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叫執法嚴明?, 再討論香港小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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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嚴明好好好!

http://hk.news.yahoo.com/article/090125/4/ae6f.html

3年後只有更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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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食環署終於衝出香港

作者: 钱钢

香港也有类似内地“城管与小贩发生冲突”的新闻。香港不叫“城管”，叫“贩管”，全称是食物环境卫生署小贩管理队。这些年在媒体上读到过几起恶性事件。当 “贩管”检控无证摊贩时，逃跑的小贩，有人溺水身亡，有人被车撞伤。这两天的新闻是，有十名“贩管”围住一个涉嫌“阻街”的阿婆，阿婆跪地求情仍被拘控。七十岁的徐伯路见不平，挺身喝止，因一名“贩管”乱中跌倒，徐伯被指控袭击执法人员，被警方扣押，地方裁判法院判其“守行为9个月”（相当于一种警告），该判决饱受恶评。

小贩问题在香港由来已久。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大批建筑工从内地涌来，小贩亦跟随而至，沿街叫卖，路旁煮食，百多年前的香港，看上去就像“小贩城市”。严重的卫生问题出现了，特别是鼠患，而那时鼠疫是香港的死敌，所以政府从一开始就试图严管。最初管理小贩的是警察，警察的腐败也正是从那里发端。警察和三合会组织相互勾结，利用发牌、检控等环节，对小贩敲诈勒索，将法治变成牟利工具。

那个腐败年代，已成香港的遥远记忆（甚至可以说“一去不复返”了）。上世纪70年代后，包括反腐倡廉，港英政府的管制有诸多改善。小贩管理权由警方交市政局，2000年，交食环署。勒索小贩的事已很罕见，但欺负小贩的事今天仍时有所闻。报纸上有篇很有意思的专访，受访者黄先生的父亲曾是磨剪刀的小贩，而他自己是小贩管理队的成员，这位青年时代曾熟读左翼书刊的黄先生坦承：“做我这份工作，多多少少就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有些镇压性质。”据他回忆， “更严厉地打击小贩，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而“对小贩的污名化和雷厉扫荡是高地价政策和地产霸权的结果”。

据食环署统计，截至2009年12月底，全港共有6513个固定摊位小贩牌照和678个流动小贩牌照。对香港这座曾经的“小贩城市”来说，这数目实在不多，更何况还在与日俱减。当制造业纷纷迁往内地，香港经济转为以服务业和金融业为核心的知识型经济，尊富崇贵的“中环价值”成为主流价值，小贩的生存空间就日益受到挤压。黄先生认为，规管是必要的，但他问道：“规管要到什么地步？我们要的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再敬重小贩自主劳动的尊严？这个都市到底是要有个性的自主社区生活，还是要无头无脸的样板国际大都会？”

这两年金融危机，为纾解民困，香港政府又恢复向“雪糕仔”、擦鞋匠发放经营牌照，甚至还给一位小贩颁发了养猴牌照——因为这位阿伯要以猴子招徕顾客，销售土药“疳积散”。有关小贩的新闻，每每勾起香港人十分复杂的情感。毋庸讳言，在许多人的怀旧情绪里，潜藏着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忧虑。而我注意的是，在香港，解决冲突的机制是什么？我发现，每当小贩问题成为焦点，媒体、社团、政党、议员都会发表大量意见，包括“贩管”本身。那位接受媒体访问的黄先生，就是“贩管队”的工会领袖。有时食环署在接到市民投诉时，将责任推给前线执法人员，“贩管”的工会也会站出来替自己说话。

这是香港社会的成熟之处：有较完善的监督与对话渠道。在中环闹市，有几位擦鞋匠，多年来未能获发牌照。政治取向不同的各政党多位议员竞相出来表态，一致力挺擦鞋匠。电视还直播区议会的辩论，整整一个半天，大家都以大同小异的动情语言，呼吁政府为擦鞋老人发牌。从这个意义上也不妨说，敏感的小贩问题，成了政治人物“亲民秀”的机会。其实这也是历史形成的现实。毕竟，这里的舞台，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是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