教授是外國人，真是太搞笑了。

本篇文章已被 參謀ABC 於 Mar 6 2006, 13:54 編輯過

如果不用那些手段，人家還以為中宣部乾吃糧不做事啊。

如果不用那些手段，人家還以為中宣部乾吃糧不做事啊。

其實大家有沒有看過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呢，是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早就說啦，這是「欲縱故擒」之計。中宣部這幫臥底的秘密任務就是抹黑中共政府，摧毀政府的信譽。

幸好中共也不是吃素的，早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派出水扁、文雄、國標、洪志等一眾王牌地下黨，把敵對反共勢力的形象信譽也破壞得差不多了。君不見國標和洪志都是大陸派出來的？水扁十多年前也曾回北京受命，至於文雄，那更是投共的國民黨死敵。

《討伐中宣部》骨子裡是王牌地下黨焦國標向反共急先鋒中宣部下的戰書，諜戰戰場風雲萬變，強者討伐強者的戰鬥，廢柴們是看不懂的啦。

那蘋果日報, 壹週刊是不是共諜? 大公報文匯報又是反共急先鋒?


那薩達姆侯賽恩其實是老布殊的臥底, 到兒子當總統時終於派上用場了.

石原慎太郎也是中國臥底...

本篇文章已被 阿暪 於 Mar 8 2006, 08:47 編輯過

把搞八卦的都算上你就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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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認真的，沒人確認一下明報上登的駁文都是上面貼過的？

其他的大道理在下就不大懂了。不過張海鵬要在人家正副編一齊收了聲才作反駁，連象徵式的替正副編講句公道話都沒有，未免有點小家。

請問這次要正副編收聲才作出反駁是應該如何解讀？為什麼今次共產黨又不能跟正副編合作，要出此下策呢？！

有些人總是牛頭不對馬嘴真的很頭疼啊，拿這篇文章出來很明顯是新任編輯部和中宣部那班長老的意思，冰點不是張海鵬的私人刊物，登或不登出一篇文章輪不到他敢或者不敢，而且張海鵬為甚麼要"替正副編講句公道話"，人家文章討論的是歷史問題不是報務問題。中宣部拙劣的政治操作固然產生了反效果，但冰點整頓也一樣在封殺淡化之列，既然要轉移視線製造學術之爭的假象，當然不會此地無銀三百兩，讓提及報務的文章發佈這麼蠢的。

算了吧，「無厘頭」是香港的基石啊，何況大話西遊才顯得有深度呢。

老袁的文是舊文，反駁(不是謾罵)在冰點登之前早就有了，以前冰點只登袁文不登駁文的時候，倒不見有誰提過甚麼「封殺、言論自由」云云。現在就更不會提了，因為在一些人心中已經有了這樣的印象：只有袁文才能代表被封殺，只有袁文才能代表被打壓的真理，駁文不管你是現在寫的還是以前寫的，不管是講歷史的還是講政治的，都難免被有意無意地貼上政治標籤。

能公然吹捧一種意見，打壓反對意見，同時又能讓人覺得被吹捧，曝光率最高(各大傳媒轉載，互聯網廣泛流傳)的前者才是弱者、受害者，這招實在是使得非常漂亮。

中宣部的實力，深不可測啊。

http://orientaldaily.orisun.com/new/new_f20cn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