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三國志•武帝紀》：
十六年春正月......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公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敕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三國志•高柔傳》：
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己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
(高柔是前文提到的高幹之從弟，又有一說為從子。《高柔傳》注有高幹出身。袁氏滅後高柔仕曹。)
《三國志•馬超傳》：
超既統眾，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
《三國志•馬超傳》注引《典略》：
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眾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陳。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
(演義中韓遂麾下楊秋等八將就是源於這個名單，他們的地位被貶低了。平話之粗略與亂來，更寫邊章、韓遂應馬超。提醒一下，本文3.1章早已提及楊秋。)
《三國志•張魯傳》注引《魏略》：
......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興平之亂，各有眾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未完)
《三國志•張既傳》注引《魏略》：
(閻行事跡續)
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未完)
《三國志•張魯傳》：
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奔之(指奔漢中張魯)者數萬家。
《三國志•杜畿傳》：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
(這裡說河東民無異心，可以留意《魏略》云程銀等三將是河東人。)
《三國志•武帝紀》：
(戰事經過續)
秋七月，公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
注引《魏書》：
議者多言「關西兵彊，習長矛，非精選前鋒，則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耳。」
《三國志•武帝紀》：
(編排於戰事經過後)
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公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眾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為功差易，吾是以喜。」
(《資治通鑑》胡三省注：
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為精彊，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
4.2
《三國志•武帝紀》：
(戰事經過續)
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
(丁斐，典軍校尉，曹爽心腹丁謐之父，見《三國志•曹爽傳》注引《魏略》。)
注引《曹瞞傳》：
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
(此文前半又見於《藝文類聚》卷七十，略有不同。今引宋紹興本：
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恚，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引操入舡，得渡。)
《三國志•許褚傳》：
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
(後面提到《魏書》指曹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
《三國志•武帝紀》：
(戰事後)
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未完)
注：
臣松之案：漢高祖二年，與楚戰滎陽京、索之間，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扞兩面。
《三國志•徐晃傳》
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
(此據中華書局點校本，一段中有「蒲阪」、「蒲坂」兩種寫法。
司馬光《資治通鑑考異》：
......《武帝紀》潛遣二將渡蒲阪，皆太祖之謀，而《晃傳》云皆晃之策，蓋陳氏各欲稱其功，美不相顧耳。)
《三國志•馬超傳》注引《山陽公載記》：
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
另附參考資料：
陳連慶論文《曹瞞傳輯校》(見陳連慶教授學術論文集《中國古代史研究》，原載東北師大《中國古代歷史人物論集》)，認為吳人所寫(據裴松之所言)的《曹瞞傳》，比魏晉史家更能反映當時某些事實情況，是值得重視的材料，潼關之役是其中一例，今節錄其內容：
潼關戰役的失敗，是曹操軍事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陳壽《三國志•魏武帝》對此諱莫如深。只云：「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乃得渡。」事實上，並不是那麼簡單。本書謂：「操與馬超戰，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操恚，猶坐胡床不起......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可見當時情況是非常危急的。陳壽不是不知道這件事，可是卻故意閃爍其詞，為曹操掩飾。如果沒有此書，那麼，《後出師表》所謂「殆死潼關」一語，就會成為終古之謎了。
(至於此說有多合理，請自行判斷。)
4.3
《三國志•武帝紀》：
(戰事經過續)
賊退，拒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于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公不許。九月，進軍渡渭。(未完)
注：
《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
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臣松之按《魏書》：公軍八月至潼關，閏月北渡河，則其年閏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
(《曹瞞傳》此文又見於《後漢書•獻帝紀》注、《水經注》卷十九及《太平御覽》三處、《通典》卷一百六十一。《太平御覽》卷七十四以《曹瞞傳》為目，卷一百九十二、卷三百三十五卻以《魏志》為目，卷一百九十二之引文與《三國志》一模一樣。這裡對各版本之間的最主要分別略作介紹。部分地方的引文最前有「操與馬超隔渭水」之類的語句。「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作「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皆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通典》同，比其他版本包括同書另外兩處詳細得多，其他版本在這點上沒有大分別。《獻帝紀》注所的版本，以及與其他版本的差異，見本文4.4章。《獻帝紀》指後來曹操敗韓遂等的時間是十六年秋九月庚戌。
不太明白裴松之所疑，潼關北渡是前事，這不是在說九月進軍渡渭嗎？)
《三國志•崔琰傳》注引《吳書》：
(婁圭事跡)
......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
4.4
《三國志•武帝紀》：
(戰事經過續)
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
(盧弼《三國志集解》：本志《董卓傳》：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蜀志•馬超傳》注引《典略》云：馬騰之入，使超領騰營。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又按《超傳》超臨沒上疏云：「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據諸傳及《典略》所云是，馬騰家屬已全徙鄴，尚不足置信，而超求送任子乃可信耶？況超置父不顧(超謂韓約曰：「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見《張既傳》注引《魏略》而恤其子耶？以操之明，自不為所紿矣。)
《三國志•武帝紀》：
(曹操戰後所言續)
公曰：「......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三國志•賈詡傳》：
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
《三國志•武帝紀》：
(戰事經過續)
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未完)
(《資治通鑑》胡三省注：
遂與樊稠交馬語而得以斃稠，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然後知遂之所以遇稠者，非用數也。若馬超等之疑遂，則猶李傕之疑稠也。)
注引《魏書》：
公後日復與遂等會語，諸將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為木行馬以為防遏。」公然之。賊將見公，悉于馬上拜，秦、胡觀者，前後重沓，公笑謂賊曰：「汝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胡前後大觀。又列鐵騎五千為十重陳，精光耀日，賊益震懼。
(胡三省《通鑑釋文辨誤》有一條關於「重沓」意思。)
《三國志•張既傳》注引《魏略》：
(閻行事跡續)
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
(未完)
《三國志•馬超傳》：
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盻之，超乃不敢動。
《三國志•許褚傳》：
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盻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馬超傳》、《許褚傳》提及曹操與馬超會語，亦見於《太平御覽》引《江表傳》(見下)；《武帝紀》及注引《魏書》、《張既傳》注引《魏略》提及曹操與韓遂會語。此兩類記載存有值得爭議之處。與馬超會語的記載未明確指出在戰事哪個階段發生，而《武帝紀》明確提到的會語只有一次，兩類記載究竟是發生在同一次會面(同一次會面中先後與兩人接觸)，還是分別發生過兩次會面？演義就將兩者當成在戰事不同時期的兩次會面，馬超見曹操、問虎侯編排在築冰城之後。
盧弼《三國志集解》於《武帝紀》、《許褚傳》注中分別談過這問題。其引《資治通鑑考異》之說，以兩事發生在同一次會面為出發點，質疑與馬超會語之說的真確性，因為與韓遂會語是施行離間計，不應有馬超在場，且《武帝紀》只提及韓遂，未言馬超。盧弼自己在兩處注中所表現的態度並不一致，在《許褚傳》注裡只引《魏書》、《魏略》為證支持《通鑑考異》之論，在《武帝紀》注裡卻引《馬超傳》，並云「或操與遂語時，超距離稍遠，故不聞其語也」。
比較各記載中的會面人物：《武帝紀》是韓遂；《魏略》是韓約(韓遂)；《魏書》是韓遂等，有「等」字，其實亦未必不包括馬超；《馬超傳》是韓遂、馬超；《許褚傳》韓遂、馬超；《江表傳》是馬超。
《武帝紀》、《魏書》、《魏略》所講的是三個不同方面，用詞亦各有不同，但要是會面可能不止一次，則三處所載亦未必屬同一次。而《許褚傳》、《馬超傳》說的是同一回事，語句幾乎一樣，很有可能同源，就算《太平御覽》所引《江表傳》之文說的是另一方面，亦有相似語句，從這點來看，與馬超會語記載的互證確是顯得較弱。
雖然《武帝紀》明確提到的會語只有一次，但是否必須能當成只此一次呢？)
《太平御覽》卷七百四引《江表傳》：
魏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嘗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輙製米囊，以量太祖輕重。太祖尋知之，曰：「幾為狡虜所欺。」
(「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兩語，如同《馬超傳》和《許褚傳》。)
《三國志•武帝紀》：
(戰事經過續)
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
《三國志•阮瑀傳》(附於《王粲傳》)注：
臣松之案......又《典略》載太祖初征荊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
(阮瑀為曹操所作之書，有可能是用以離間之書嗎？裴松之的時代該書仍存，但史籍裡曹操予韓遂之書，暫時只發現前面提到的《與韓遂教》，而嚴可均《全後漢文》亦未見有阮瑀作予韓遂之書，只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為曹公與劉備書》。)
《後漢書•獻帝紀》：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
注引《曹瞞傳》：
時婁子伯說操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超、遂數挑戰不利，操縱虎騎夾擊，大破之，超、遂走涼州。
(此段《曹瞞傳》出現在不少古籍中，見本文4.3章。這裡的引文，前段比其他書所引的為簡，但後面多了曹操破馬超等的描述，其「縱虎騎夾擊」之語亦見於《三國志•武帝紀》原文。)